童年期严厉管教对青少年奖赏加工的特异性影响：基于英国千禧队列研究的行为证据

本研究基于英国千禧队列（MCS）大数据，通过HOME-SF观察评估与剑桥赌博任务（CGT）行为测试，首次揭示3岁时期母亲严厉管教行为可特异性预测11岁时青少年的风险决策倾向（风险寻求升高或惩罚敏感度降低），且该关联独立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母亲心理状态及儿童认知能力等因素，为早期环境塑造青少年神经认知发育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儿童发展研究领域，早期家庭环境如何影响青少年神经认知功能一直是核心议题。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或父母心理健康对儿童认知行为的影响，却较少关注家庭物理与情感环境对奖赏加工过程的特异性作用。奖赏加工（Reward-processing）作为个体评估收益与损失并据此决策的核心认知功能，不仅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更是理解动机行为的关键窗口。尤其青少年期作为奖赏敏感性显著升高的特殊阶段，探究其与早期家庭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然而，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揭示早期家庭情感与物理环境的观测特征如何预测青少年奖赏决策模式，这一空白成为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为系统探究该问题，Eirini Flouri团队利用英国千禧队列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 MCS）这一全国性大型出生队列数据，纳入10,202名儿童作为分析样本。研究人员采用家庭环境观察简版量表（Home Observation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Short Form, HOME-SF）对3岁儿童家庭环境进行标准化观察评估，重点测量家庭物理混乱程度、母亲反应性缺陷及严厉管教行为三个维度。当儿童11岁时，使用剑桥赌博任务（Cambridge Gambling Task, CGT）量化其奖赏决策表现，包括风险承担、决策质量、深思时间、风险调整、延迟厌恶及总体投注比例等指标。研究采用调查加权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控制性别、种族、家庭收入、母亲教育程度、心理困扰、发育里程碑及儿童认知能力等多重混杂因素，并通过多重插补处理缺失数据。

研究首先通过样本偏差分析发现，被排除的分析样本更多来自非白人群体、低收入家庭及单亲家庭，表明需通过统计方法校正选择偏差。相关性分析显示，HOME-SF各维度间仅存在弱相关（r=0.12–0.20），而CGT指标中风险承担与总体投注比例高度相关（r>0.95），后者因此在多变量分析中被排除。

在核心发现部分，物理环境与反应性缺陷未见显著效应：

家庭物理混乱程度与所有CGT指标均无显著关联（β均无统计学意义，p>0.01）。

母亲反应性缺陷虽与风险调整存在微弱关联（β=-0.034, p<0.05），但经Bonferroni校正后未达到显著性阈值（p<0.01）。

严厉管教独显预测作用：

母亲严厉管教行为显著预测风险承担水平（β=0.014, se=0.004, t=3.284, p=0.001），且该效应在同时调整另外两个HOME-SF维度后依然稳健（β=0.014, se=0.004, t=3.226, p=0.001）。

严厉管教对风险调整、决策质量、延迟厌恶等指标均无显著预测力，表明其影响具有行为特异性。

机制探索指向言语管教主导：

通过分解严厉管教子项发现，斥责（scolding）为主要驱动因素（β=0.011, p=0.003），而肢体约束（restraining）无独立效应。掌掴（slapping）因发生率过低（仅0.6%）未能有效分析。

研究结论强调，早期严厉管教——尤其是言语层面的严厉行为——可特异性增强青少年奖赏敏感性或降低惩罚敏感性，且该效应独立于家庭物理环境、母亲温暖反应及社会经济背景。这一发现支持生命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的预测，即早期环境严苛性促使个体发展“快策略”（fast strategies），表现为更关注即时奖励与风险寻求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母亲温暖反应性缺失并未显示类似效应，说明“负面教养经历”（如严厉管教）而非“正面教养缺失”才是影响奖赏加工的关键。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通过大规模纵向数据与标准化行为测量，证实早期观察到的严厉管教行为对青少年奖赏加工具有长期特异性影响；为早期干预提供了精准靶点（减少严厉言语而非仅增强温暖）；为环境塑造认知发展的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然而，研究仍存在局限性：效应量较小（R2<0.1）；CGT任务无法区分奖赏寻求与惩罚回避；父亲及扩展家庭互动未被评估；HOME-SF量表信度较低（Cronbach's α=0.47–0.67）。未来研究需结合神经影像学技术（如fMRI）深化机制探索，并追踪教养行为的长期模式以揭示敏感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