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研究新突破:从传统认知到现代微生物组学的演变

【字体: 时间:2025年09月30日 来源:Current Opinion in Gastroenterolog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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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研究的重要进展,指出SIBO实为包含氢主导型SIBO、肠道产甲烷菌过度生长(IMO)与硫化氢过度生成(ISO)的综合征候群。新一代测序(NGS)与三气体呼气检测技术证实,SIBO并非结肠菌群逆向迁移,而是由变形菌门(如大肠杆菌、克雷伯菌)特异性增殖导致。这些发现革新了SIBO与肠易激综合征(IBS)的关联机制认知,为个体化治疗策略开发奠定基础。

  

研究目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一直被临床所认知。早期研究基于“结肠菌群逆向迁移至小肠”的理论,依赖非保护性抽吸导管和传统培养技术。随着呼气检测、小肠采样、培养技术及下一代测序(NGS)的进步,学界对SIBO的理解得以深化。

最新发现

现代研究揭示“SIBO”实际涵盖三种不同类型的过度生长:经典SIBO(氢主导型)、肠道产甲烷菌过度生长(IMO)及肠道硫化氢过度生成(ISO),每种类型具有独特的微生物谱。NGS技术证实SIBO并非结肠菌群迁移的结果,而是变形菌门中两种特定菌株——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和克雷伯菌(Klebsiella)的过度增殖。此外,粪便与小肠微生物组的NGS分析验证了呼气试验作为诊断工具的有效性。

小结

这些进展共同促进了过度生长综合征中关键微生物的识别,揭示了其与肠易激综合征(IBS)等疾病的关联,并为未来开发新型个体化治疗方案铺平道路。

关键点

  • 微生物过度生长现被理解为包含小肠细菌过度生长、肠道产甲烷菌过度生长和硫化氢过度生成三类;
  • 每种类型关联独特的呼气气体谱,且负责肠道气体产生的关键微生物已被识别;
  • 理解呼气气体、肠道微生物谱与患者症状间的关联是开发有效治疗的关键。

引言

SIBO由小肠微生物组改变引起。传统认为SIBO是某些患者(如Billroth II术后、胃切除及盲袢综合征)不明原因腹泻、体重减轻和吸收不良的鉴别诊断之一。现代观点认为相关症状更可能与术后结构改变相关。
近几十年间,对SIBO的认知因多项技术进展而革新:氢呼气试验的推广、其他气体(如甲烷)的加入,以及NGS技术的应用,共同重新定义了微生物过度生长的内涵。例如,传统“结肠菌群迁移”假说已被NGS数据推翻——数据显示SIBO是特定机会性微生物(如大肠杆菌)的过度生长。

告别传统SIBO认知

SIBO的概念已存在数十年。早期定义依赖呼气试验等间接评估和小肠抽吸物培养。当时抽吸导管未经灭菌处理、培养技术有限,且缺乏内镜辅助,其准确性存疑。SIBO曾定义为抽吸物中菌落形成单位(CFU)>105/ml,但健康人群上段小肠中菌落数几乎从未超过103 CFU/ml。2018年北美共识基于循证医学将SIBO重新定义为>103 CFU/ml,后续多项指南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标准。而超高菌落数(如>105 CFU/ml)通常仅出现于盲袢综合征等极端情况。
1980年代氢呼气试验逐渐普及,使用葡萄糖或乳果糖作为底物。1990年代甲烷被加入检测项目,但其作用尚不明确。已知人类细胞不产氢或甲烷,故呼气中这些气体必然来自肠道微生物。
近年来,呼气试验进一步纳入硫化氢(H2S)检测,完善了对三种肠道微生物气体的全面监测。甲烷与便秘相关,硫化氢则与腹泻相关。NGS研究证实呼气气体水平可反映肠道(包括小肠)中产气微生物的定植程度,且这些气体与功能性胃肠疾病密切相关。

SIBO的病因

任何导致小肠蠕动减慢或传输延迟的疾病都可能引发SIBO,其机制包括动力异常、机械性梗阻、药物影响、免疫缺陷、自身免疫疾病、代谢性疾病等。SIBO常见于老年人不明原因腹泻及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而其与肠易激综合征(IBS)的关联虽明确却存在争议。

SIBO的诊断

诊断SIBO主要依赖小肠抽吸物培养和呼气试验。十二指肠抽吸培养被视为金标准,但存在明显局限:传统单腔导管取样易被污染(污染率高达20%),而新型双腔导管可降低污染风险。培养技术的另一问题是仅以>105 CFU/ml为判读标准,忽略了北美共识推荐的>103 CFU/ml阈值。此外,取样位置(十二指肠与空肠差异)及未来NGS技术替代培养的可能性也是当前焦点。
呼气试验则因无创、简便、经济而被广泛采用。关于底物选择(葡萄糖 vs. 乳果糖)的争议持续存在:葡萄糖因不达结肠而特异性高但敏感性低;乳果糖因覆盖全小肠而敏感性高但特异性较低。最新NGS研究证实呼气试验结果与小肠微生物组成高度一致:氢阳性与变形菌门增多相关,硫化氢和甲烷水平分别与产硫化氢细菌和产甲烷菌数量相关。

SIBO的微生物分型

随着呼气试验可检测全部三种气体(H2、CH4、H2S),其与微生物组和症状的关联越发清晰。
第一代仅测氢的呼气试验虽能标识SIBO,但氢水平与症状严重度无关,原因在于氢被其他微生物消耗:产甲烷菌每生成1 mol CH4需消耗4 mol H2,产硫化氢菌每生成1 mol H2S需消耗5 mol H2。NGS研究进一步揭示SIBO并非结肠菌群迁移,而是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杆菌的过度生长(在SIBO患者中占十二指肠微生物组的46%)。这些菌属是高效产氢菌,其过度增殖导致微生物多样性下降。
第二代加入甲烷检测的呼气试验发现CH4与便秘相关,且甲烷可直接延缓肠道传输。甲烷还与肥胖、衰老及心率降低等生理状态相关。NGS证实小肠中存在产甲烷菌(如甲烷短杆菌Methanobrevibacter smithii),尽管小肠氧浓度较高,但黏膜局部微环境仍适合其定植。呼气甲烷水平与肠道中甲烷短杆菌数量直接相关,故提出“肠道产甲烷菌过度生长(IMO)”概念,定义为呼气CH4 >10 ppm。
最新加入的硫化氢(H2S)检测最为复杂:其产生途径多样,依赖饮食硫含量,且人类细胞也可产生少量H2S。呼气H2S升高与一组细菌相关,小肠中以奇异变形杆菌(Proteus mirabilis)为主,结肠中以脱硫弧菌(Desulfovibrio)和梭杆菌(Fusobacterium)为主。呼气H2S与腹泻严重度相关,由此提出“肠道硫化氢过度生成(ISO)”概念。

SIBO与肠易激综合征(IBS)的特殊关联

IBS是胃肠科最常见疾病之一,其症状涵盖腹痛、排便习惯改变和腹胀。近20年数据表明相当部分IBS与SIBO和IMO相关。Meta分析证实IBS患者氢呼气阳性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呼气数据进一步将IBS分为不同亚型:腹泻型(IBS-D)与SIBO(呼气H2↑)相关,便秘型(IBS-C)与IMO(呼气CH4↑)相关。最新研究显示IBS-D存在两种微生物亚型:一种以呼气H2升高和大肠杆菌过度生长为特征;另一种以呼气H2S升高和脱硫弧菌/梭杆菌增多为特征。IBS-C患者则显示与甲烷生成相关的微生物代谢通路富集。
急性胃肠炎是IBS-D的重要诱因。空肠弯曲菌感染大鼠模型可复制IBS-D表型,并出现两种小肠微生物型:一种以大肠杆菌增多为特征,伴随免疫和炎症通路激活;另一种以脱硫弧菌增多为特征,涉及硫化氢相关通路(如生物钟、凝血和疼痛反应)。这些发现可能解释约60% IBS-D的病因。
IBS伴SIBO还可能涉及移行性运动复合波(MMC)减少。动物模型显示感染后Cajal间质细胞减少可能与此相关。

微生物过度生长的治疗

管理微生物过度生长需先评估患者:便秘或腹泻?有无胰腺疾病、炎症性肠病、手术史、自身免疫病或免疫缺陷?用药史也需明确。纠正原发病因(如肠粘连)可根治问题。
抗生素是数十年来的主要疗法。甲硝唑单药效果差,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四环素、氟喹诺酮和利福昔明疗效相当。鉴于耐药性顾虑,利福昔明成为首选。IMO治疗更复杂:甲烷菌非细菌,故抗生素设计并非针对其抑制。但利福昔明联合新霉素可改善便秘并降低甲烷水平。
ISO的治疗选择尚不明确。早期研究支持水杨酸铋可减少产硫化氢菌,目前有人尝试利福昔明联合铋剂。最新动物研究显示利福昔明联合N-乙酰半胱氨酸可减少小肠菌群并改善粪便形态。
益生菌疗效有限。两项Meta分析显示益生菌单用对SIBO发生率无显著影响,但与抗生素联用可提高根除率。在减肥手术所致SIBO中益生菌/合生元也未显获益。
饮食干预研究不足。低FODMAP饮食或低发酵饮食可能有益,前者在基线呼气H2 >8 ppm的IBS患者中应答率更高。未来或需根据呼气结果选择饮食(如对H2S升高者限制含硫食物)。
要素饮食可作为SIBO/IMO的诱导缓解疗法。早期研究显示14天要素饮食可使80%以上患者呼气试验正常化;新式可口要素饮食也可使73%患者呼气正常化,且对氢阳性者效果达100%。其长期疗效尚待观察。

结论

现代技术革新了对SIBO的认知,表明其实际包含多种微生物过度生长综合征(SIBO、IMO、ISO)。这些亚型不同表型对解释不明原因腹泻、便秘、腹胀和腹痛具有重要意义,其分型正指导着新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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