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Hydropower resettlement reshape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s: Insights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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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西南地区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移民的682份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水电移民对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CP）感知及其主观福祉（SWB）在搬迁前后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移民的物质性NCP感知下降超过50%，而调节性和非物质性NCP感知与SWB的关联在搬迁后显著增强，尤其在年轻移民中更为突出。研究强调了超越物质补偿、关注人地关系价值对于提升移民福祉和促进可持续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移民安置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引言
水电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关键来源，在全球低碳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水电项目通常会淹没大面积土地，导致大量人口被迫迁移和重新安置。研究表明，水电移民往往伴随着移民家庭福祉的下降，包括收入损失、社会关系瓦解以及对安置结果的不满。随着水电开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持续进行，水电引发的移民安置问题依然普遍，预计将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在此背景下，提升移民的福祉成为水电项目规划、实施以及后期扶持策略的重要目标。
人类福祉是一个多维概念，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传统的水电移民政策和评估主要关注收入恢复和住房供给等客观福祉目标，而对移民主观福祉（SWB）的关注相对有限。移民的SWB反映了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感知、对安置结果的满意度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感，这些对于长期融入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主观福祉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提出的“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CP）概念，为理解自然如何促进福祉的客观和主观维度提供了一个整体视角。NCP指的是自然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所有正面和负面贡献，不仅包括物质性和调节性贡献，还包括影响人们福祉的非物质性贡献。与西方科学传统不同，NCP整合了来自不同文化，特别是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多元知识体系、价值观和世界观。
中国西南部地区由于丰富的水资源和陡峭的河流梯度，在大规模水电开发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该地区不仅是重要的水电潜力区，还居住着多样的少数民族（如彝族、苗族、傣族和白族），每个民族都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生计实践和社区网络。这样的文化背景长期影响着人们对NCP的感知，反映了理解和参与当地生态系统的多元方式。因此，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如水电开发，不仅是景观的生物物理转变，也重塑了不同社会群体如何感知并从自然中获得福祉。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西南部金沙江下游的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移民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化问卷调查，收集了682份有效问卷，捕捉了移民在搬迁前后对NCP的感知和SWB。研究基于IPBES框架，将感知的NCP分为三类：物质性、调节性和非物质性NCP，同时从五个维度评估SWB：美好生活的基本物质、安全、健康、社会关系以及选择与行动的自由。
研究区域位于云南和四川两省交界处的金沙江下游。乌东德（装机容量1020万千瓦）和白鹤滩（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水电站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投产发电，是金沙江下游四级梯级水电站的前两级。移民安置工作分别于2019-2020年（乌东德）和2020-2021年（白鹤滩）完成，分别涉及约10.2万和3.2万人。库区两岸位于干热河谷，光照充足，垂直气候差异大，适宜耕作。搬迁前，乌东德移民中83.54%从事农业生产，白鹤滩移民中68.15%务农，但安置后分配的土地往往更陡峭、肥力更低，给依赖农业的家庭维持生计带来困难。库区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0566元，显著低于2019年全国平均水平16021元。受移民计划影响的县中，少数民族平均比例达到23.33%，包括彝族、苗族、傈僳族、回族和布依族等。此外，这些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6.83%。
研究的分析框架借鉴了IPBES概念框架，通过感知NCP来代表人们对自然价值的理解，以SWB来表征良好的生活质量。框架中的“状态变化”箭头捕捉了移民安置如何改变移民的感知NCP，以及这些感知影响其SWB的程度。感知NCP的指标基于前人研究，并结合移民安置区的具体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定制。物质性NCP包括食物、薪柴和水源供应；调节性NCP包括洪水调节、土壤保持、水源净化和空气净化；非物质性NCP包括审美、文化遗产、休闲娱乐和场所感。SWB的指标体系则借鉴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和相关文献，共包含16个具体指标，分属上述五个维度。
数据收集于2022年8月（乌东德）和2023年5月至6月（白鹤滩）在云南省的移民安置社区进行。采用目的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选取了4个乌东德移民社区（覆盖超过85%的移民人口）和10个白鹤滩移民社区（覆盖超过90%）。在每个社区内，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随机选取的18岁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移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访谈。问卷包含三个主要部分：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感知NCP和SWB。所有问题均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为确保数据质量，排除了不完整、存在重大逻辑不一致或回答模式过于统一的问卷。
分析方法上，本研究采用等权重法为三类感知NCP和五个SWB维度创建了综合指数。计算相对变化率以评估搬迁前后感知NCP和SWB的变化幅度和方向。采用统计检验（t检验、ANOVA或非参数检验）来检验不同民族和年龄组在感知NCP和SWB上的组间差异。使用Mantel检验来探索感知NCP指标与SWB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采用非度量多维标度（NMDS）基于欧氏距离对SWB数据进行排序，然后将感知NCP指数通过向量拟合到NMDS排序上，计算R2值以表示感知NCP指数解释的SWB变异比例。
结果
感知NCP的变化
搬迁后，移民的感知NCP在所有三个类别上均出现下降，其中物质性NCP的下降最为急剧，平均降幅达52.8%。搬迁前，物质性NCP的感知水平最高（指数超过4），但搬迁后所有群体的指数均急剧下降。调节性NCP的下降相对温和，但非汉族移民的感知下降幅度显著大于汉族移民。在非物质性NCP方面，搬迁前非汉族移民的感知值显著高于汉族移民，且感知水平随年龄增长而升高。搬迁后，非汉族移民的感知水平下降至与汉族移民相当的水平，其中年长移民的下降更为显著。具体到指标，食物和薪柴供应下降了超过2分，水源供应的下降在非汉族移民中更为明显。在调节性NCP中，水源净化的变化最大，而土壤保持的变化最小。对于非物质性NCP，非汉族移民最初对文化遗产和场所感表现出更强的依附，但搬迁后这两个指标的值显著下降。汉族移民在搬迁后对休闲娱乐效益的感知有所上升。总体而言，非汉族移民经历的下降比汉族移民更显著，年轻成年人受到的影响小于中年和老年成年人。
SWB的变化
在SWB的所有维度中，基本物质维度改善最为显著，平均增加了47.1%，而社会关系维度则出现了14.4%的下降。安全感和健康维度仅有微小变化，平均分别增加了7.6%和5.8%。自由维度在搬迁前后变化最小。在基本物质维度上，年轻成年人的相对增长率最高，但其在搬迁前后的绝对指数仍低于中年和老年成年人。在社会关系维度上，汉族和非汉族移民在搬迁后均有所下降，但非汉族移民的SWB指数在搬迁前后均显著高于汉族移民。这种民族差异在自由维度上也很明显，中年和老年非汉族移民的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同龄人。此外，年轻汉族成年人报告的自由度高于中年和老年汉族移民。具体指标上，交通可达性、教育设施和商业服务的满意度在搬迁后显著增强。住房满意度显著下降，公共安全水平基本不变，而对野生动物袭击的安全感知显著增加。身体健康在搬迁后相对不变，但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而心理健康下降更为明显，尤其在汉族移民中。废物处理和卫生服务满意度对汉族和非汉族移民均有显著提高。在社会关系方面，邻里互动和社区信息关注度在搬迁前后保持不变。参与民族活动的频率在非汉族移民中搬迁后下降更显著。汉族移民与亲戚的互动比非汉族移民下降更多。在自由维度上，社区治理的公平性和市场参与指标变化极小。
感知NCP与SWB关系的变化
Mantel检验结果显示，感知NCP与SWB维度之间的关系在搬迁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物质性NCP，搬迁前，其指标（食物、薪柴、水源供应）与所有年龄组汉族移民的社会关系维度相关，但搬迁后这些关联主要转向安全维度。在非汉族中年移民中，搬迁前物质性NCP与安全和社会关系维度紧密相关。搬迁后，水源供应指标与年轻非汉族移民的更广泛的SWB维度相关联。对于调节性NCP指标，搬迁后其在汉族和非汉族群体中与SWB五个维度的相关性均显著增加，其中年轻成年人的增幅最大。在汉族移民中，感知调节性NCP指标在搬迁后与基本物质、安全和健康显著相关。在非汉族群体中，搬迁后与SWB相关的调节性NCP指标因年龄而异。感知非物质性NCP指标与SWB维度的相关性最强。对于汉族移民，非物质性NCP指标在所有年龄组中，在搬迁前后均与SWB保持强相关。对于非汉族移民，感知非物质性NCP也对SWB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关联数量显著少于汉族移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年轻成年人，所有四个感知非物质性NCP指标都与安全感密切相关；而对于老年成年人，感知非物质性NCP与SWB的关系在搬迁后显著下降。
NMDS排序的envfit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感知NCP与整体SWB之间相关性的显著变化。对于汉族移民，搬迁前主要是感知非物质性NCP影响SWB。搬迁后，则是感知调节性和非物质性NCP共同影响SWB。感知调节性NCP对SWB的积极影响呈现年龄依赖性下降，年轻成年人的增幅最大（R2 = 0.34）。对于非汉族移民，虽然搬迁前感知非物质性NCP对SWB有积极影响，但其效应弱于汉族群体。搬迁后，感知调节性NCP成为所有年龄组SWB的重要贡献者。在年轻非汉族群体中，感知NCP解释了SWB变异的很大部分。相比之下，感知非物质性NCP对老年成年人SWB的影响显著下降。
讨论
感知NCP与SWB的变化
移民的感知NCP在搬迁后全面下降，其中最急剧的下降出现在物质性NCP。这主要是由于搬迁后，大多数安置点位于先前未开垦的土地上，耕地有限且质量差，严重限制了移民获取食物、水和薪柴等基本资源的能力。年轻成年人下降最小，可能因为他们搬迁前较少参与农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较低。非汉族移民的调节性NCP下降更显著，可能源于其传统居住的生态敏感山区，调节功能对维持当地环境稳定至关重要，搬迁到人口更密集、环境改变更大的地区后，这些功能减弱或效果不再明显。非汉族移民非物质性NCP的急剧下降则与其更强烈的文化和精神自然纽带有关，搬迁破坏了这些基于地方的文化联系，新的环境往往缺乏支撑文化认同和实践的自然特征。这种差异在年长移民中更为明显。
在SWB方面，基本物质维度显著改善，而社会关系维度显著下降，这与全球南方许多案例研究结果一致。物质收益通常源于短期物质和金融资本的改善，如现金补偿、安置房和新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些改善往往以社会关系的显著侵蚀为代价，非自愿迁移破坏了既有的亲属和地缘社区网络，导致土著知识流失和社区凝聚力减弱。
感知NCP在SWB中的作用
感知物质性NCP在搬迁前与社会关系呈中等相关，但本研究发现其与整体SWB的关联在搬迁前后均较弱。这可能是因为搬迁前许多家庭对关键物质NCP的获取已达到阈值水平，超过该水平后额外的获取对SWB改善贡献甚微（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此外，搬迁后自然资源的急剧减少可能使物质NCP不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或期望的一部分，从而降低了其与SWB的相关性。
尽管感知调节性NCP在搬迁后下降，但其与SWB的关系却显著增强。这反映了人们对这些贡献重要性的认识提高，符合禀赋效应心理原则，即个体在失去或减少后往往更重视某些东西。调节功能的丧失或恶化可能增强了移民对其在维持健康、舒适和安全方面关键作用的认识。这种增强的关联在年轻成年移民中尤为明显，他们可能更具环境意识，对生态变化更敏感。
尽管非汉族移民在搬迁前报告了更高的非物质性NCP感知，但其与SWB的关联却低于汉族移民。这可能是因为文化实践深嵌于日常生活，因此在搬迁前不太被明确认为是个人福祉的来源。非汉族年轻和中年移民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教育水平，这有助于他们在新环境中适应和重建文化认同，因此搬迁后感知非物质性NCP与SWB的关联变得更强。相比之下，老年移民的文化纽带依赖于特定的地方和实践，因此面临更大的中断，搬迁后感知非物质性NCP与SWB的关联较弱。感知非物质性NCP在汉族移民中与SWB保持稳定且强烈的关联，这可能源于汉族文化实践（如传统节日、家庭仪式和道德价值观）的适应性和非地方依赖性，使其更容易在新环境中持续。
管理实践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比较水电移民搬迁前后感知NCP与其SWB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实证视角。移民的SWB在搬迁后越来越受到感知NCP的影响。因此，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包括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生计和培育文化包容性项目，对于支持移民人口的长期福祉至关重要。具体措施包括：保护移民安置社区的生态环境，通过严格的土地利用规划、社区绿地管理和污染处理设施维护，保障支撑所有移民群体SWB的基本调节性NCP；促进生态产业和恢复项目，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社区生态旅游，为年轻移民创造与自然互动的生计机会，同时增强其生态责任感；增强年长和少数民族移民的自然联系感和文化包容性项目，通过多种渠道分享生态知识，举办融合传统生态实践的文化活动，保护少数民族生态知识，支持其福祉。
此外，水电移民安置应通过环境正义的视角来审视。移民往往在权力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被国家主导的规划或市场行为者所掩盖。老年人和少数民族尤其脆弱，因为决策过程很少承认他们的关系价值（如文化认同、精神联系和归属感）。认识到这些价值对于实现环境正义至关重要。包容和参与式治理有助于纠正权力不对称，增强程序公平。移民政策应超越经济补偿，转向能够赋权边缘群体表达其价值并重建人地关系的方法。接纳自然的多元价值为更公正和反思性的可持续性转型提供了路径。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搬迁前的感知是通过回顾性收集的，可能引入回忆偏倚。分析主要关注年龄和民族的社会异质性，未完全考虑教育、收入和性别等因素。此外，研究仅覆盖了搬迁后2至3年的短期阶段，未能探索SWB和感知NCP的长期变化。虽然考察了民族差异，但未深入分析少数民族移民的生态智慧和土著知识。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和比较方法，结合混合方法和民族志方法，揭示文化背景和地方性生态知识如何随时间推移塑造移民的适应能力与人地关系。
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西南地区的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为实证案例，考察了移民对自然贡献的感知及其主观福祉在搬迁前后的变化，并探讨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所有移民的物质性NCP感知下降超过50%。尽管调节性和非物质性NCP感知的下降幅度适中，但在少数民族老年移民中尤为显著。移民安置也改善了移民在基本物质方面的SWB，但削弱了社会关系。此外，感知调节性NCP与SWB的关联在搬迁后增强，尤其在年轻移民中更为突出。感知非物质性NCP在搬迁前后均与SWB持续相关。
研究结果强调，促进整体福祉不仅需要物质补偿，还需要保护和延续人地关系价值。这些价值源于人地互动产生的情感纽带、文化认同和伦理责任，通过支撑精神归属感和意义感而对SWB至关重要。这种依赖性在老年人和少数民族中尤为明显，他们通常拥有丰富的传统知识体系，并表现出对调节性NCP（如水源净化）和非物质性NCP（如场所感）更深层次的依赖。这种依赖反映了深刻的基于地方的依恋、文化实践和道德根基的自然连接。因此，在环境保护和发展倡议中保障这些边缘群体的关系价值，并非边缘关切，而是推进环境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核心。
本研究揭示了人地关系演变中的群体异质性。少数民族和老年移民经历了更严重的干扰，因为他们的SWB更紧密地与自然的关系层面相连，而年轻移民则在搬迁后发展了其SWB与调节性NCP之间更强的联系。通过追踪移民感知NCP和SWB在水电移民安置过程中的变化，本研究为审视人地关系带来了时间维度视角，超越了静态评估，捕捉了人们在重大社会生态转型期间与自然连接的重塑方式。更广泛地说，本研究的见解超越了地方背景，为理解大规模发展干预如何重新配置人地关系并塑造人类福祉这一更广泛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信息。通过将感知NCP与SWB联系起来，本研究推进了一个同时涵盖生态、社会和心理维度的视角，可转移用于理解其他社会生态转型，如城市化、可持续农业转型和保护性驱动的迁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