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 and Nature》：Assessing the epistemic dimension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s for inclusive ecosystem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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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并验证了“认知联结”（epistemic bonding）这一新概念，将其定义为个体通过（感知到的）知识及对地方的认知过程所形成的主观联结。研究通过瑞典和芬兰高海岸/克瓦尔肯群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世界遗产地的306名居民调查数据，证实了认知联结与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中的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维度高度相关，并与长期居住及家族历史显著相关。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芬兰，更高的认知联结水平预示着对官方自然保护措施持更负面的态度。该研究强调了知识在人地关系形成中的核心作用，为理解个体如何响应环境决策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揭示了认知联结在塑造生态系统治理包容性感知中的关键影响。
认知联结：人地关系中的知识维度
1. 引言：人地关系中的知识盲点
在生物多样性快速丧失、气候变化和生态格局转变的背景下，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主观维度变得至关重要。尽管“地方感”（sense of place）研究已广泛探讨了人与地理场所之间的情感、认知和象征性联系，但一个关键维度——知识（knowledge）——却长期被忽视。知识不仅影响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一个地方，还深刻塑造着他们与地方的互动方式。这种知识维度，即“认知维度”（epistemic dimension），对于理解生态系统治理中的主观立场和潜在争议至关重要。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提出了“认知联结”（epistemic bonding）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通过（感知到的）知识及对地方的认知过程所形成的主观联结。这一概念旨在将知识过程与人地关系联系起来，为理解环境决策中的包容性与排斥性感知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2. 理论基础：从地方依恋到认知联结
2.1 地方感研究的演进：从本质主义到多元视角
地方感研究主要植根于两种理论视角：本质主义（essentialist）和进步主义（progressive）。本质主义视角强调地方的物理特质、历史连续性和独特性，认为地方依恋是缓慢演变且抗拒变化的。而进步主义视角则强调流动性、动态性以及思想、身体、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近年来，学界呼吁采用一种多元、动态的视角来理解地方感，这需要一种“认知态度”（epistemic attitude），即对多种知识生产策略和概念化方式保持敏感。
2.2 地方依恋的多维框架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通常被理解为个体或群体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联结强度。本研究采用Raymond等人（2010）提出的多维框架，将地方依恋划分为五个可测量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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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指与地方相关的个人身份认同，即“我是谁”与“这个地方是谁”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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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指基于功能原因对地方的依恋，即该地方是实现个人活动和目标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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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联结（Nature bonding）：指与非人类自然环境的联结，强调对自然世界的情感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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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联结（Friend bonding）：指基于友谊和社区活动形成的社会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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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结（Family bonding）：指基于家庭关系形成的联结。
2.3 认知联结：连接知识与地方
认知联结（epistemic bonding）被视为一个与上述维度相关但又独立的构念。它强调知识在形成地方联结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知识不仅是关于地方的信息，更是一种通过感知、行动和与他人共处而产生的过程。认知联结关注的是，个体如何通过知识来编织与地方的联结，以及这种联结如何反过来影响他们对地方的理解和管理偏好。
3. 材料与方法
3.1 研究区域与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策略，在瑞典和芬兰交界的高海岸/克瓦尔肯群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世界遗产地展开。该区域因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地壳均衡抬升率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研究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收集数据，旨在定量检验认知联结这一概念，并探讨其与生态系统管理实践观点之间的关系。
3.2 数据收集与测量
研究开发了一套包含六个条目的认知联结量表，旨在测量个体通过知识对地方形成的主观联结。这些条目涵盖了个人、社会和环境等多个方面，例如“我对该地区的知识是我与它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对该地区自然环境的了解”。此外，调查还测量了上述五个地方依恋维度，以及受访者对当地管理实践的偏好。
3.3 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SPSS软件，主要步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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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与效度检验：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检验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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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念效度：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检验认知联结与其他地方依恋维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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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比较：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瑞典和芬兰受访者在各维度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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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偏好分析：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认知联结水平不同的群体在管理偏好上的差异。
4. 结果
4.1 受访者特征
研究共收集了306份有效问卷（芬兰126份，瑞典180份）。样本在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上与总体人口存在一定偏差，表现为高学历、年长者和男性受访者比例较高。
4.2 认知联结与地方依恋维度的关系
4.2.1 量表信效度
分析结果显示，认知联结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信度（Cronbach's α = 0.86）。地方认同、地方依赖、自然联结和朋友联结等量表也表现出可接受的信度，但家庭联结量表的信度较低。
4.2.2 构念效度与均值差异
认知联结与所有其他地方依恋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与地方认同（r = 0.68）和地方依赖（r = 0.68）的相关性最强，与自然联结（r = 0.61）和朋友联结（r = 0.57）的相关性次之，与家庭联结（r = 0.49）的相关性最弱。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认知联结与其他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均值差异，表明它是一个独立的构念。
4.2.3 认知联结与受访者变量
认知联结与居住时间呈显著正相关（芬兰 r = 0.428，瑞典 r = 0.270），表明在当地居住时间越长，认知联结越强。此外，认知联结与家族历史也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家族历史是形成认知联结的重要基础。
4.2.4 国家间差异
在控制了居住地（世界遗产地内）这一变量后，瑞典和芬兰受访者在地方依恋和认知联结强度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全样本中，瑞典受访者的认知联结水平更高，这可能与样本中瑞典受访者拥有第一或第二居所的比例更高有关。
4.3 认知联结与管理观点的关联
在芬兰的数据中，认知联结与管理偏好呈现出清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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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联结越强的受访者，越倾向于支持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权利，并对官方自然保护措施持更负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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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联结是唯一一个在所有管理偏好陈述上均能显著区分“同意”与“不同意”群体的构念。
在瑞典的数据中，这种关联模式并不显著，这可能与两国在遗产地管理历史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有关。
5. 讨论
5.1 认知联结作为地方感的新维度
本研究证实，认知联结是地方感的一个独特且重要的维度。它与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的强相关性表明，知识过程与情感认同和功能依赖紧密交织。认知联结与居住时间和家族历史的关联，则突显了知识积累的长期性和代际传递性。
5.2 认知联结对生态系统治理的启示
认知联结为理解环境决策中的争议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芬兰，认知联结越强的个体，越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管理过于强调自然科学，而忽视了文化历史和当地居民的生活经验。这表明，当管理决策所依据的知识体系与当地居民基于长期经验形成的“认知联结”产生冲突时，可能会引发对管理措施的不信任和抵制。
因此，认知联结可以作为一个指标，用于评估环境决策中的“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问题。它提醒管理者，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承认并尊重当地居民基于其与地方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独特知识体系。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定量方法验证了“认知联结”这一概念，揭示了知识在人地关系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认知联结不仅与地方依恋的其他维度密切相关，还能有效预测个体对生态系统管理实践的偏好。这一概念为理解环境决策中的包容性与排斥性感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强调了在生态系统治理中承认和整合多元知识体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