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欧亚大陆发生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包括技术、观念以及人口流动(Sherratt, 2006; Kuz’mina, 2008)。这些交流包括小麦和大麦(Triticum turgidum/aestivum 和 Hordeum vulgare/nudum)等作物的传播,以及绵羊和牛等家养草食动物的传播,还有铜冶炼技术,所有这些都从西方传入中国(Mei, 2003; Liu et al., 2017; Taylor et al., 2021)。相反,起源于中国北部的普通粟和狗尾粟(Panicum miliaceum 和 Setaria italica)则向西传播(Frachetti et al., 2010; Jones et al., 2011; Miller et al., 2016; Tan et al., 2025)。青铜时代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史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虽然学者们对作物交流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Spengler et al., 2016; Stevens et al., 2016; Dong et al., 2017; An et al., 2020; Zhou et al., 2020),但关于家养牲畜(如绵羊和牛)引入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
青铜时代,家养牲畜如绵羊和牛被引入甘肃-青海地区、河套地区和中国东北部(Yuan, 2010; Hu et al., 2022),随后传播到中国北部各地。这种扩散为中国北部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Yang, 2024)。引入的游牧传统与中国北部的当地小米农业系统之间的互动值得注意。北方农牧生态过渡带是青铜时代及后续历史时期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交流的关键边境区域,非常适合研究农牧互动。
中国的北方农牧生态过渡带涵盖了广阔的地理范围,包括内蒙古东部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等主要景观单元。该生态过渡带位于半湿润气候与半干旱气候的交界处,同时也处于暖温带和温带之间的分界线上。该地区的植被从东部的温带高草草原逐渐过渡到干燥的草原,再向西发展为沙漠草原。这种多样而脆弱的植被系统对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都非常敏感。在这种背景下,关于青铜时代的问题浮现:北方农牧生态过渡带不同区域的农牧文化交流结果如何?过去的气候变化和人口迁移在促进农牧社会互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鉴于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在生计策略上的显著差异,研究古代人类的饮食和生计方式为探讨青铜时代中国北方农牧生态过渡带内的互动提供了实用的方法(Cai and Qiu, 1984, Chen et al., 2012, Chen et al., 2017; Hu, 2021; Liu et al., 2012)。特别是,稳定同位素分析结合贝叶斯混合模型可以重建古代人类和家养动物的饮食组成。这种方法有助于量化引入的草食动物(如羊、山羊和牛)对人类饮食的贡献,同时评估本土小米农业在动物喂养策略中的作用。此外,通过将稳定同位素数据与动物考古学和考古植物学证据相结合,可以阐明中国青铜时代北方农牧生态过渡带内生计模式的相似性和区域差异。
位于中国北方农牧生态过渡带东部的辽西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有着悠久的小米农业历史,可以追溯到兴隆洼文化时期(约7800年前)(Zhao, 2004)。到了青铜时代,同一地区的下夏家店文化遗址(3900-3400年前)发现了家养绵羊、山羊和牛的遗骸(Luo, 2009)。然而,由于缺乏对这些家养草食动物的稳定同位素研究,畜牧业在人类饮食和生计策略中的作用仍不清楚。为填补这些空白,我们对来自辽西青铜时代水泉遗址的烧焦作物、动物骨骼和人类骨骼进行了系统的稳定碳和氮同位素分析,并使用了AMS14C测年技术。本研究旨在明确家养草食动物(尤其是绵羊和牛)对人类饮食和生计模式的贡献,并探讨它们与当地小米农业的关系,不仅限于辽西地区,还包括河套地区和西部黄土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