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Impact of facility based versus home based growth monitoring and promotion programs on child nutritional status in rural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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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孟加拉国农村地区儿童营养不良问题，比较了设施基础型生长监测促进（FGMP）与设施+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家庭基础型生长监测促进（FGMP+NGO-supported HGMP）两种服务模式的效果。通过类实验设计对3038对母子进行12个月随访，发现两组儿童的身长年龄Z评分（LAZ）、体重年龄Z评分（WAZ）均下降，生长迟缓、消瘦、低体重发生率上升，且组间无显著差异。结果表明现有GMP模式在改善儿童营养状况方面效果有限，需加强家庭参与和系统韧性建设。
在孟加拉国等低收入国家，儿童营养不良始终是笼罩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片阴云。尤其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如何有效监测和促进婴幼儿生长发育更成为棘手难题。生长监测促进（GMP）项目作为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手段，通常通过两种途径实施：一种是依托社区诊所的设施基础型生长监测促进（FGMP），由专业卫生人员定期为儿童测量体重身高并提供喂养指导；另一种则是将服务延伸至家庭场景的家庭基础型生长监测促进（HGMP），由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尽管两种模式并行多年，但究竟哪种方式能更有效地改善儿童营养状况，始终缺乏实证证据。
这一问题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显得尤为紧迫。当孟加拉国政府于2020年3月实施全国封锁时，医疗服务的连续性遭到严重破坏。社区诊所的常规儿童保健服务中断，非政府组织的家庭访视活动更是完全停滞。这种特殊情境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独特窗口，得以观察在应急状态下两种GMP服务模式的真实效果。由穆塔基娜·霍斯辛（Muttaquina Hossain）博士领衔的研究团队抓住这一机遇，在迈门辛地区开展了一项严谨的类实验研究，相关成果已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
研究团队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2019年8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追踪观察了3038对6-24月龄婴幼儿及其看护人。通过匹配30个开展FGMP+NGO-supported HGMP服务的社区诊所与30个仅提供FGMP服务的诊所，确保了两组基线特征的可比性。研究人员每三个月收集一次数据，包括儿童身长、体重测量值，以及看护人辅食喂养实践信息，并辅以深入访谈获取质性资料。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采用婴儿体重秤和测长板进行标准化人体测量；使用WHO推荐的24小时膳食回顾法评估辅食喂养指标；通过双差分（D-I-D）模型控制基线差异；对卫生服务提供者和看护人进行主题分析以补充定量结果。
儿童营养状况变化：两组均未显现优势
分析显示，经过12个月干预，两组儿童的营养指标均出现令人担忧的下滑。FGMP+NGO-supported HGMP组儿童的身长年龄Z评分（LAZ）从基线的-1.3下降至-1.7，而FGMP组也从-1.4降至-1.7。双差分分析表明，两组在LAZ变化上无显著差异（D-I-D: -4.5; 95% CI: -15.2, 6.1）。
同样，体重年龄Z评分（WAZ）和体重身长Z评分（WHZ）也呈现相似趋势。FGMP+NGO-supported HGMP组WAZ从-1.1降至-1.5，FGMP组从-1.1降至-1.4，组间差异不显著（D-I-D: -3.5; 95% CI: -11.7, 4.6）。值得注意的是，低体重发生率在FGMP+NGO-supported HGMP组上升更为明显（D-I-D: 4.7%; 95% CI: 1.7,7.8），表明增加家庭访视并未带来预期益处。
看护人喂养实践：微小改善难逆转营养状况
尽管营养结局不尽如人意，但看护人的辅食喂养实践确有改善。FGMP+NGO-supported HGMP组中提供适宜辅食的看护人比例从24%升至50%，FGMP组也从16%升至45%，但组间差异不显著（D-I-D: -1.4%; 95% CI: -6.5, 3.7）。
食物种类得分（food group scores）在两组均从约3分提高至4分以上，表明膳食多样性有所改善。最小膳食多样性（MDD）和可接受膳食（MAD）指标在两组均有提升但无组间差异。有趣的是，FGMP组在最小进食频率（MMF）上表现更优（D-I-D: -4.7%; 95% CI: -9.1,-0.3），提示定期到诊所就诊可能促进了规律喂养习惯的养成。
质性发现：服务中断与知识来源转变
深入访谈揭示了疫情期间服务交付的系统性断裂。一位社区卫生服务提供者坦言：“COVID期间我们没有安排任何活动，大多数孕妇都避免到诊所来。”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家庭访视完全停止，且封锁解除后也未能恢复。
更值得关注的是看护人知识来源的变化。初期，部分看护人表示从GMP服务提供者处获得喂养建议；但到终期评估时，无人再将GMP人员列为信息源。相反，家庭成员、朋友和私人医生成为主要咨询对象。一位看护人透露：“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只在疫情前测量过一次孩子的体重，之后再也没有提供任何建议或服务。”
结论与启示：超越服务提供的营养治理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设计揭示了令人深思的结果：尽管看护人喂养行为有所改善，但未能转化为儿童营养状况的提升。FGMP+NGO-supported HGMP并未显示出优于传统FGMP的效果，甚至在低体重预防方面表现更差。COVID-19大流行无疑加剧了服务提供的不稳定性，尤其是依赖外部资金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家庭访视模式显得更为脆弱。
研究结果对公共卫生政策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单纯的GMP服务交付模式优化可能不足以解决儿童营养不良的多维驱动因素；其次，家庭和社区网络在维持喂养实践中的关键作用提示应将这些行动者纳入干预设计；最后，建立具有韧性的卫生系统至关重要，需确保核心营养服务在危机期间仍能持续。未来研究应探索将家庭咨询与食物保障、水卫生设施改善相结合的综合性策略，从而为资源有限地区的儿童营养干预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