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HEMICAL LETTERS》：Does self-employment increase stress? A co-twin control analysis of Finnish and US tw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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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自雇与压力关系结论不一的问题，采用双胞胎对照分析方法，控制了遗传和成长环境等选择偏倚。研究发现，自雇通过长工作时间介导，显著增加压力（包括自报压力和皮质醇水平），且遗传因素解释了部分关联。该研究为理解自雇对健康的真实影响提供了新证据。
在当今社会，自我雇佣（自雇）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日益流行，它常与“自己做老板”的自由度和激情项目相联系，被认为可能改善心理健康。然而，自雇者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压力源，例如漫长的工作时间、不确定的收入以及全方位的责任。一个核心问题悬而未决：自雇究竟是最终减轻还是增加了人们的压力？现有的实证研究结论莫衷一是，有些发现自雇者压力更大，有些则认为压力更小或没有显著差异。这种不一致性可能源于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关键挑战：自我选择偏倚。也就是说，某些人可能天生就倾向于选择自雇，并且这些人本身对压力的感受或应对能力就与常人不同，这种预先存在的倾向性可能混淆了自雇本身对压力的真实影响。
为了突破这一研究瓶颈，由Vangelis Souitaris、Nicos Nicolaou、James Waters、Dean Shepherd和Nina Hashem组成的研究团队在《CHINESE CHEMICAL LETTERS》上发表了一项创新性研究。他们巧妙地运用了来自健康科学领域的“同卵双胞胎对照分析”方法，试图剥离遗传和后天养育环境等选择偏倚，更清晰地揭示自雇与压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该研究包含两项独立的子研究：研究一利用芬兰的双胞胎队列，通过自我报告量表评估感知压力；研究二则利用美国的双胞胎队列，引入了生理指标——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日间斜率（diurnal cortisol slope）作为压力的客观衡量。皮质醇水平在健康个体中通常清晨醒来时最高，随后在一天中逐渐下降，至睡前达到低谷。而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个体，其皮质醇的日下降曲线会变得更为平坦，即睡前皮质醇水平相对较高，这被认为是慢性应激的一个生理标志。
研究人员为开展此项研究，主要依托于两个关键的双胞胎队列数据库：芬兰双胞胎队列和美国“美国中年生活研究”（MIDUS）中的双胞胎样本。核心的研究方法包括：1. 同卵双胞胎对照分析：通过比较同卵双胞胎（遗传基因100%相同且成长环境高度相似）中自雇者与其被雇佣的同胞之间的压力差异，从而有效控制遗传和共享环境因素造成的偏倚。2. 生理指标测量：在研究二中，通过收集参与者一天内四个时间点（醒来时、醒来后30分钟、午餐前、睡前）的唾液样本，检测皮质醇浓度，以此客观量化压力生理反应。3. 统计建模：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相关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多变量遗传模型（ACE模型），来分解变量间关系的遗传贡献和环境贡献。
研究结果
1. 自雇与压力呈正相关
无论是使用自我报告的压力量表（研究一）还是生理性的皮质醇指标（研究二），在控制了遗传和共同环境因素（通过双胞胎对照分析）后，结果均一致表明，自我雇佣状态与更高水平的压力显著正相关。研究一中的双胞胎固定效应模型显示，自雇者的自报压力水平比其非自雇的双胞胎同胞高出约24%。研究二则发现，自雇者在睡前表现出显著更高的皮质醇水平，并且其全天的皮质醇下降斜率更为平坦，这是慢性应激的典型生理特征。
2. 长工作时间是关键中介机制
研究人员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长工作时间”作为工作需求的代表，在自雇与压力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自雇往往导致更长的工作时间，而长工作时间进而增加了压力水平。相反，“工作多样性”作为工作资源的代表，其在中介模型中的效应并不显著。这表明，自雇所带来的压力，更多地是由其高工作需求（如长工时）驱动的，而非由工作资源（如任务多样性）的潜在减压作用所抵消。
3. 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分解
通过多变量遗传模型（ACE模型）分析，研究揭示了遗传因素在自雇倾向和压力感受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研究一中，压力变异的约30%可由遗传因素解释，自雇变异的约26%可由遗传因素解释。更重要的是，自雇与压力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当一部分（研究一显示约34%）可归因于共同的遗传因素。这一发现证实了选择偏倚的存在：即某些遗传倾向可能同时增加个体选择自雇和体验高压力的可能性。然而，即使在控制了这部分遗传影响后，自雇对压力的直接环境效应（即真正的“因果”效应）仍然显著为正。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双胞胎研究设计，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自我雇佣是压力的一个风险因素。其主要贡献在于：
首先，它成功地将自雇对压力的真实环境影响与由于个体先天 predispositions（由遗传和早期环境塑造）造成的选择效应分离开来。研究发现，即使考虑了选择偏倚，自雇本身仍然会导致更高的压力水平，这澄清了以往文献中的混合结论。
其次，研究引入了客观的生理指标（皮质醇），弥补了传统自报数据的不足，为自雇与压力关联提供了来自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生物学证据。特别是发现自雇者皮质醇节律异常（睡前水平偏高），提示他们可能存在恢复障碍，难以在工作日后有效“解压”，长期以往可能增加罹患与慢性应激相关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免疫功能下降）的风险。
第三，研究识别出“长工作时间”是关键的中介机制。这提示我们，自雇文化中常常被美化的“拼命工作”模式，可能对创业者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这一发现对实践有重要启示：政策制定者、创业支持机构以及自雇者自身应更加关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倡导可持续的创业模式，而非无限制地投入工作时间。
总之，这项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自雇这一重要职业选择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理解，也展示了将行为遗传学、生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威力。它提醒所有考虑或正处于自雇生涯的人，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必须重视压力管理，以规避其可能带来的健康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