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HEMICAL LETTERS》：Revitalising the periphery: How support organisations drive the inclusive evolu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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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创业生态系统（EE）中边缘化创业者（MEs）面临的结构性排斥问题，开展了一项关于支持组织（SOMEs）如何驱动生态系统包容性演化的研究。通过一项为期三年的民族志研究，作者揭示了SOMEs通过“知识中介”、“边界缓冲空间”、“边界对象开发”和“边界实践制度化”四个阶段的边界工作，逐步重塑了EE的知识认知、资源机会和社会网络边界。该研究提出了一个“边缘到中心”的包容性演化模型，挑战了传统的“中心驱动”视角，并展示了包容性与增长导向如何通过SOMEs的战略行动实现共存。
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版图中，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EE）已成为驱动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些生态系统往往被一种“高增长、高科技”的单一叙事所主导，其资源、网络和评价标准高度倾向于那些具备高增长潜力的初创企业。在这种背景下，大量来自不同背景、拥有多元目标的创业者，如难民、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边缘化创业者（Marginalised Entrepreneurs, MEs），常常被排除在主流支持体系之外，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知识认知边界”、“资源机会边界”和“社会网络边界”。
尽管社区型和非营利性的边缘化创业者支持组织（Support Organisations for Marginalised Entrepreneurs, SOMEs）应运而生，旨在弥合这一鸿沟，但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战略角色及其如何推动系统性的包容性演化，在现有研究中仍是一个“黑箱”。为了揭开这一谜团，Shuai Qin在《CHINESE CHEMICAL LETTERS》上发表了一项深入的研究，通过一项为期三年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SOMEs如何通过一系列精妙的“边界工作”，从生态系统的“边缘”出发，逐步驱动其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演化。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探究SOMEs如何驱动创业生态系统的包容性演化，研究人员采用了单案例民族志的研究策略，并结合了过程视角（Process Perspective）。研究团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英国伯明翰一家名为“Irving”的难民创业支持组织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具体而言，研究团队通过以下关键方法收集了丰富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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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观察：研究人员对Irving的74项活动进行了系统观察，包括社区外展、一对一辅导、内部会议、利益相关者互动等，形成了92页的观察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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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研究分四个阶段进行了63次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Irving的管理层和一线员工、区域利益相关者（如主流支持机构、大学代表）以及难民创业者，访谈转录文本总计超过1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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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研究采用时间分段策略（Temporal Bracketing），将数据划分为四个分析阶段，通过开放编码、主题归纳和过程分析，构建了一个揭示SOMEs驱动包容性演化机制的四阶段过程模型。
研究结果
1. 知识中介阶段：构建认知桥梁与资源通道
在初始阶段，Irving扮演了“知识中介”的角色。其团队利用对难民社区和创业生态系统的双重理解，收集并翻译难民创业者的需求与经验。他们通过撰写报告、举办简报会等方式，将难民创业者的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适应）重新定义为市场准入障碍和人力资本需求，并将其与伯明翰“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议程相连接。这一策略初步改变了生态系统成员对难民创业者的认知，使Irving成为连接难民与生态系统的唯一信息枢纽，为后续的边界工作奠定了基础。
2. 边界缓冲空间阶段：构建外围支持子系统
面对生态系统成员因缺乏能力而无法直接支持难民创业者的困境，Irving创建了一个“边界缓冲空间”。他们与生态系统外的社会服务提供者（如社区组织、文化机构）建立合作，共同构建了一个能够满足难民创业者独特需求（如语言培训、心理健康支持、文化适应）的“子系统”。这一策略不仅为难民提供了更全面的支持，也向生态系统成员展示了如何通过合作降低支持难民创业者的风险，从而推动了生态系统资源机会边界的临时性扩张。
3. 边界对象开发阶段：创建跨边界协作项目
在第三阶段，Irving开始与主流生态系统成员（如孵化器、大学）共同设计和实施具体的协作项目，这些项目被称为“边界对象”。例如，他们共同开发了难民创业工具包，并联合举办了创业训练营。Irving在合作中提供持续的“边界跨越支持”，确保协作的有效性。这些边界对象为生态系统成员和难民创业者提供了直接互动的平台，促进了双向的知识交流，并推动了生态系统社会网络边界的结构性扩张。
4. 边界实践制度化阶段：实现自我维持与自我扩张
在最后阶段，Irving致力于将成功的边界实践“制度化”。他们通过将难民的声音纳入政策制定、将合作经验固化为合作伙伴的运营流程，以及建立支持社区等方式，使支持难民创业者的实践成为生态系统中的自我维持和扩张的常态。例如，合作的生态系统成员开始将支持难民视为其竞争优势，并主动向其他成员推广这一理念，最终实现了包容性演化的自我强化。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由SOMEs驱动的“边缘到中心”的包容性演化模型。该模型揭示了SOMEs通过“知识中介”、“边界缓冲空间”、“边界对象开发”和“边界实践制度化”四个阶段的边界工作，逐步重塑了创业生态系统的知识认知、资源机会和社会网络边界。
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首先，它挑战了创业生态系统演化主要由中心强势行动者驱动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一个由边缘行动者驱动的“边缘到中心”演化路径。其次，它修正了包容性与增长导向二元对立的假设，展示了SOMEs如何通过战略性的边界工作，在尊重生态系统增长逻辑的同时，实现包容性的双向适应。最后，它扩展了边界理论，将其应用于规范碎片化的系统，将边界工作理论化为一种能够随时间推移重塑认知、资源和制度逻辑的递归机制。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和SOMEs的实践者提供了清晰的行动蓝图。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SOMEs在生态系统中的战略角色，为其提供稳定的资金和制度支持。SOMEs的实践者则可以借鉴这一四阶段模型，通过循序渐进的战略行动，逐步推动其所在生态系统的包容性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