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Gentrification and urban forest structure and stress: lessons from two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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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一城市社会物理变迁过程对街道树木数量、多样性及胁迫水平的影响。通过对美国芝加哥西区与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实地调查与建模分析，发现社会物理扰动并非总与树木负面指标相关，建设活动甚至与较低树木胁迫相关。研究强调了市政政策与非政府行为体在调节树木健康中的潜在作用，为在动态城市环境中通过多主体协作培育韧性城市森林提供了新视角。
在城市不断扩张与变化的背景下，树木作为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如降温、净化空气）的绿色基础设施，其存在与健康至关重要。然而，美国城市中的树木覆盖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现象，历史上种族主义和阶级不平等的影响至今仍在许多社区的树冠覆盖上留下烙印。更复杂的是，城市本身并非静态，绅士化（Gentrification）——即资本投入导致低收入居民被置换的过程——作为当前许多城市面临的现实，在改变社区社会结构（如居民收入、种族构成、居住稳定性）和物理空间（如新建与翻修）的同时，如何影响街道树木的结构与健康，却鲜为人知。这种认知空白限制了城市森林长期规划的有效性，尤其是在许多城市设定增加树冠覆盖目标的背景下，理解社会物理变迁对树木的影响显得尤为迫切。
为了探究绅士化相关社会物理扰动对城市街道树木的影响，由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Renata Poulton Kamakura领衔的研究团队，在美国两个经历绅士化但城市形态迥异的地区——高密度大都市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的西区与半郊区城市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展开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期刊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地理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两个城市分别选取了13个（芝加哥西区）和24个（达勒姆）长度为0.8公里的街道段作为研究单元。通过实地调查，团队记录了每个街道段上所有市政管理的行道树，收集了每棵树的物种、胸径（DBH）以及两种树木胁迫指标：细枝枯梢（Fine twig dieback，外层树冠叶片缺失面积百分比）和整体树冠胁迫（Overall crown stress，结合叶片变色、枯梢、叶片脱落和大枝枯死等的综合指标，1为健康，5为死亡）。同时，计算了每个街道段的树木数量和辛普森多样性指数（Simpson’s diversity index）。社会与物理扰动数据则整合了美国社区调查（ACS）的十年人口普查数据（如近期搬迁者比例、家庭收入中位数变化、非西班牙裔/拉丁裔白人比例变化）、市政建设与翻修许可数据，以及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社会脆弱性指数（SVI）。研究还纳入了土地利用分区和树木平均胸高断面积（Basal area）作为基线预测变量。数据分析方面，针对每个响应变量（树木数量、物种多样性、细枝枯梢比例、整体树冠胁迫比例），分别测试了三种模型（仅社会变迁变量、社会变迁加SVI、社会变迁加建设扰动），使用逐步回归基于AIC值选择最佳模型，并比较了模型解释力（R2）。此外，研究还选取了达勒姆（高胁迫未解案例）和芝加哥（低胁迫未解案例）各一个街道段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通过分析技术人员与公众互动记录、政策文件和历史航拍影像，探讨定量模型未能捕捉的社会政治动态。
研究结果
树木数量、多样性和胁迫概况
芝加哥和达勒姆在所有测量的响应变量上均存在差异。尽管达勒姆整体树冠覆盖率更高，但芝加哥的街道段拥有更多的市政管理行道树和更高的物种多样性。两个城市均存在树木胁迫严重的区域，部分街道段超过三分之一的行道树表现出高水平的细枝枯梢（>25%）或高整体树冠胁迫。
模型拟合与解释力
包含社会变迁和建设扰动变量的模型（模型3：社会与物理扰动模型）在两个城市中对多数响应变量（物种多样性、细枝枯梢比例）都是最佳拟合模型，表明物理扰动（建设）对解释城市森林动态具有重要作用。模型解释的变异程度在22.6%至56.5%之间，树木胁迫的模型解释力普遍低于树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
社会物理扰动与树木指标的关系
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物理扰动与树木指标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建设活动在芝加哥与较低的树木胁迫相关，在达勒姆则与较高的树木数量和物种多样性相关。近期搬迁者比例高与芝加哥的树木数量少、物种多样性低相关，但却与两个城市的低细枝枯梢比例和高整体树冠胁迫相关。收入增加与物种多样性正相关，而非西班牙裔/拉丁裔白人比例增加则与物种多样性负相关。这些复杂的关联表明，绅士化相关因素对城市森林的影响是多元且情境依赖的。
个案研究揭示的深层动态
对达勒姆高胁迫街道段（第五段）的个案研究发现，该区域树木普遍较小且处于强日照下，易受水分胁迫。其高胁迫状态可能与该区域包含公共住房、市政植树历史较短以及后续树木养护不足有关。对芝加哥低胁迫街道段（第六段）的个案研究则发现，尽管该区域历史上曾被划为红线区、社会脆弱性高且收入下降，但树木健康状况良好。这背后可能得益于活跃的社区参与和非政府组织（如社区土地信托、树艺公司）提供的树木养护支持，反映了社区层面的管护（stewardship）对维持树木健康的积极作用。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城市街道树木普遍存在胁迫现象，但社会物理扰动并非总是导致树木数量减少、多样性降低或胁迫加剧。研究结果与市政政策（如建设许可附带的植树要求、物种选择指南）以及居民/开发商行为（如树木更换、养护投入）的影响相一致。个案研究进一步提示，市政管理者、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方行为体的行动共同塑造了街道树木的健康状况。
研究强调，为了实现公平的城市森林管理，除了关注树冠覆盖和物种多样性，还需重视树木胁迫这一反映树木长期健康与韧性的指标。同时，决策过程需要超越人口普查数据的概括，纳入对社区特定社会政治动态（如公共住房管理政策、社区管护网络）的理解。在应对绅士化等宏观城市进程时，结合区域尺度的反置换措施与本地化的灵活管理策略，鼓励多方协作，可能是培育更具韧性、更公平的城市森林的关键。未来的研究可通过扩大样本量、纳入更精细的土壤与微气候数据、进行长期追踪监测，进一步厘清不同行为体在城市森林动态中的作用及其相互作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