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es》：Dynamic Price Transmission from SHFE to Thai Rubber Markets: A Cointegration–ECM and Machine-Learn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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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研究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协整分析，探讨了可持续金融（SFIN）、生态创新（ECO_INN）与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份额 vs. 化石能源消费）对突尼斯2000–2023年碳强度（CO2/GDP）的非对称影响。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在全部排放分位点均显著降低碳强度，而生态创新仅在高端分位点（高排放状态）显现减排效应；能源结构是核心约束——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抑制排放，化石能源依赖则加剧碳锁定。研究为北非半工业化经济体的低碳政策设计提供了分布敏感的实证依据。
引言：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已成为突尼斯等半干旱和气候暴露型经济体的核心发展挑战。多重压力因素——包括水资源短缺、海岸侵蚀和间歇性洪水——与对化石燃料的持续依赖相互作用，加剧了物理和转型风险。突尼斯政府设定了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占比35%、2035年达到50%的目标，但目前其能源结构仍以化石燃料为主（约97%），且近一半天然气需进口。在其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中，突尼斯承诺到2030年将排放强度较2010年降低约45%。这些目标凸显了在财政和制度约束下融资低碳转型的紧迫性与复杂性。
文献综述与假设发展：可持续金融（包括绿色债券、优惠信贷、混合融资结构等）可通过可信的分类标准、额外性论证和严格监测，降低低碳技术的资本成本，引导投资重新分配，从而减少排放。然而，弱披露和核查可能引发“洗绿”风险，削弱其可信度。生态创新（涵盖减少资源强度和排放的工艺及产品改进）受低研发支出、有限技术转移和弱吸收能力制约，其减排效果可能非线性，在高强度排放状态下最为明显。能源构成是核心传导渠道：可再生能源份额扩大与较低排放相关，而化石能源消费增加排放并强化碳锁定。发展-环境关系可能呈非线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但在化石燃料依赖度高、执法能力有限的经济体中，拐点可能延迟或缺失。经济开放和人口压力通常通过规模效应和消费渠道增加排放。
基于此，研究提出三个假设：假设1，可持续金融扩张降低碳强度，而生态创新在过渡阶段可能暂时增加排放后才实现净减少；假设2，收入与排放呈非线性关系，可再生能源份额提高降低碳强度，化石能源消费增加碳强度；假设3，经济开放可能放大排放，人口增长加剧环境压力。
数据与方法：研究采用突尼斯2000年第一季度至202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因变量为碳强度（LCARB_INT，CO2排放与实际GDP之比的对数）。核心自变量包括可持续金融（LSFIN，气候相关资金流的对数）、生态创新（LECO_INN，Y02类环境专利占比的对数）、人均收入（LINC）及其平方项（LINC2）、可再生能源份额（LRENEW，发电结构中占比的对数）、化石能源消费（LFOSS_EN，人均消费的对数）、经济开放度（OPEN_IND，贸易/GDP标准化指标）和人口增长（DEMOG，标准化指标）。年度数据通过二次匹配平均或加总法转换为季度频率。
计量经济模型基于STIRPAT框架，采用对数线性形式。除了使用具有Newey-West异方差自相关一致（HAC）标准误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均值效应外，研究还采用Koenker-Bassett分位数回归来考察变量在碳强度条件分布不同分位点（τ = 0.10, 0.20, ..., 0.90）上的异质性影响。推断依赖于保留序列相关性的移动区块自助法。
实证结果：描述性统计显示，突尼斯的碳强度波动较小，可持续金融和可再生能源指标表现出更高的离散性，而化石能源消费非常稳定。单位根检验表明大多数序列为平稳过程（I(0)），只有收入指标为非平稳（I(1)），这为在水平值下使用HAC推断和分位数回归提供了依据。
OLS基线估计表明，可持续金融显著降低碳强度（β ≈ -0.072），支持假设1。生态创新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收入及其平方项符号符合EKC预期但不显著。可再生能源份额与碳强度负相关（β ≈ -0.038），化石能源消费与碳强度正相关（β ≈ 0.231），强烈支持假设2。经济开放度和人口增长对排放有正向影响，部分支持假设3。
分位数回归结果揭示了分布的异质性。可持续金融在所有分位点均显著为负，且在高端分位点（如τ=0.90）效应更强，表明其在抑制高排放状态方面作用突出。生态创新仅在高端分位点（τ=0.90）呈现微弱的显著负效应，表明其减排效果在高强度状态下才显现，存在延迟和状态依赖性。可再生能源的负效应在高端分位点变得显著且更大，而化石能源的正效应在所有分位点均高度显著，突显了能源结构的核心约束作用。经济开放度的正向效应在中低分位点显著，人口增长的影响则不稳健。
稳健性分析（包括自助法同时分位数回归BSQR、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AR(1)）证实了主要结果的稳定性。动态因果关系分析（Toda-Yamamoto和Granger检验）显示，可持续金融与碳强度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化石能源消费与碳强度也存在反馈循环，而可再生能源对碳强度有单向因果影响，生态创新则未显示出稳健的因果导向。
讨论：证据描绘了突尼斯低碳转型的多维图景：金融和能源结构渠道扮演主导角色，而创新、收入动态和制度惯性限制了转变速度。可持续金融表现出持续且稳健的减排效应，验证了金融脱碳渠道。生态创新的作用较弱且具有状态依赖性，反映了吸收能力有限、研发投入不足和技术转移摩擦的制约。收入动态虽符合EKC符号但统计上不稳健，表明突尼斯尚未到达拐点，结构性转变和监管效应尚不充分。能源构成的影响清晰且不对称，可再生能源在高排放状态下减排回报更高，而化石能源依赖则表现出强烈的碳锁定特征。与摩洛哥、埃及等区域邻国相比，突尼斯可再生能源部署相对滞后，凸显了加速能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开放和人口压力主要通过规模和消费渠道推高排放，技术和结构效应较弱。
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转化为针对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差异化责任。在宏观金融层面，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和财政部需设计可信的可持续金融框架（如分类标准、披露规则），以降低绿色投资的资本成本并管理风险。公共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应通过绿色债券、气候挂钩信贷等工具扩大气候融资，并加强项目准备能力。在能源方面，能源和环境部、监管机构及国有公用事业公司需推动电价改革、补贴调整、可再生能源竞争性招标和电网现代化，以减少碳锁定。加强创新体系治理和吸收能力，使生态创新成为更主动的力量，同时引导开放政策促进清洁技术扩散而非碳密集型活动转移。
结论与未来研究：本研究通过分布敏感的计量方法表明，突尼斯的低碳转型是金融锚定但受能源结构约束的。可持续金融和能源构成是当前脱碳轨迹的主要杠杆，而创新和收入动态扮演更渐进、状态依赖的角色。政策制定需强化可持续金融框架的诚信和规模，加速能源系统重构（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化石燃料依赖减少），并升级创新治理生态系统。未来研究可结合微观数据、完善指标度量，并将框架扩展到MENA和非洲区域的多国面板分析，以进一步阐明银行主导、化石能源密集型经济体低碳转型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