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Exploring within and between associations of momentary mindfulnes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mental health among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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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生态瞬时评估（EMA）和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SEM），探讨了青少年即时正念（mindfulness）与情绪调节困难（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的关联及心理健康症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即时正念与情绪调节困难呈负相关，且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内化症状强化了这一关联。研究为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即时干预（JIT）提供了理论依据。
引言
正念被定义为有意识地、不加评判地关注当下时刻的特质或状态特性。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较高的正念水平与青少年较少的内化和外化症状相关。正念促进心理健康的一条可能途径是通过促进适应性情绪调节。情绪调节被定义为有效管理和表达情绪的过程，对维持积极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然而，正念和情绪调节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应对情绪诱发事件时展开的动态过程，目前对个体内部即时水平的模式知之甚少。此外，心理健康问题对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尚未被探索。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暴露于慢性应激源的青少年中，正念对情绪调节困难的个体间和个体内即时（同一时刻）和预期（下一时刻）效应，来填补这些空白。本研究还探讨了心理健康症状的调节作用。
正念与情绪调节的理论基础
监控与接受理论（MAT）认为，正念的两个核心成分——注意和非评判——是正念对情绪调节产生积极益处的基础。注意成分可以促进个体对当下情绪和情绪诱发事件的意识，这是情绪调节过程的基本要素。非评判成分则促进个体与情绪的接触，允许愉快或不愉快的情绪进入意识领域。注意和非评判的协同效应使个体能够识别情绪刺激，并有效地标记、区分和监控自己的情绪，从而为选择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提供了机会。此外，Guendelman等人提出的模型阐述了特质正念和正念训练对情绪调节的心理生物学益处。对于正念初学者，正念可能导致“自上而下”的招募和激活前额叶调节脑区以及涉及情绪生成的脑区（如杏仁核）。这些“自上而下”的调节过程对于仍在发展正念和情绪调节能力的青少年可能尤为重要。
正念与情绪调节关联的实证证据
尽管正念和情绪调节在概念上存在重叠，但横断面和实验研究表明它们是相似但不同的过程。正念有助于稳定执行注意，从而促进对一般情绪状态和情绪反应的认识，这为选择是否进行刻意调节提供了一个“选择点”。研究表明，正念和情绪调节各自对心理健康症状和负性情绪具有独特的方差解释力。实验研究进一步支持了更高正念水平可能导致更低情绪调节困难的观点。例如，具有较高特质正念的成年人在观看情绪图片后表现出较低的晚期正电位（LPP），这是较低情绪唤醒和更佳情绪调节的神经标记。同样，具有较高特质正念的青少年在情绪调节任务中表现出较小的事件相关电位和更大的右脑电图不对称性，表明更具适应性的情绪反应和调节。然而，大多数理论和实证研究依赖于成人样本，而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和正念能力仍在发展中，且缺乏纵向证据，因此难以确定因果关系。
即时测量正念与情绪调节的重要性
依赖横断面、回顾性报告以及实验室实验的研究设计在生态效度上存在局限，且难以描述随时间展开的构念之间的即时关联。生态瞬时评估（EMA）通过实时、密集、重复地测量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情绪、认知和行为过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回忆偏差，最大化生态效度，并支持对即时水平过程的研究。EMA研究揭示，正念和情绪调节会随着对情绪诱发刺激的反应而时刻波动，并有助于解释心理健康的核心过程。例如，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和情绪调节在面临即时压力生活事件时会减弱。更大的即时正念报告与更少的情感不稳定性和更少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与日记报告相比，即时水平报告与焦虑和抑郁诊断显著相关。因此，正念和情绪调节是随时间展开的动态过程，但尚未有研究探讨正念在即时水平上对情绪调节的作用。
心理健康症状的调节作用
正念和情绪调节都已被广泛探索作为心理健康过程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但很少有研究调查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是否因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而异。内化和外化症状、PTSD症状和注意问题是美国青少年面临的最常见和高度普遍的心理健康挑战。有趣的是，在有心理健康挑战的青少年和成人中，有报告称正念会增加痛苦。此外，在仅有正念注意的情况下，对自身想法和情绪的意识可能会引发情绪反应和情绪失调。相反，正念压力缓冲假说认为，正念在高压力条件下可能最有益，即经历高压力和 consequently 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群可能从正念和正念干预中获益最大。一项针对正念干预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回顾发现，最大的治疗效果出现在具有高水平焦虑、抑郁和精神病理学的人群中。因此，心理健康很可能影响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但影响的方向尚不清楚。
当前研究
本研究旨在调查青少年个体间和个体内正念对情绪调节的益处，并探讨心理健康症状（即内化、外化症状、PTSD症状和注意问题）对这些关系的调节作用。我们假设，具有较高特质正念水平的个体将报告较少的情绪调节困难。同样，我们预期高于平均水平的正念时刻与报告正念的同一时刻（时间1）和后续时刻（时间2）内较少的情绪调节困难相关。此外，我们假设具有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在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效应会减弱。
方法
参与者是参与一项更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的青少年，该试验调查正念干预对心理和行为健康的益处。纳入标准包括参与一个基于场所的指导项目“校园连接”，年龄在10-18岁之间，并且说英语。共有81名青少年参与了研究，并在基线完成了至少一次EMA调查。在基线访问期间，青少年及其父母/监护人分别提供了知情同意和同意，并完成了一项旨在评估心理健康问题、行为问题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调查。青少年还在智能手机上安装了EMA数据收集应用程序TigerAware，并接受了如何完成EMA调查的培训。在为期7天的时间里，青少年每天收到三次EMA调查。参与者每完成一项调查可获得1美元，如果回答了至少76%的调查（即21次中的16次），则可获得5美元奖金。
测量
通过EMA评估了两个关键的正念维度：正念注意/意识和正念非评判。正念注意/意识使用5个改编自正念注意意识量表（MAAS）的项目进行评估。正念非评判使用一个改编自儿童自我同情简版量表（SCS-C-SF）的项目进行评估。情绪调节困难通过状态情绪调节困难量表（S-DERS）的4个项目进行评估。在基线研究访问中，参与者还完成了儿童PTSD症状量表（CPSS）和简要问题监测表（BPM），以分别评估PTSD症状以及内化症状、外化症状和注意问题。
数据分析
在数据分析之前，检查了变量的正态性，发现所有变量均存在显著偏态。为了解释非正态性，在所有分析中使用了贝叶斯估计量。此外，结果变量情绪调节困难存在明显的下限效应，因此应用了两部分删失膨胀模型来减少潜在偏差。通过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来确定多水平建模的适用性。所有ICC均高于0.05，且独立性假设被违反。通过将情绪调节困难对时间进行回归来检验平稳性，连续部分和删失膨胀部分均未显示与时间有显著关联，表明满足平稳性假设。为了检验研究假设并考虑数据的嵌套结构，我们运行了一个带有随机截距和斜率的两部分、两水平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SEM）。DSEM结合了结构方程建模、多水平建模和时间序列分析，以研究多个数据水平（包括即时水平）上的密集重复测量。使用随机系数预测（RCP）方法探讨调节假设，该方法涉及在个体内水平创建正念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随机斜率，然后该斜率由个体间的调节变量预测。
结果
共有79名参与者提供了1158个EMA数据点用于分析。平均每个参与者完成了14.64次调查，相当于总可能调查次数的约70%。在控制了年龄对正念和情绪调节的个体间效应后，在即时（个体内）水平上，即时的正念注意和正念非评判都与在逻辑部分报告情绪调节困难的可能性较低相关。同样，在连续部分，较高的正念注意和正念非评判与较少的情绪调节困难相关。标准化系数表明，即时正念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关系为小到中等效应量。在个体（个体间）水平上，正念始终与较少的情绪调节困难相关。具体而言，平均报告较高正念注意和正念非评判的青少年在逻辑部分报告存在情绪调节困难的可能性较低。在连续部分，较高的正念注意也与较少的困难相关。在考虑了即时关联和情绪调节困难在T和T-1之间的自回归（AR1）效应后，在一个时刻报告的正念并不能预测随后的情绪调节。在控制了年龄后，PTSD症状调节了正念与连续测量的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即时和预期关联。即时地，PTSD症状对正念注意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关系具有中等效应量的调节作用。具有较高PTSD症状的青少年在高于平均水平的正念注意时刻体验到较少的情绪调节困难。预期地，PTSD症状对正念非评判与后续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关联也具有大效应量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具有较高PTSD症状的青少年，在一个时刻报告了较高的正念非评判后，更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体验到较少的情绪调节困难。内化症状也调节了即时关联。内化症状对正念非评判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关联具有负向的中等效应量的调节作用。那些具有较严重内化症状的个体在正念非评判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体验到更陡峭的斜率。PTSD症状、内化、外化或注意问题对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即时或预期关联没有其他显著的调节效应。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个体内正念与即时较低的情绪调节困难相关，但并未对下一时刻产生预期效应。研究还发现，PTSD和内化症状调节了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即时关联，使得具有较高心理健康症状的个体在高于平均正念水平时刻表现出更少的情绪调节困难。此外，我们观察到，正念非评判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预期关联对具有较高PTSD症状的个体最有益。这些发现支持了监控与接受理论（MAT），并阐明了即时正念对具有较严重PTSD和内化症状青少年的情绪调节具有临床效用。与假设相反，高于平均水平的正念时刻并未对随后时刻的情绪调节困难产生显著的预期效应，这表明增强的当下意识和非评判性评估可能不会在它们发生的即时时刻之外产生持久影响。同样，我们曾假设外化症状和注意问题会调节正念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关系，但这两种心理健康症状均未成为显著的调节变量。这初步表明，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即时水平关系并不随青少年的外化症状或注意问题而变化。
临床意义
本研究结果对治疗和实践具有若干启示。首先，结果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情绪调节困难的个体可能受益于当下注意和非评判意识的提升。临床医生和治疗师可考虑在来访者情绪困难时刻引导其进行正念练习。其次，本研究可为即时干预（JIT）的开发提供信息。研究结果提示，高于平均水平的正念可能并非总是在数时刻或数小时后对青少年有益。因此，青少年可能需要在经历情绪调节困难的当下时刻获得易于获取的正念训练。此外，针对具有特定心理健康症状的青少年，量身定制正念干预措施至关重要。虽然正念注意对患有PTSD的青少年可能特别有益，但正念非评判的预期关联表明，提供额外的支持来培养非评判态度可能帮助PTSD青少年在当下及当天晚些时候体验到情绪调节的益处。
局限性
在解释研究结果时需考虑几个重要的局限性。首先，EMA调查每天仅进行三次，可能遗漏了正念的额外短期效应。其次，本研究仅调查了情绪调节困难，而非情绪调节策略。第三，本样本仅包括暴露于高水平慢性应激的青少年，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暴露于较少应激源的青少年样本。
结论
本研究为理解正念与情绪调节困难之间的即时水平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知识，并有助于阐明正念对患有心理健康困难的青少年情绪调节的临床效用。结果表明，高于平均水平的正念时刻与较少的情绪调节困难相关，但这种关系可能不会对所有青少年产生预期效应。具有较严重PTSD症状的个体可能从正念的两个维度中获益，但正念非评判的效果可能不是立竿见影的。另一方面，对于内化症状较严重的青少年，正念非评判在试图减少当前时刻情绪调节困难时可能最有益。未来的研究应调查正念的不同维度如何根据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产生不同的益处，并纳入更多的EMA测量来探索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短期时间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