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湿地开垦虽然有助于满足沿海城市化和粮食安全的需求(Wang et al., 2021),但也加剧了人类发展与生态恢复力之间的矛盾(Murray et al., 2022)。过去一个世纪里,全球25-50%的沿海湿地因修建堤坝等工程基础设施而转变为农业用地,严重破坏了潮汐水文连通性(Kirwan and Megonigal, 2013)。中国水稻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导致由于排水作用引起的氧化作用使蓝色碳储量下降(Bu et al., 2015)。结果,土地退化造成的碳排放量是原始湿地自然碳封存量的15倍(Wang et al., 2023)。这反映了短期农业利益如何破坏长期碳-气候稳定性的全球趋势,使沿海生态系统面临潜在的不可逆临界点。
这种为农业用途而进行的沿海湿地开垦往往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引发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生物地球化学扰动,带来长期的生态后果。潮汐淹没模式的破坏导致土壤盐度和水分显著降低(Sun et al., 2011, Li et al., 2014)。随后用于水稻种植的淡水淹没促进了新的厌氧微生物群落的形成,改变了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在这种条件下,盐度降低促进了产甲烷菌群落的指数级增长,而甲烷氧化细菌则受到抑制(Bu et al., 2015, Tan et al., 2020)。因此,开垦后的湿地从净碳汇转变为重要的温室气体来源,其甲烷排放量明显高于完整生态系统(Kroeger et al., 2017, Temmink et al., 2022)。这种生物地球化学连锁反应凸显了那些优先考虑水文而非生态整合的开垦方法的脆弱性,强调了沿海湿地管理需要范式转变。
矛盾的是,土地开垦后使用淡水灌溉——本意是为了维持农业产量——反而加剧了这些过程。通过将孔隙水盐度降至千分之三以下,灌溉重新激活了休眠的产甲烷古菌,即使在部分水文恢复的情况下,甲烷排放量也增加了40-60%(Li et al., 2023b)。这突显了淡水农业实践与沿海蓝色碳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特性之间的内在不兼容性。具体而言,自然盐度波动对产甲烷过程具有调节作用,而淡水灌溉造成的持续低盐度环境则在微生物群落内部引发了适应性冲突(Skrimizea et al., 2020)。
新兴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倡利用潮汐节奏而非抑制它。在湛江潮汐湿地发现的海水稻(Oryza sativa L.)——一种能在6-12‰盐度波动下茁壮成长的盐生品种(He and Zhang, 2020)——提供了一个变革性模型。与传统水稻(占全球农业甲烷排放量的11%(Carlson et al., 2017)不同,海水稻的耐盐性使其能够在潮汐灌溉下生长。这种潮汐灌溉的海水稻种植方法将农业生产与湿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有机结合,从根本上不同于依赖淡水资源的传统沿海开垦农业。
为了解决开垦后的淡水水稻田释放大量温室气体的问题,我们在中国上海崇明岛进行了实地种植试验。该试验比较了在模拟自然沿海条件的潮汐盐水灌溉下种植的海水稻与在传统淡水灌溉下种植的海水稻的温室气体通量和碳封存情况。研究目标包括:(1)评估盐度胁迫下的水稻产量、茎秆干重、分蘖数量和植株高度;(2)测量关键碳通量参数,如总初级生产力和生态系统呼吸作用;(3)量化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的排放量;(4)分析碳相关过程,包括关键微生物群落的变化及其对全球变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