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The temporal evolution of resistance strategies during low-carbon transitions: Revealing the industry playbook of US, German, and Japanese automakers in the unfolding electric vehicle transition (199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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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全球气候减缓进程缓慢而阻力研究不足的现状，聚焦美、德、日三大传统汽车制造强国，深入剖析了在向电池电动汽车（BEV）转型的三十余年间，其采用的抵抗策略如何随时间和情境动态演变。研究发现，抵抗并非转型早期的暂时现象，而是贯穿多个阶段的持续性维度，且策略焦点从反对转型“方向”逐渐转向延缓转型“速度”。研究揭示了 incumbent firms（现有在位企业）如何像玩“多维棋”一样，在部分维度进行重新定位的同时，在其他维度持续抵抗，为理解和管理低碳转型中的企业行为提供了重要新视角。
在全球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已成为当务之急。然而，这一进程却步履维艰，其中，现有大型企业（incumbent firms）的抵抗被认为是关键障碍之一。传统观点往往将企业抵抗视为转型早期阶段的暂时性现象，一旦外部压力足够大，企业便会顺势而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Energy Research》上发表的最新研究，通过对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大汽车制造强国长达三十五年（1990-2025）的深度案例剖析，挑战了这一简单化的认知，揭示了企业抵抗策略复杂而动态的演变图景。
这项研究源于一个核心困惑：尽管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传统汽车制造商近年来都已宣布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Electric Vehicle, EV）计划并投入巨资，但它们似乎并未停止游说、拖延或试图弱化相关气候政策。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即一方面向电动汽车转型，另一方面又持续抵抗——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研究人员没有将抵抗视为一个静态的、单一的事件，而是将其概念化为一个贯穿转型多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维度”。他们借鉴并扩展了基于“三重嵌入性框架（Triple Embeddedness Framework, TEF）”的低碳重新定位五阶段理想模型，构建了一个新颖的分析框架，用以追踪抵抗策略随时间的演变。
研究人员采用了定性、纵向的多案例比较研究和模式匹配（pattern-matching）分析方法。他们系统收集了公司报告、行业协会文件、政府政策档案、学术研究以及媒体报道等大量质性和量化数据，为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分别构建了从1970年代至2025年的分析性叙事。重点考察了不同时期来自社会经济环境（如政策、市场、公众舆论）的外部压力，以及汽车制造商随之采取的反应策略，包括创新战略、经济定位战略以及各种抵抗策略（如信息策略、框架策略、游说策略、对抗策略和有组织的压力策略）。通过将三个案例中划分出的不同经验时期与理想的五阶段概念模型进行比对，研究者识别出抵抗策略演变的共性与差异。
主要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4.1. 美国汽车制造商（1988–2025）：从激烈对抗到策略性拖延
研究发现，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抵抗起步早且方式较为直接和对抗性。早在1990年代，面对加州零排放车辆（Zero-Emission Vehicle, ZEV）指令等政策压力，通用汽车（GM）和福特（Ford）等公司采取了否认气候科学、参与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以及提起诉讼等激烈策略。进入21世纪，尽管开始探索生物燃料柔性燃料汽车（如E85）和电动汽车技术，但抵抗持续存在，焦点转向通过游说和框架策略（例如，强调电动汽车成本高、技术不成熟）来反对或削弱政策。2016年后，随着特斯拉（Tesla）的崛起和拜登政府强化政策支持，美国传统制造商开始实质性转向投资电池电动汽车（Battery Electric Vehicle, BEV），但其抵抗策略并未消失，而是转变为旨在“延缓变革速度”，例如通过行业协会质疑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法规的可行性，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放缓电动汽车投资计划。
4.2. 德国汽车制造商（1983–2025）：协商式抵抗与捍卫内燃机技术
德国案例展现了不同的特点，其抵抗策略更倾向于通过紧密的政企关系（所谓的“三巨头”：产业、游说者、政治家）进行内部游说和协商，风格不如美国那般对抗。早期，德国汽车制造商通过自愿承诺（如1995年汽车峰会承诺生产“三升车”）来规避更严格的法规。2000年代以后，随着欧盟（European Union, EU）排放法规趋紧，大众（Volkswagen）、宝马（BMW）、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等公司及其行业协会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VDA）加强了在欧盟层面的游说，成功弱化了多项政策。2015年柴油门（Dieselgate）丑闻后，尽管德国车企加速了电动汽车布局，但抵抗依然强劲，焦点转向争取对合成燃料（e-fuels）技术的认可，以图在2035年燃油车禁售令后为内燃机（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CE）技术保留空间，这体现了其试图影响转型“方向”和“速度”的双重努力。
4.3. 日本汽车制造商（1990–2025）：混合动力成功路径下的选择性抵抗
日本案例最为独特。丰田（Toyota）和本田（Honda）等公司较早接受了电气化趋势，但将混合动力汽车（Hybrid Electric Vehicle, HEV）作为主要技术路线，并取得了巨大商业成功。因此，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它们对气候政策和电气化转型的直接抵抗较弱，反而将之视为机遇。然而，当电池电动汽车（BEV）成为全球主流趋势并威胁其混合动力技术优势时，日本主要制造商（尤其是丰田）在2009年之后开始了强烈的抵抗。策略包括通过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Jap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JAMA）进行有组织的游说、使用框架策略质疑电池电动汽车的全生命周期环保性、强调转型对就业的冲击，以及倡导“技术中立”（包括混合动力、燃料电池汽车FCEV、生物燃料等）的“多路径”战略，以延缓向纯电动汽车的快速转变。即使近年被迫加速电池电动汽车布局，其核心战略仍是延长混合动力产品的盈利周期。
研究结论与重要意义
该研究的核心结论是， incumbent firms（现有在位企业）的抵抗并非低碳转型中一个短暂的、仅限于初期的阶段，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演变的维度。抵抗策略的类型、强度和焦点会随着外部压力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从早期否认问题、反对转型“方向”，逐渐转变为在后期（即使已开始转型）试图延缓转型“速度”。研究者形象地将企业的这种行为比喻为“多维棋”，表明企业可以在某些维度（如产品开发）进行重新定位的同时，在其他维度（如政策游说）继续实施抵抗策略，以最大化自身利益并管理转型风险。
这项研究对理论和实践均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它突破了将抵抗视为阶段性现象的简化理解，提出了一个分析抵抗策略时序演变的动态框架，丰富了转型研究、企业战略和非市场战略（non-market strategy）领域的理论。在实践上，研究揭示了企业抵抗策略的“行业剧本”（industry playbook），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更清晰地识别和预见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采取的各种延缓战术，从而设计更有效、更具韧性的政策组合，以应对并克服阻力，加速迈向可持续的未来。该研究指出，未来真正的挑战可能不在于企业是否接受转型的最终方向，而在于如何确保这一转型以社会和环境所需的速度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