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als of Anatomy - Anatomischer Anzeiger》：The supply of bodies to the Erlangen Institute of Anatomy during National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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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纳粹时期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FAU）解剖研究所尸体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系统梳理多机构档案资料，首次重构了1933–1944年间391具尸体的交付网络，其中323具可追溯姓名，证实了该研究所接收了来自精神病院、监狱、劳教所及处决地（如慕尼黑-斯塔德尔海姆监狱）的受害者遗体，并在其遗留的微观标本中发现了84件纳粹时期的人体组织样本。这项研究填补了巴伐利亚地区解剖学史的关键空白，揭示了纳粹罪行与解剖学实践的关联，为后续的伦理审查和跨学科溯源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德国大学及其学术机构在纳粹统治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深刻反思的焦点。其中，解剖学研究所在当时接收了大量用于教学和研究的人体标本，其来源往往与纳粹的迫害政策和罪行紧密相连。位于巴伐利亚的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t Erlangen-Nürnberg, FAU）因其学生团体早在1929年就积极支持纳粹主义而被称作“德国最纳粹的大学”，其解剖研究所的活动更是这段黑暗历史的一部分。然而，与慕尼黑、维尔茨堡等其他巴伐利亚地区的解剖研究所相比，埃尔兰根解剖研究所在纳粹时期的尸体获取历史却长期缺乏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一个关键障碍在于，记录1933年4月至1946年9月期间尸体接收情况的核心档案——尸体登记簿（Leicheneingangsbuch）据称因战时空袭预防措施中的“高湿度”而损毁，这使得追溯该时期尸体来源、识别受害者身份以及评估其解剖学遗产收藏的伦理问题变得异常困难。
为了揭开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一个由历史学家和解剖学家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对散布于市政、州立及国家档案馆、大学记录以及解剖标本本身的大量档案材料进行了长达六年的细致梳理。他们分析了原始资料以识别来自纳粹受害者遗体的科学利用情况，并回顾了二手文献以将发现置于更广泛的研究背景中。这项发表在《Annals of Anatomy - Anatomischer Anzeiger》上的研究，旨在首次提供关于纳粹时期埃尔兰根解剖研究所尸体获取的全面概述，调查可能的纳粹罪行和战后延续性，从而为埃尔兰根解剖收藏的溯源和伦理重估提供基础。
研究人员采用的关键方法包括历史档案研究（涉及多个城市和国家档案馆的行政文件、死亡登记册、墓地记录等）、对现存宏观和微观解剖学标本的溯源分析，以及对相关文献（如博士论文、官方信函）的批判性审查。他们通过交叉比对不同来源的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重建尸体交付网络和受害者身份。
研究结果揭示了纳粹时期埃尔兰根解剖研究所尸体获取的复杂图景。
3.1. 尸体获取概况
尽管关键登记簿缺失，研究仍成功统计出1933年至1944年间共有391具尸体被运抵埃尔兰根解剖研究所，其中323具的身份得以重建。这些尸体来源于医院、护理院、监狱、劳教所以及处决地点。受害者群体包括患者、强迫劳工和儿童等弱势人群。研究所的关键人物包括主任阿尔伯特·哈塞尔万德（Albert Hasselwander）、专注于种族研究的安德烈亚斯·普拉特耶（Andreas Pratje）以及来自哈勒（Halle）、由赫尔曼·斯蒂弗（Hermann Stieve）门下加入的约翰内斯·赫特（Johannes Hett）。研究还发现解剖研究所与埃尔兰根外科医院在尸体使用上存在合作。对1933-1937年和1938-1944年两个阶段的分析显示，尸体来源发生了显著变化，后期来自慕尼黑-斯塔德尔海姆监狱的处决者遗体大幅增加，遇害者平均年龄也从58岁降至38岁。
3.2. 疗养院和护理院
埃尔兰根、安斯巴赫、雷根斯堡的疗养护理院以及米歇尔费尔德聋哑护理机构是尸体供应的常规重要来源。这些机构将无亲属或亲属无力支付丧葬费用的死者遗体移交解剖研究所，有时甚至在死者生前数年就已预定。经济因素、对亲属搜寻的不力以及机构本身的运作方式，使得这些患者成为极易受伤害的群体。研究指出，存在接收“饥饿尸体”（Hungerleichen）以及可能与“T4行动”（Aktion T4）及分散“安乐死”谋杀受害者遗体有关的交付，但具体案例的完全重建尚待进行。
3.3. 监狱、劳教所、流动劳工机构
监狱囚犯和被拘留者历来是解剖尸体的来源。在纳粹时期，雷伯多夫劳教所（Arbeitshaus Rebdorf）和魏森堡的“西尔伯米勒”（Silbermühle）营地主要关押被归类为“反社会分子”（Asoziale）的无家可归者。研究记录了从这些机构运送来的遗体，其中一些人的死亡直接与拘留条件相关。常规监狱也提供了受害者遗体，例如因违反《恶意攻击法》（Heimtückegesetz）被监禁并死于医疗疏忽的维南德·D.（Wienand D.）。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妇女艾达·R.（Ida R.）的案例显示，在特殊干预下，其遗体得以免于解剖而直接安葬。
3.4. 慕尼黑-斯塔德尔海姆监狱——处决
研究确认了至少122具来自慕尼黑-斯塔德尔海姆监狱的遗体被运往埃尔兰根解剖研究所，其中86具得到确证。通过对墓地记录、账簿以及现存解剖标本（特别是组织学切片）的分析，识别出包括夏洛特·S.（Charlotte S.）在内的多名处决者。约翰内斯·赫特曾积极寻求获取“新鲜”的处决者遗体材料用于研究，并发表了相关成果。这些处决者的定罪理由反映了纳粹司法的严酷性。
3.5. 其他来源
其他尸体来源包括从埃尔兰根病理研究所转移来的五具儿童遗体，以及盖世太保（Gestapo）在非司法处决中杀害的受害者（主要是波兰强迫劳工）遗体。后者的情况由于行动的隐秘性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3.6. 埃尔兰根解剖收藏中的纳粹时期标本
对埃尔兰根解剖学遗产收藏的初步审查发现了84件可追溯到1936年至1942年纳粹时期的组织学标本（微观标本），其中一些标有受害者姓名（如夏洛特·S.）或与已知处决事件（如1936年在雷根斯堡被处决的安东·L.）相关联。此外，还发现了一些并非源自埃尔兰根、但含有处决者组织的标本，可能由约翰内斯·赫特从其此前工作的哈勒大学带来。宏观标本中虽未发现明确属于纳粹时期的物件，但存在反映纳粹意识形态的模型（如种族石膏头骨）。
4. 战后尸体供应的延续性
战后，研究所的人员结构变化有限，哈塞尔万德和赫特等人经历了非纳粹化处理后仍与机构有关联。新的长期负责人卡尔·弗里德里希·鲍尔（Karl Friedrich Bauer）上任。研究表明，战后初期研究所继续接收遗体，来源包括魏森堡等地的德国被驱逐者（Heimatvertriebene），他们作为新的弱势群体成为解剖尸体的来源，这一做法后来被美国军政府明确禁止。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战后仍有使用纳粹时期处决者遗体的科研发表，表明对相关遗存的批判性审视直到21世纪才真正开始。194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的所谓“审查”被证明是不充分的。
5. 讨论与6. 结论
这项研究首次全面概述了纳粹时期埃尔兰根解剖研究所的尸体获取情况，尽管核心登记簿缺失，但通过外围档案重建了391例交付（323例具名），证实了该机构深度融入了纳粹政权的结构，并利用了战前就已存在的供应网络。尸体来源多样，包括疗养院、监狱、劳教所，尤其是慕尼黑-斯塔德尔海姆监狱的处决者。研究还揭示了人员、实践（如战后使用被驱逐者遗体）以及标本利用上的延续性，并指出过去的审查存在不足。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填补了巴伐利亚地区解剖学纳粹历史的关键空白，为埃尔兰根解剖研究所的过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初步评估。它强调，为了充分履行历史责任，必须对所有的宏观和微观标本进行系统性的跨学科溯源研究，并对所有已知姓名的案例进行详细的传记研究。只有这样，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解剖研究所才能透明地面对其历史，并为可能的纪念和与后代接触奠定基础。这项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也对当代医学伦理和科研诚信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