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The role of residential dissonance in active travel: Gendered evidence from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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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不协调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在建成环境与主动交通行为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基于名古屋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男性因安全感知正向不协调更频繁骑行，女性因替代交通条件改善正向不协调更常步行，验证了性别响应的规划必要性。
Jie Gao|Yuze Qian|Toshiyuki Yamamoto|Marco Helbich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学院交通系，中国西安南二环中路710064
摘要
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居住不协调（实际感知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在性别分层背景下，对日本名古屋地区建成环境与交通相关主动出行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对于男性而言，与安全相关的正向不协调（感知安全达到或超过理想水平）与骑行频率呈正相关；而对于女性来说，提供更好非汽车出行方式的正向不协调直接促进了骑行频率的提升。建成环境的影响在不同性别间也存在差异：对男性而言，地铁站距离较近会增加骑行频率，这一效应因安全相关的正向不协调而得到加强；土地利用多样性通过美学相关的正向不协调提高了步行频率。总体而言，居住不协调是建成环境与主动出行行为关系中的一个关键中介因素，且这种中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男女之间的不同路径强调了性别敏感型城市规划的必要性。
引言
居住地的自我选择被认为是影响建成环境（BE）与出行行为关系的关键因素（Bagley和Mokhtarian，2002；Ewing和Cervero，2010；Handy等人，2002）。当个人选择的居住地符合其出行需求、能力和偏好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Litman，2005）。然而，经济限制、时间安排要求以及家庭内部的不同偏好常常阻碍人们居住在理想中的社区（Gao等人，2024）。这种感知到的社区条件与理想化环境之间的差异被称为居住不协调（Gao等人，2024；Van Acker，2021）。
已有实证研究考察了居住不协调在多种地理环境中的影响（例如美国（Cao，2015；Cho和Rodríguez，2014；Schwanen和Mokhtarian，2004；Schwanen和Mokhtarian，2005）；奥地利（Janke，2021）；澳大利亚（Kamruzzaman等人，2013；Kamruzzaman等人，2016；Van Acker，2021）；比利时（De Vos等人，2012；De Vos和Witlox，2016）；中国（Hu和Ettema，2023））。然而，尽管这些研究很有价值，但它们并未充分探讨居住不协调如何随特定社区属性（如可达性、交通选择、美学和安全性）而变化（Van Acker，2021）。正向不协调指的是感知到的环境属性（如可达性、安全性、美学）超过理想状态的情况，这可能鼓励主动出行；相反，负向不协调则发生在感知到的社区条件未达到个人理想化环境时（例如安全性低于理想水平），尤其是在弱势群体（如儿童和女性）中会抑制主动出行（Foster等人，2014）。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个人的实际出行能力。
家庭内部动态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些关系，因为即使在同一社区内，具有不同居住偏好和出行需求的夫妻也可能在居住不协调程度上存在差异（Gao等人，2022；Hu和Ettema，2023）。尽管相关研究非常有限，但这些研究大多将居住不协调视为静态预测因素（Gao等人，2022；Janke，2021），或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Hu等人，2024）。我们认为，特定属性的不协调在客观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之间起着性别分层的中介作用，因为不协调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表现为感知到的社区条件与理想化环境之间的不匹配（Festinger，1957）。例如，女性的骑行行为不仅取决于自行车道的存在，还取决于这些设施是否满足她们在履行家庭职责时的安全和实用需求。然而，居住不协调的性别特定中介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索。我们的中介模型捕捉到了认知-情感过程，即相同的环境因偏好差异而引发不同的行为。在我们的模型中，客观的建成环境被视为触发这种比较评估的外部情境因素，而非不协调状态本身的直接组成部分。
我们的研究在多个方面拓展了居住不协调的研究：首先，我们将居住不协调不仅仅视为个体现象，而是家庭层面的过程，从性别角度探讨其在主动出行中的作用；其次，尽管已有研究考察了居住不协调对出行行为（Gao等人，2022；Hu等人，2024）或出行满意度（Gao等人，2024）的影响，但关于特定属性的性别差异方面的证据仍然不足；第三，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欧洲（Gao等人，2022；Janke，2021）和中国（Hu等人，2024）的情境，而我们的日本案例可能为理解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新的见解。
总之，通过分析名古屋大都会区的日本夫妇数据，本研究探讨了个体居住不协调是否以及如何调节建成环境与主动出行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关注性别差异。我们通过模型验证了居住不协调的心理体验作为行为的重要且性别分层的中介因素。我们的发现为制定性别敏感型城市规划策略提供了宝贵见解。
居住不协调的性别差异
性别差异在出行行为中的体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Rosenbloom，1978）。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现象，性别从根本上塑造了出行行为中的权力动态和不平等（Chidambaram和Scheiner，2020）。在不同地理背景下的实证研究观察到，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如日本（Gao等人，2024）还是美国（Fan，2017；Hu，2021；德国（Matthies等人，2002）；法国（Havet等人，2021）），性别差异在出行行为中都非常显著。
概念框架
图1展示了本研究的概念框架，说明了居住不协调在建成环境与主动出行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在这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该框架基于差异理论（Campbell等人，1976），探讨了建成环境与主动出行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居住不协调的调节以及性别的影响。
如图1所示：
描述性统计
总结统计数据显示，男性步行频率显著高于女性（p<0.050），而两性的骑行频率相似。卡方检验显示，男性全职工作的比例（82.20%）高于女性（24.10%），而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35.20%）高于男性（3.90%）。
结果解读
性别特定的需求和责任通过家庭内部的协商决定了居住选择，常常导致理想社区属性与实际社区属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基于此，本研究区分了四个特定属性的居住和谐与不协调维度：可达性、汽车替代方式、安全性和美学。我们提供了实证证据，证明这些居住不协调维度在性别层面发挥了作用。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Jie Gao：撰写——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可视化、验证、方法论、调查、资金获取、正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构建。Yuze Qian：软件开发、方法论、正式分析。Toshiyuki Yamamoto：撰写——审稿与编辑、资源协调、项目管理。Marco Helbich：撰写——审稿与编辑。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已知的财务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可能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
致谢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30238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CHD，300102344202）以及JSPS日本博士后研究奖学金（PE20029）的支持。
我们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有助于提高本文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