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l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Urban Waste Pickers in Indonesia: Insights for Inclusive Circular Economy Tran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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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印尼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废弃物治理困境，探讨循环经济转型对非正规拾荒者生计的影响。研究团队运用生计脆弱性指数(LVI)框架，结合熵值赋权法与回归分析，评估了Surakarta地区85户拾荒者家庭的脆弱性驱动因素。结果显示：独立型/季节性拾荒者因高暴露度与低适应能力最为脆弱，而通过非正式机构关联的聚集商附属群体相对稳定。研究呼吁将社会保护机制（如合作社整合、职业安全）纳入废弃物能源化(WtE)政策设计，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1/12)提供转型路径。
在印度尼西亚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每天产生约19万吨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巨大压力下，一群被称为"城市清道夫"的废弃物拾荒者正在默默支撑着城市的循环系统。这些非正规劳动者通过分拣塑料、金属和纸张等可回收材料，为城市贡献了20%-30%的物料回收率，却始终处于社会边缘化和经济不稳定的困境中。随着印尼政府积极推进废弃物能源化(Waste-to-Energy, WtE)项目和循环经济转型，这些拾荒者的生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化的废弃物处理设施可能使他们依赖的可回收物料流急剧减少，进而威胁其生存基础。
位于中爪哇省苏拉卡塔市的普特里琴波(Putri Cempo)垃圾填埋场，作为该地区主要的废弃物处置站点，每日处理约200吨城市垃圾，其周边聚集了数百户以拾荒为生的家庭。这些家庭生活在充满健康风险的环境中，收入随着可回收物料价格的波动而起伏，且大多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尽管他们在促进资源循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政策制定过程中很少考虑他们的权益和生计可持续性。这种环境贡献与社会边缘化之间的尖锐矛盾，凸显了在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政策困境。
为科学评估这些拾荒者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来自穆罕默德迪亚苏拉卡塔大学地理学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该研究首次将生计脆弱性指数(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 LVI)框架从传统的农村和气候研究背景拓展到城市非正规劳动环境，采用跨学科方法深入分析了不同拾荒者群体的脆弱性差异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成果发表于《Worl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期刊，为理解循环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解。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混合研究设计，结合定量调查与定性访谈。通过对普特里琴波填埋场周边85户拾荒者家庭（扩展为120个生计观察案例）的问卷调查，收集了涉及家庭 demographics、收入结构、资产状况、社会保障等多维数据。研究创新性地应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暴露度-敏感度-适应能力框架构建LVI指标体系，包含14个核心指标，并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通过方差分析(ANOVA)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影响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此外，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和半结构化访谈为量化结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解读。
3.1. 拾荒者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
研究发现，受访拾荒者家庭户主平均年龄42.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仅4.2年，反映出该群体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结构性劣势。家庭规模平均4.6人，但收入来源高度集中——平均86.2%的家庭收入依赖拾荒活动，生计多元化程度极低。资产拥有情况也不容乐观，平均每户仅拥有1.39项关键生产工具（手推车、秤、手机）。更值得关注的是，仅24.2%的家庭获得政府社会援助，39.1%参与国家健康保险(BPJS)，基本服务获取率也处于低位（清洁水39.2%，卫生设施31.7%）。这些数据共同描绘出一幅多维弱势的图景，为理解其生计脆弱性提供了背景基础。
3.2. 不同类型拾荒者的脆弱性差异
研究按劳动组织形式将拾荒者分为四类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脆弱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独立拾荒者脆弱性最高(LVI=0.88)，其高暴露度(0.61)和高敏感度(0.67)与低适应能力(0.40)形成鲜明对比。季节性拾荒者紧随其后(LVI=0.83)，虽然他们对拾荒收入的依赖度略低，但工作不稳定性和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使其难以应对冲击。家庭式拾荒者通过劳动力共享获得一定缓冲，脆弱性降至0.76。而聚集商附属型拾荒者展现出最低的脆弱性水平(LVI=0.66)，这主要归因于其相对稳定的市场渠道和非正式保护机制。这种梯度差异表明，组织嵌入程度是影响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3.3. 脆弱性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识别出影响生计脆弱性的七大关键因素。拾荒收入依赖度成为最显著的正向预测因子(β=0.362)，表明收入来源单一化极大增加了家庭面对市场波动的风险。相反，生产性资产拥有量(β=-0.298)和家庭收入者数量(β=-0.221)则显著降低脆弱性，凸显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多元化对增强抗逆力的重要性。社会参与(β=-0.207)和社会保障获取(β=-0.181)的保护作用，强调了社会资本和制度支持在缓解结构性劣势中的价值。教育程度的微弱负相关(β=-0.173)反映了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回报有限的结构性约束，而工伤事故频率(β=0.162)则指向职业安全这一亟待干预的领域。
4. 讨论
研究结果揭示了拾荒者脆弱性的多重驱动机制。首先，经济依赖性创造了结构性风险，当废弃物治理体系向WtE技术转型时，可回收物料流的减少可能直接威胁拾荒者生计。其次，非正式制度具有双重性：聚集商网络虽提供一定稳定性，但也可能强化依赖关系，与拉丁美洲通过合作社实现制度性包容的模式形成对比。此外，资产壁垒和社会排斥共同限制了拾荒者的适应能力，而教育在高度分割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中未能发挥预期中的保护作用。
性别维度进一步复杂化了脆弱性图景。女性拾荒者往往从事风险更高、报酬更低的分拣工作，同时承担照护责任，这种交叉性劣势使其面对冲击时更为脆弱。研究表明，在缺乏针对性干预的情况下，循环经济转型可能再现甚至加剧现有的劳动市场不平等。
从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将LVI框架应用于城市非正规劳动场景，拓展了脆弱性研究的边界。它表明，在这种情境下，脆弱性不仅是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非正规劳动制度与城市治理演进互动的产物。从"公正转型"视角出发，研究强调了环境现代化必须与社会保护同步推进，否则效率导向的循环经济模式可能加深社会排斥。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表明，印尼城市拾荒者普遍面临高生计脆弱性，但群体间存在显著异质性，需要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独立型和季节性拾荒者因高度依赖拾荒收入、资产基础薄弱和制度性排斥而最为脆弱，应是优先支持对象。尽管聚集商附属型拾荒者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得一定保护，但这种保护往往以依赖关系为代价，需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更具赋权性的包容。
政策设计应遵循"公正转型"原则，将拾荒者权益纳入废弃物治理核心。短期可操作路径包括：建立拾荒者合作社以增强议价能力，将其纳入市政回收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特别是健康保险和职业安全保护；在WtE项目规划中预留可回收物料分流机制。中长期需推动法律承认和参与式治理，使拾荒者从边缘化劳动者转变为循环经济的正式合作伙伴。
本研究为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循环经济必须整合社会维度和环境目标，而减少拾荒者脆弱性不仅是社会公正的要求，也是构建韧性城市物质代谢系统的关键。随着印尼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加速推进循环经济转型，确保转型过程包容所有劳动者，特别是最脆弱群体，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11和SDG 12)的核心挑战与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