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ospace》：Effect of the Expansion Ratio on Combustion Oscillations in Solid-Fuel Ramjets: An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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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1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约束下慈善捐赠对企业未来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未来收益呈倒U型关系；ESG评级能有效抑制投机性捐赠，并通过优化捐赠峰值提升企业价值。研究为可持续战略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推动可持续发展理念从宏观战略向微观实践深化。企业作为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的关键主体，其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履行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既是ESG评级的关键指标，也深刻影响着企业未来收益。然而，中国慈善捐赠领域存在发展不平衡、投机性捐赠盛行等问题，在ESG投资理念兴起的背景下，亟需探究捐赠行为对企业价值的真实影响机制。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慈善捐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捐赠能提升企业声誉、缓解融资约束（Barth等，2022）；另一方面，投机性捐赠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代理成本增加（Cao和Meng，2019）。研究提出H1假设：慈善捐赠对未来企业收益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
ESG评级体系的引入为规范捐赠行为提供了新机制。ESG强调社会责任与盈利能力的双重要求，能有效抑制通过捐赠"洗绿"（greenwashing）等投机行为（Godfrey，2005）。基于此提出H2a假设：ESG评级能减少投机性慈善捐赠；H2b假设：ESG评级约束会提前慈善捐赠对未来收益影响的峰值出现时点。
研究设计与数据
研究选取201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最终样本包含525家企业的2625个观测值。被解释变量未来收益率（RET）采用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年个股回报率减去一年期国债利率衡量；解释变量慈善捐赠（Dona）通过对企业公告手工采集的捐赠金额取自然对数；ESG评级采用华证ESG评分体系。研究构建三个固定效应模型：模型（1）检验捐赠与收益的基础关系，模型（2）分析ESG对捐赠的约束作用，模型（3）引入交互项考察ESG调节效应。
实证分析结果
基准回归显示，慈善捐赠二次项（Dona2）系数为-0.0023（p<0.01），证实倒U型关系存在，拐点为2.08。ESG对捐赠的系数显著为负（p<0.01），支持H2a假设。加入交互项后，ESG×Dona2系数为-0.0006（p<0.01），表明ESG约束使倒U型曲线拐点左移，峰值提前出现，验证H2b假设。图示分析进一步显示，高ESG水平下曲线陡度加深，说明ESG强化了捐赠对收益的边际影响。
稳健性检验
研究通过四种方法验证结论可靠性：①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倒U型关系依然显著；②改用托宾Q值（Tobin's Q）衡量企业价值，结果保持一致；③对ESG评级采用赋值法重新测算，核心结论不变；④对连续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排除异常值影响。所有检验均支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异质性分析
从产权性质看，ESG的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显著（p<0.01），而非国有企业不显著，源于国企面临更强的社会期望压力。按现金流特征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发现：成熟期企业呈现U型关系，ESG投资能带来超额回报；衰退期企业保持倒U型，ESG资源重组存在收益临界点；成长期企业关系不显著，受"新创劣势"制约。行业竞争度分组显示，低竞争市场（HHI指数小）中ESG的倒U型调节效应更显著，因差异化战略的边际效用更高。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揭示ESG框架下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关系，证实ESG评级通过抑制投机捐赠优化资源配置。建议企业建立多维ESG战略，政府加强捐赠监管与环境信息披露，投资者深化ESG投资认知，国家层面构建中国特色ESG评级体系。研究为理解微观企业ESG经济后果提供了理论框架与经验证据。
研究局限与展望
样本仅涵盖上市公司，未包含积极参与慈善的非上市企业；捐赠形式多样性的测量存在优化空间。未来研究可拓展样本范围，细化捐赠方式分类，为企业管理提供更精准的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