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对理解历史环境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因为这些问题能为当代挑战提供重要启示。这些“早期警告”（Fulton, 1915: 193–194）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一是通过类比从过去吸取教训，研究崩溃的社会生态系统；二是分析过去环境遗产的影响（Haberl et al., 2006）。在过去二十年里，大量研究关注采矿遗产问题，得到了支持可持续性理念的工业界和政府的推动。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肮脏行业”的负面声誉（Foss et al., 2007），大型矿业公司试图彻底改变自身形象和话语（Franks, 2015, Dashwood, 2014; Bruecknert et al., 2021）。然而，这种对采矿遗产的解读受到“狭隘的经济和行业利益以及冲突性叙事”的影响（Pacheco, 2017: XIV），目前正受到一些学者和民间团体的质疑。这些分歧加剧了围绕物理遗产（如排放、土地退化或酸性矿井排水等环境问题）的争议。尽管学者们呼吁重视历史（Pepper et al., 2014, Roche et al., 2021, Pacheco, 2017），但历史污染冲突在采矿遗产争议中的影响仍被忽视。
关于采矿污染冲突的持续讨论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Bridge, 2000, Pesa and Ross, 2021, Walter and Wagner, 2021, Kirsh, 2016, Kroeger, 2020, Kojola, 2020, Keeling and Sandlos, 2009）。与当今的冲突类似，这些历史问题涉及环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话语等多个层面（Paredes, 2021, ?zkaynak and Rodríguez, 2017, Walter and Wagner, 2021）。本文主要关注不同社会主体的集体记忆，尤其是企业的叙事构建。在关键时期，工业界基于过去经验构建了复杂的叙事以应对污染问题。目前，过去成为塑造企业形象的修辞资源（Lubinski, 2018, Mordhorst and Schwarzkopf, 2017）。虽然有文献从批判角度探讨矿业公司的环境叙事和沟通策略（Paliewicz, 2018, Bridge, 1998, Kirsh, 2010, Kirsh, 2016等），但对历史的关注仍不足。
本文深入探讨了这一叙事的形成及其作为采矿污染辩论中各种观点交流产物的背景。这些冲突可以被视为塑造企业叙事的“思想实验室”，其中一些连续性值得关注。例如，“废物预防”、“商业可行性”或“最佳可用手段”等历史术语（LeCain, 2000, Bergquist and Lindmart, 2016）可被视为采矿可持续性关键概念（如污染预防、生态效率和清洁生产）的先驱。
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矿业企业家、管理层及雇主协会在一些主要污染冲突中提出的观点。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是一项基于全面文献回顾的定性研究，有时会结合档案资料。相关方的当代出版物提供了大量信息，包括企业管理层和矿业组织（如加拿大矿业协会MAC）的内部文件和公开著作。技术文件、官方公司报告以及相关参考文献也具有关键价值。特别是当代专家撰写的文章和书籍，总结了北美一些案例的法律、技术或科学历史（Johnson, 1918, Swain, 1949, Thomas, 1956等）。此外，为了评估该领域的知识现状，我们选取了两个研究领域的最新文献：采矿污染历史（从D. S. Smith的开创性著作（1993）到对欧洲尤其是北美主要案例的批判性研究）；以及采矿可持续性话语（特别关注加拿大）。加拿大国家档案馆（N.A.C.）和安大略省档案馆（P.A.O.）的文件也是重要信息来源。
本研究采用长期视角，聚焦一种特定类型的分配生态冲突（Martínez-Alier and O’Connor, 1996），从政治生态学（PE）和环境正义（EJ）的角度考察相关过程、主体和话语（Le Billon, 2015）。这两个学术领域诞生于20世纪末，其发展路径受到不同地理背景（PE关注第三世界；EJ关注北美）、学术背景（PE更具学术性；EJ更具活动主义倾向）或研究目标（PE关注生态系统环境影响；EJ关注公共卫生）的影响。21世纪初，随着冲突的增加，这两个领域围绕两个核心问题汇聚在一起：不平等和边缘化群体（Holifield, 2015: 585）。
政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当框架。正如Le Billon（2015）所指出的，政治生态学专家最常使用的术语是“权力”。矿业领域的这些“代谢冲突”（Conde, 2017: 81）始于环境影响引发公众讨论之时，很多时候甚至需要机构介入（Watts, 2015）。Martínez-Alier（2001: 154）选择研究历史和当前的采矿铜业冲突作为理解这一领域的起点。环境正义（EJ）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其标准框架的第三个要素（分配、认可、参与、能力）（Schlosberg, 2007）。近期关于采矿污染冲突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全球资本造成的权力不对称性以及环境正义框架的重新解读（Rodríguez and ?zkaynak, 2017, Suopajarvi et al., 2017, Velicu and Kaika, 2015）。
总体而言，政治生态学（PE）和环境正义（EJ）既关注物质需求（如自然资源获取和财产权的规定，Martínez-Alier, 2002: 74–77），也关注文化和话语问题（Escobar, 1995）。对于持续抵抗的群体而言，构建连贯的话语至关重要（Conde, 2017, Olofsson, 2025; Veliku, 2019）。历史研究表明，矿业部门造成了显著的权力不对称性，对弱势群体（农民、平民、原住民等）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冲突产生的辩证争议有助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叙事，调和物质需求（尤其是应对采矿对传统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与非物质需求（对生计和/或文化身份的威胁），从而增强社区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凝聚力，并向外部力量（如媒体和机构）传递团结与身份的信号。同时，这些冲突也有助于跨阶级联盟的形成。因此，在采矿案例中，使用“人民生态学”（R. Guha和J. Martínez-Alier，20世纪80年代提出）这一术语更为恰当。
为更好地理解这种权力失衡的修辞历史及其对可持续性话语的影响，还需要探讨其他相关方的沟通策略，这一领域迄今尚未受到足够关注（Kirsh, 2016; Himley, 2014）。
本文分为两部分，按时间顺序和地理范围组织。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19世纪欧洲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政治、科学和技术解决方案。第一部分重点研究20世纪初美国“机械化矿山”（Lynch, 2002）的情况，当时现代企业开始借鉴过去经验构建连贯的叙事。下一部分分析了两家百年老牌加拿大矿业公司Inco和Cominco对采矿可持续性话语的贡献。最后，在结论部分，我反思了环境正义以及政策和科学在企业话语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