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创新?监管挑战对技术商业化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

《TECHNOLOGY IN SOCIETY》:Innovating Against the Odds? The Impact of Regulatory Challenges on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1月07日 来源:TECHNOLOGY IN SOCIETY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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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了监管负担(regulatory burden)如何影响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中的产品创新绩效(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基于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研究人员提

  
本研究探讨了监管负担(regulatory burden)如何影响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中的产品创新绩效(produ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基于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研究人员提出,监管负担削弱了企业感知到的将新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即技术商业化潜力(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potential),该潜力中介了对创新结果的负面影响。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关系如何受到两个情境因素的影响:无形资源优势(intangible resource advantage)和环境敌意(environmental hostility)。利用来自336家越南中小企业的两波、多信息源调查数据,结果证实了商业化潜力的中介作用。此外,无形资源优势增强了商业化-创新联系,而环境敌意却意外地削弱了它,表明外部压力可能压倒企业的商业化努力。这些发现通过强调商业化潜力是制度影响创新的关键机制,为监管科学(regulatory science)和创新研究做出了贡献。该研究为寻求克服制度障碍的管理者以及旨在创造更有利于创新的监管环境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见解。
在新兴市场中,中小企业往往面临监管负担(regulatory burden)带来的显著挑战,这阻碍了它们将技术知识转化为市场成功的创新产品。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监管的直接约束效应,但对其如何通过企业内部机制(如技术商业化潜力)间接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过程仍缺乏深入理解。为此,Samuel Adomako和Mai Dong Tran基于制度理论,提出并检验了一个整合模型,旨在揭示监管负担通过技术商业化潜力(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potential)的中介作用,以及无形资源优势(intangible resource advantage)和环境敌意(environmental hostility)的调节作用,如何共同影响产品创新绩效。该研究利用来自336家越南中小企业的两波、多信息源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假设检验,结论发表在《TECHNOLOGY IN SOCIETY》期刊上。研究结果表明:监管负担负向影响技术商业化潜力,后者进而中介了监管负担对产品创新绩效的负面效应;无形资源优势正向调节技术商业化潜力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而环境敌意则意外地负向调节这一关系。这项研究通过引入技术商业化潜力作为关键机制,深化了对制度环境如何塑造创新结果的理解,为管理者应对制度障碍和政策制定者营造创新友好型监管环境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首先,基于制度理论构建了包含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概念模型;其次,通过两波(间隔6个月)、多信息源(第一波CEO,第二波高管)的调查设计,收集了来自越南中小企业(样本来源于越南企业目录,最终有效样本336家)的问卷数据,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接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假设路径,并采用PROCESS宏进行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和自助法(bootstrap)验证;最后,通过调节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交互效应,并绘制简单斜率图以可视化调节方向。

研究结果部分:
H1:监管负担与技术商业化潜力负相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感知监管负担对技术商业化潜力有显著负向影响(β = -0.22, t = -3.48, p < 0.01),支持假设H1。
H2:技术商业化潜力中介了监管负担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分析表明,监管负担负向影响产品创新绩效(β = -0.19, t = -2.46, p < 0.05)和技术商业化潜力(β = -0.22, t = -3.19, p < 0.01),而技术商业化潜力正向影响产品创新绩效(β = 0.32, t = 4.29, p < 0.01)。Sobel检验(z = -2.06, p = 0.05)和自助法置信区间([-0.11, -0.03])均证实间接效应显著,支持假设H2。
H3a:无形资源优势正向调节技术商业化潜力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交互项(技术商业化潜力 × 无形资源优势)显著(β = 0.26, t = 3.76, p < 0.01),且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在高无形资源优势下,技术商业化潜力对产品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支持假设H3a。
H3b:环境敌意负向调节技术商业化潜力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交互项(技术商业化潜力 × 环境敌意)显著(β = -0.19, t = -2.56, p < 0.05),但方向与假设相反,表明环境敌意削弱了技术商业化潜力对产品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因此假设H3b未获支持。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通过揭示技术商业化潜力的中介作用和无形资源优势、环境敌意的调节作用,阐明了监管负担如何影响新兴市场中的产品创新绩效。研究贡献在于:将注意力从直接约束模型转向过程性理解,强调技术商业化潜力是制度压力转化为企业创新结果的关键感知和流程桥梁;发现无形资源优势(如声誉、关系网络)能增强商业化潜力向创新绩效的转化,而环境敌意(如激烈竞争、市场波动)却意外地削弱了这一转化,表明外部压力可能压倒企业的商业化能力。实践上,管理者应注重培育社会和政治资本等无形资源,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提高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并考虑实施监管沙盒等包容性工具。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通过揭示技术商业化潜力的中介作用和无形资源优势、环境敌意的调节作用,阐明了监管负担如何影响新兴市场中的产品创新绩效,为理解制度约束下的创新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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