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决定能力被定义为个体在其生活中作为行为主体并依据个人目标和价值观引导这一过程的能力(Shogren & Raley, 2022)。根据因果能动性理论(CAT),自我决定能力是通过个体能力与背景机会之间的动态互动而形成的(Shogren et al., 2015)。这些机会结构受到更广泛的生态和文化系统的影响,包括家庭期望、学校实践、社区资源和社会规范(Shogren et al., 2020)。先前的研究一致表明,个体因素(如年龄、残疾状况)和环境因素(如家庭或学校的自主支持机会)都与学生作为行为主体的能力相关(Mumbardó-Adam et al., 2017, Mumbardó-Adam et al., 2023, Shogren et al., 2012, Shogren et al., 2021)。
自我决定能力是学术成就、适应行为、目标实现以及长期成人结果(如就业、独立生活和社区参与)的重要预测指标,尤其是对于智力和发展障碍(IDD)学生而言(Mazzotti et al., 2020, Raley et al., 2021, Shogren et al., 2024)。因此,全球范围内都在加强IDD学生自我决定能力的培养,这突显了研究不同教育系统中自我决定能力形成机制的重要性(Matusevich et al., 2023, Burke et al., 2024)。
土耳其的教育体系为研究自我决定的人口学和环境预测因素提供了有意义的背景。学生可以接触到多种教育环境,包括普通教室、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职业中心(SEVCs)以及国家教育部(MoNE)批准的康复中心,这些环境在教学结构、资源、人员配置和个性化支持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国家教育部MoNE, 2018)。然而,学生能否进入这些环境取决于其居住地、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和残疾特征,从而导致残疾学生面临异质性的机会结构。这种多样性凸显了研究土耳其教育系统中个体和环境因素如何共同影响自我决定能力的必要性。
探讨这些背景因素(人口学和环境因素)如何预测自我决定能力,以及潜在的非线性模式和多变量互动,可以加深对跨系统差异的理论理解,并为改进包容性教育实践提供实际见解(Mohammed, 2022, Nieto et al., 2019)。除了经典统计分析外,机器学习(ML)模型还能揭示传统方法可能忽略的非线性关系和多变量互动模式,从而对自我决定能力等复杂概念提供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Holmes et al., 2019, Khosravi et al., 2022)。决策树和随机森林回归等ML模型能够有效处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以符合CAT理论中能力与机会动态互动的重点的方式估计多个预测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AIR自我决定量表学生版本(AIR-S, Wolman et al., 1994)既评估了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也评估了他们在家庭和学校获得的机会,这与CAT的能力-机会框架高度契合。然而,在土耳其,针对该量表的本土化研究仅限于接受国家照料的青少年,尚未针对有无IDD的学生进行(Arslan & ?zmete, 2015)。缺乏针对有无IDD学生的经过验证的自评工具,限制了对能力-机会模式的准确记录,掩盖了不同学校类型和居住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并阻碍了识别限制学生自主行为的背景因素。对AIR-S学生版本的土耳其化调整和心理测量验证将有助于可靠地分析群体和背景差异对自我决定能力的影响,支持对人口学和环境预测因素的系统分析,并为文化响应式干预和数据驱动的教育政策提供实证基础。
鉴于测量和背景理解方面的这些关键空白,本研究旨在全面探讨土耳其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因此,本研究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将AIR-S本土化为土耳其版本并评估其心理测量属性,以建立有效可靠的学生自评工具;二是研究学生的自我决定能力如何随人口学因素(年龄、性别、残疾状况)和环境因素(学校类型、居住地区、康复支持)而变化。这一目标符合CAT理论强调的个人能力与背景机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选择这些因素是基于先前的证据,表明支持自主性的教育条件和发展模式可能因教育环境而异(Mumbardó-Adam et al., 2023, Vicente et al., 2020)。为了增强方法论的严谨性,本研究使用了两个连续的样本:样本1用于AIR-S的语言调整和心理测量验证,样本2用于分析群体差异、能力-机会关系以及基于ML的自我决定能力预测模型。样本1的数据是在疫情后的过渡时期在线收集的,而样本2的数据则在学校环境中面对面收集,以确保独立回答和背景一致性。为了提高分析深度,除了经典统计分析外,还结合使用了监督式ML模型(决策树和随机森林回归)。ML方法能够发现传统方法可能忽略的非线性关联和互动模式,从而提供与CAT理论生态和多维视角一致的补充见解。
理论框架
CAT理论将自我决定能力视为一种倾向特征,当个体在其生活中作为行为主体时体现出来(Shogren et al., 2015)。根据CAT理论,自我决定行为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构成:自愿行为(基于个人偏好的行为)、能动行为(个体为实现期望结果而采取的目标导向行为)以及行动控制信念(关于个人能力的信念)。
参与者
研究纳入了两个连续的样本,每个样本包括有无IDD的学生,通过标准抽样方法选取。纳入标准包括:(a) 自愿同意参与,(b) 接受正规教育,(c) 具备独立完成问卷的足够接受性和表达性语言技能,(d) 有无IDD学生的正式诊断报告。
样本1包括342名学生(185名IDD学生,157名非IDD学生),来自伊斯坦布尔、泰基尔达格和巴尔廷的公立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