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Science & Medicine》:The importance of values in a community-based response to malaria in Santo Domingo, Dominican Republic: results from a longitudinal, mixed-method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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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社区参与中价值观对圣多明各疟疾控制的影响,发现信任和互助促进干预效果,为全球健康项目提供伦理视角。
亨特·凯斯(Hunter Keys)|凯拉·乌雷尼亚(Keyla Ure?a)|凯文·巴多什(Kevin Bardosh)|戴安娜·塔维拉斯(Diana Taveras)|卢塞内·德西尔(Luccene Desir)|格雷戈里·诺兰(Gregory Noland)
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地址:453 John Lewis Freedom Parkway,亚特兰大,GA 30307,美国
摘要
信任和其他价值观对于社区参与至关重要,但它们在干预结果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旨在探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疟疾控制项目中社区价值观的作用。研究采用探索性混合方法设计,2020年首先对489户家庭进行了横断面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对邻居、社区组织、卫生系统参与者以及国家政府的信任程度。通过序数alpha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序数逻辑回归分析了量表的可靠性、维度及显著关联。随后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定性研究,通过理论抽样、滚雪球抽样和推荐抽样方法,从39位关键信息提供者(包括疟疾患者、社区居民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处收集了66份访谈资料。主题分析采用了迭代方法和扎根理论。信任模块的可靠性令人满意(序数alpha=0.70)。家庭调查参与者认为公共和私人机构“非常值得信赖”,而邻居和社区组织则通常被视为“相对值得信赖”。定性分析表明,友谊、互惠和“维护面子”促进了参与度、士气以及及时诊断和治疗之间的良性循环。定量和定性结果揭示了两个价值观领域:一是信任将人与机构联系起来,二是团结和互惠的价值观将人们紧密相连。这两个领域都对干预措施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研究为理解干预措施中的信任和价值观提供了深入见解,并鼓励将社区项目视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创造”过程。
引言
社区参与指的是在特定健康项目中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和维持关系的各种实践(King等人,2014年)。关于社区参与的讨论大多源于专家与“受益”社区之间的伦理困境。全球卫生机构通常处于财务、科学和政治权力的优势地位,与卫生干预实施地点相距甚远。人们往往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些为卫生项目和干预措施提供合法性的价值观假设(Fassin,2012年;Feierman等人,2010年)。全球卫生机构和从业者的价值观可能根深蒂固且被视为普遍适用,以至于很少有人考虑当地社区如何表达自身的伦理诉求和道德经验(Stewart等人,2010年)。道德经验指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维护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物,如就业或职业、社会地位以及对他人的责任(Kleinman,1998年;Yang等人,2007年)。简而言之,“某些事物至关重要,甚至至关重要”(Kleinman,1998年,第360页)。在地方层面,价值观构成了道德准则,决定了什么是重要的、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以及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当卫生干预措施在这些背景下实施时,如果忽视或削弱了当地价值观,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这对卫生计划、社区参与理论及伦理责任都有重要意义(Biehl & Petryna,2013年;Kleinman等人,1997年;Reynolds & Sariola,2018年;Stewart等人,2010年)。
本研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的疟疾控制背景下探讨了这些问题。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共同拥有加勒比地区最后一个疟疾流行岛。感染是由携带疟原虫的按蚊叮咬引起的,岛上几乎所有疟原虫都是恶性疟原虫(P. falciparum)。该地区的疟疾发病率很低(<1%),传播范围非常有限。与其他地区不同,恶性疟原虫对氯喹敏感,这有利于实现该岛上的疟疾消除目标(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
过去十年间,多米尼加共和国农村地区的疟疾病例有所下降,但在圣多明各的城市和城郊社区却有所增加(人口360万)。2015年至2020年间,首都地区占全国病例总数的76%。传播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两个区域:拉西耶纳加(La Ciénaga)和洛斯特雷斯布拉索斯(Los Tres Brazos)。
与此同时,该国疟疾政策也发生了重要变化。2016年起,国家疟疾计划(NMP)开始将责任下放到地方卫生区,这反映了拉丁美洲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趋势(Bossert等人,2000年),以及全球将疟疾临床责任移交给地方社区的总体趋势(Druetz等人,2015年)。目前,该岛上的疟疾消除工作(Herrera等人,2015年;Tolchinsky,2015年)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Eckl,2017年)的融资和规划都依赖于政府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复杂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实际上,圣多明各的疟疾应对工作依赖于地方社区,但资源调配和干预措施的决定权掌握在权力较大但距离较远的机构手中。
根据该国的权力下放计划,并在外部组织的支持下,NMP于2019年启动了社区卫生工作者(CHW)干预项目。在两个重点区域,选定的居民被招募为CHW,并接受了培训,按照泛美卫生组织(PAHO)的建议,在症状出现后三天内进行主动(挨家挨户)病例搜索(PAHO,2019年)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社区病例管理指南(WHO,2004年)进行操作。CHW每周需走访200户家庭,询问居民健康状况,进行快速诊断测试,并启动治疗或转诊(公共卫生与社会援助部,2023年)。他们获得了少量津贴,并接受NMP的监督。
从某些指标来看,这项干预是成功的。整个大都会地区的疟疾病例显著减少,从2019年6月的1,243例降至2022年12月的6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恰好与COVID-19大流行的开始时间重合。政府规定的限制措施和安全规定减少了CHW的入户次数。2019年6月至2020年3月(COVID-19限制措施实施期间),圣多明各大部分地区的疟疾病例中有43%由CHW诊断,他们平均比正式医疗机构或其他主动搜索团队提前1.5天开始治疗。CHW发现的病例中,近83%是在主动搜索期间发现的,96%的阳性病例在症状出现后24小时内得到了治疗(Michelén Str?fer等人,2024年)。在COVID-19限制期间(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CHW仅发现了14%的疟疾病例;限制解除后(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这一比例上升至18%。虽然无法将疟疾减少完全归因于CHW的干预,但这些数据表明其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2019-2020年)。
但这些数字是否反映了全部情况呢?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干预措施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以及对人们价值观的考量。先前的定性研究表明,社区成员、CHW和NMP之间的信任在2015-2016年的疫情应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BLINDED)。团结和服务他人的价值观激发了人们对疟疾活动的兴趣和参与度(BLINDED)。总之,疟疾疫情的发生背景是社会义务和关系的存在,而这在关于社区参与的文献中研究较少。尽管社区参与在全球疟疾防治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Atkinson等人,2011年;Baltzell等人,2019年;Raj Awasthi等人,2021年),但很少有研究探讨价值观在干预措施中的作用。
借用拉图尔(Latour,2005年)的观点,“社会”在应用于疟疾研究时可能是一个概念性的黑箱,随着人类学家和其他学者不断拓展“社会”的定义边界,这一概念也在发生变化(Brown,2017年)。社会科学家将疟疾置于其历史和政治背景中进行分析(例如,Packard,2007年;Packard & Brown,1997年),关注文化信仰和行为等社会决定因素以强化项目效果(例如,Jones & Williams,2004年;Mwenesi,2005年;Panter-Brick等人,2006年),并引入了新的批判性框架,如多物种互动、自然-文化关系、实践过程和多样性(例如,BLINDED;Chandler & Beisel,2017年;Chandler等人,2012年;Kelly & Lezaun,2014年)。关于疟疾社区参与的文献主要采用应用性研究方法(例如,Baltzell等人,2019年;Raj Awasthi等人,2021年;Whittaker & Smith,2015年),强调信任、透明度、合作和包容性。然而,目前尚无关于社区干预中价值观作用的实证研究或其对消除策略影响的成果。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探讨这些社区中人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些价值观如何影响他们的参与体验,以及干预措施又是如何依赖于这些价值观的。这些问题有助于关注社区干预中被忽视的方面,并对社区参与中的权力动态和未经质疑的假设提出质疑,无论是在疟疾还是其他健康问题上。研究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认为社区干预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创造”过程。
圣多明各的城市背景
过去几十年里,随着来自内陆地区的人口迁往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圣多明各的人口激增。拉西耶纳加和洛斯特雷斯布拉索斯的居民激增被称为“入侵”,这些居民以秘密协议从企业家手中购买小块土地,导致他们的法律权利模糊不清,容易遭到驱逐。为了工作,人们依赖于非正式经济。
结果
定量和定性结果表明存在两个价值观领域。一个领域以信任为核心,涵盖了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另一个领域则以友谊、互惠和“维护面子”等价值观为基础,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其中信任的作用更为微妙。这两个领域对CHW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某些条件削弱了这些价值观。
讨论
CHW干预措施中两个价值观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领域以信任为核心,体现了人与机构(尤其是卫生系统)之间的社会契约;另一个领域则通过友谊、互惠和“维护面子”等价值观,促进了日常生活中的联系,从而维持了及时诊断和治疗所需的关系。
这些发现丰富了关于社区参与的讨论,并挑战了一些常见的假设,尤其是关于信任的假设。作为概念的信任
方法论
大多数研究参与者是通过滚雪球抽样(推荐抽样)和陪伴抽样方法招募的。由于招募存在偏差,结果的普遍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其他抽样技术,如按社会经济地位分层或微观地理差异进行抽样,并采用其他策略招募弱势群体。研究团队缺乏时间和资源来开发更详细的信任评估工具或调整现有工具。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亨特·凯斯(Hunter Keys):撰写——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验证、监督、软件使用、项目管理、方法论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分析、概念构建。戴安娜·塔维拉斯(Diana Taveras):调查实施。卢塞内·德西尔(Luccene Desir):撰写——审稿与编辑、项目管理、资金筹措、数据管理。凯拉·乌雷尼亚(Keyla Ure?a):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论设计、调查实施、数据分析、概念构建。凯文·巴多什(Kevin Bardosh):
未引用参考文献
公共卫生与社会援助部(Ministerio de Salud Publica y Asistencia Social),2023年。
伦理声明
CONABIOS(多米尼加卫生部生物伦理研究委员会)和BLINDED(研究编号00099347)为该研究提供了伦理批准。所有参与调查及定性研究的关键信息提供者均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同意。致谢
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有助于完善最终论文。同时感谢所有参与研究的关键信息提供者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本研究得到了卡特中心的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