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inspired, Biomimetic and Nanobiomaterials》：When coping means breaking the rules: Understanding conservation crime through 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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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直接威胁——保护犯罪（conservation crime）屡禁不止的困境，以越南Pù Mát国家公园为案例，创新性地应用犯罪学中的一般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 GST），深入探究了社会与环境压力如何驱动当地社区采取包括非法资源利用在内的应对策略。研究通过定性方法识别出九种紧张源，其中四种为新型生态相关紧张源，并揭示了基本需求、经济、土地及道路与偏远性等紧张源与保护犯罪的高度关联性。该研究为理解保护犯罪的根源动机提供了新视角，对制定从源头预防犯罪、促进保护地与社区协同发展的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背景下，保护地（Protected Areas, PAs）作为关键的保育工具，其有效性正受到保护犯罪（conservation crime）的严峻挑战。保护犯罪，即违反保护法规的狩猎、伐木和自然资源利用行为，不仅直接导致物种衰退甚至灭绝，还可能削弱公众对保护地有效性的信任，引发资金缩减和管理冲突，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保护地降级或撤销。传统上，执法是应对保护犯罪的主要手段，但这种方式成本高昂，可能损害社区关系，且威慑效果不一，其长期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因此，探索能够解决犯罪根本动因的预防性策略变得愈发迫切。
要制定有效的预防策略，必须深入理解促使个体参与保护犯罪的条件和动机。犯罪学中的一般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 GST）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分析框架。GST认为，个体在经历紧张（strain，如失去积极事物、目标受阻或遭遇负面刺激）时，可能产生负面情绪，进而增加其采取越轨或非法行为作为应对方式的可能性。尽管GST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犯罪类型的研究，但其在保护犯罪领域的应用仍十分有限。此前仅有少数研究尝试将GST应用于野生动物犯罪。因此，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研究人员在越南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Pù Mát国家公园（Pù Mát National Park, PMNP）开展了一项案例研究，旨在探究：（1）GST所界定的紧张和应对策略如何在PMNP中显现；（2）如何描述这些已识别的紧张和应对策略的特征。
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于2023年至2024年间在PMNP及周边缓冲区的16个社区中，分三个阶段进行了定性实地调查。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设计，结合了半结构化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参与者观察以及与口译员和现场助理的汇报会等多种数据收集工具，共有218人次参与。这种多方法途径有助于通过三角验证提高数据的有效性，并捕捉人地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研究团队通过有目的抽样和机会性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招募参与者，以确保在性别、年龄和社会角色方面的多样性。数据分析采用了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基于GST核心概念（紧张、负面情绪、应对策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多维贫困能力框架构建了初步编码本。随后，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对编码本进行迭代精炼，最终确定了九种紧张类型和四种主要的应对策略。分析不仅记录了各种紧张和策略的出现频次，还通过主题分析深入解读了其背景、特征及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揭示了在PMNP社区中存在的九种 distinct 紧张。其中，经济紧张（n=47）、道路与偏远性紧张（n=37）、土地紧张（n=32）和基本需求紧张（n=32）是被提及最多的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四种紧张被识别为新型的、生态嵌入的形式，包括环境紧张（如极端天气、地形障碍）、人兽冲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土地可及性与可用性紧张，以及道路与偏远性紧张。这些紧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例如，经济紧张常受到土地、道路与偏远性以及环境紧张的影响；而道路与偏远性紧张则被描述为加剧许多其他紧张（如医疗、教育、经济机会）的聚合因素。
在应对策略方面，研究识别出四种主要方式：保护犯罪（包括非法狩猎、伐木、资源采集等，n=31）、外出迁移（n=25）、依赖援助（n=19）和生活方式适应（n=11）。保护犯罪是最常被提及的应对策略。分析表明，特定紧张（尤其是基本需求、经济、土地和道路与偏远性紧张）更频繁地与保护犯罪相关联。参与者常将保护犯罪描述为一种在缺乏其他可行生存手段时的必要性策略。相比之下，外出迁移需要语言技能、经济手段和社会网络等前提条件；生活方式适应需要知识、市场准入等多重转变；依赖援助则受限于资金覆盖面和分配公平性。当这些合法应对策略因高强度的紧张而难以实施或无法提供即时缓解时，保护犯罪可能成为最易得或唯一可及的选项。
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通过识别新型生态紧张源，并将GST的应用从传统的经济社会背景扩展至保护犯罪领域，丰富了GST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保护犯罪可被视为交织的社会生态压力下的症状。那些最常与保护犯罪相关的紧张源（基本需求、经济、土地、偏远性）可能具有“致犯罪性”（criminogenic），即它们在高强度、被感知为不公正、且社会控制较弱的情况下，会直接产生从事非法活动的压力或诱因。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提出了对保护实践和管理的启示。首先，紧张分析有助于将保护地与社区的对话从 stigmatizing 和制裁违法者转向共同探讨“需要解决哪些压力根源”，从而促进更具合作性的氛围和更可持续的保护成果。其次，将紧张分析纳入保护地的设计、管理和监测中，可以预见并缓解保护限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保护地无意中加剧现有紧张或消除必要的应对策略。此外，资助方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可考虑将部分执法预算重新分配给旨在减少紧张源的预防性措施，例如综合生计项目、改善服务可及性（而非开辟新的采掘通道）等。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地理范围有限，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频率计数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紧张的实际重要性；保护官员在场可能影响了参与者对敏感话题的讨论；紧张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尚未系统评估。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至更多社区，结合地理空间数据进行精细化的“紧张风险地图”绘制，并采用更敏感的数据收集方法（如情景模拟）来深入探究紧张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
总之，这项研究创新性地应用并扩展了一般紧张理论（GST），为理解保护区内保护犯罪的复杂驱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通过揭示社会生态紧张源与非法资源利用之间的关联，研究强调了解决结构性不平等（如贫困、土地获取受限、空间边缘化）对于从根源上预防保护犯罪、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福祉协同发展的重要性。这为未来制定更具针对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的保护干预措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