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Transformations of water governance and social authority in the Hani Rice Terr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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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历史政治生态学视角，结合地形影响模型，系统考察了红河哈尼梯田作为长期水文社会系统的演变。研究揭示了地理形态通过嵌入灌溉基础设施的协调逻辑，在不同政权下维持制度连续性的机制，为理解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水系统耦合治理提供了空间-制度整合分析框架。
2 研究框架
中文"地形"具有地理情境与社会地位的双重意涵。人类学家将地形定义为整合特定空间内地理、居住、政治边界与历史背景的综合知识体系，相当于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形态。本研究引入地形视角，提出地形影响模型，通过物理特征、社会地理特征、文化意义与历史演变四大核心变量，分析地理环境如何通过历史与社会结构变迁影响地方社会的权力动态与资源管理。该模型以权力与资源控制为核心分析变量，以资源获取权、利用模式与社会权力结构为测量指标，在元阳哈尼梯田具体表现为梯田维护管理、梯田景观变化以及社会组织与空间关系的测量指标。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哈尼梯田位于中国云南省红河州，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展现了独特的农业文化景观。其社会生态系统基于"稻作灌溉"模式，依赖水源林、龙潭与人工沟渠等水利设施。研究采用德勤的"数据三角验证"法，在2020-2024年间开展9次田野调查，对村委成员、传统领袖、普通村民等50余人进行深度访谈，结合地方志、档案等二手资料，运用里博的"获取理论"与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通过机制性解释方法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体中的权力实践与治理安排。
4 传统社会组织与梯田水治理的权力结构
哈尼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家庭-家族-村落的复杂网络。通过"父子连名制"与"地名连名制"维系血缘与地缘关系。研究区村落可分为箐口、硭政与水卜龙三大群体，近40个自然村在民族构成、主要氏族及血缘关系上呈现明显关联性。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社会组织是传统水分配系统的核心载体。
5 土司制度下的梯田管理与水资源分配
历史上纳楼茶甸土司辖区的治理体系包含土司署-里-村-户四个层级。土司通过官方田、私田的分类管理制度，以及森林所有权与沟渠分级管理体系，实现跨村落的水资源协调。官方沟渠由土司组织修建，收取水租并任命沟长管理；村社沟渠由村民共管；私沟则供家户专用。现存许多沟渠仍为土司时期修建，这种制度安排支撑了大规模梯田景观的形成与持续。
6 人民公社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变迁与梯田景观动态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村社组织在党政干部与传统领袖共同参与下延续至1956年。随着集体化运动推进，"政社合一"模式逐渐取代传统组织，资源管理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林业权属经历多次变更，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的24%降至1970年的11.6%。水利建设虽修建了安分寨、大鱼塘等水库，但因选址不当多数未能有效蓄水。"农业学大寨"等运动中的开垦活动违背传统"择地-造田-治水"顺序，导致水田退化。同时，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改变了景观结构，1978年种植面积达5,238亩。
7 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社会组织模式及其景观影响
家庭承包制实施后，社会组织模式从"政社合一"转变为"政社分开"。传统米古、摩批体系复兴，形成村委会负责行政、传统领袖负责文化的双轨治理。1983年"三定"政策稳定林权，2003年退耕还林政策增加森林覆盖，2013年生态红线政策划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然而村社组织松散化导致传统水分配系统瓦解，资源分配原则从传统灌溉治理转向"便利优先"。以硭政群体为例，原有14个自然村的协作网络解体，上游村落凭借地理优势截水，导致下游梯田干旱退化。沟渠管理制度缺失，村民外出务工进一步削弱集体维护能力，"理性用水"观念冲击传统分配秩序，加剧资源竞争与景观破碎化。
8 结论
哈尼梯田呈现了地形景观与制度层级独特耦合的治理模式：水流从森林高地垂直流向梯田，每个高程对应特定社会单元，形成由家族和祖先权威管理的制度层级。研究提出的"地形影响模型"整合了历史政治生态学对"时间性"与"空间物质性"的关注，揭示了地形不仅作为治理系统演变的背景，更通过其物理结构参与权力的嵌入与再生产。国家在哈尼梯田水治理中的有效干预基于对现有地形结构与传统治理网络的战略性重构，这种"国家引导的传统主义"体现了现代治理体系对空间控制与制度整合的实践智慧，为理解中国式生态治理提供了空间-制度整合的分析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