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Moderating roles of green technologies and trade diversification in resource-driven ecological pressures: evidence from G-20 economies using a panel MMQR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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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面板矩分位数回归（MMQR）方法，系统考察了G-20经济体（1990–2023年）自然资源租金（NRR）、资源租金多元化（DIVER）与环境技术（ERT）对生态足迹（EFP）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NRR显著加剧生态压力，且在污染严重经济体中效应更强；资源开采多元化反而通过扩大资源利用规模加剧环境退化；而环境技术则能稳健降低各分位数下的生态足迹。贸易开放（TRADE）通过放大环境创新的积极效应并缓解资源依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支持生态可持续性。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EFP与NRR、DIVER、ERT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GDP与TRADE对EFP呈单向因果。研究强调，G-20国家需通过降低对资源租金的依赖、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加速清洁技术扩散，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的协同。
引言
全球环境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因快速工业化与经济扩张而显著恶化。大气CO2浓度首次突破400 ppm，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与气候灾害频发。COVID-19大流行后，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重回全球议程，G-20环境部长会议（2022年）重申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C以内的共同目标。为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各国推行碳定价、环境税与绿色金融等政策。然而，资源依赖与技术创新的环境效应存在争议，亟需基于异质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献综述
自然资源租金（NRR）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存在“资源祝福”与“资源诅咒”两种对立理论。前者认为租金可资助绿色项目并引入环保技术，后者指出资源过度开采会导致环境退化与温室气体排放激增。现有研究多关注NRR总量，忽视其结构多样性（DIVER）。资源多元化可能因设备冗余、技术升级滞后而加剧生态压力。环境技术（ERT）通过提升能源效率与推广可再生能源改善环境，但“回弹效应”与技术转移可能削弱其效益。文献缺口在于未系统考察NRR多样性及其与ERT的交互作用对生态足迹的影响。
研究方法
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生态足迹（EFP）与NRR、DIVER、ERT、贸易开放度（TRADE）及人均GDP的实证框架。数据涵盖1990–2023年G-20经济体，EFP数据来自全球生态足迹网络。NRR多样性通过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和香农-维纳指数（SWI）衡量，ERT以环境专利占比表征。采用MMQR方法解决面板数据的异质性、内生性与不可观测变量问题，能够捕捉变量在EFP条件分布不同分位数（如10th、50th、90th）下的异质效应。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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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应：NRR在低中分位数（10th–50th）显著正向影响EFP，且在污染严重经济体效应更强；DIVER在低分位数呈负向关联，表明多元化在生态压力较轻时具预防作用；ERT在所有分位数均显著降低EFP，技术减排效应稳健；TRADE在高分位数作用显著，开放贸易有助于高压经济体缓解生态压力；GDP始终加剧EFP，凸显增长与环境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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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NRR与DIVER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资源多元化加剧NRR的生态负面效应。尤其在50th–90th分位数国家（高污染组），多元化导致技术升级成本增加与资源累积效应，放大环境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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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替代被解释变量（碳排放、生态赤字）及子样本分析均支持结论。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EFP与NRR、DIVER、ERT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与TRADE、GDP呈单向因果。
结论与政策启示
G-20经济体需通过三重路径协调资源利用与生态目标：其一，缩减对NRR的依赖，优化资源开采结构，避免“一刀切”式多元化；其二，强化ERT扩散，通过补贴、税收与研发激励加速绿色技术落地；其三，利用TRADE的技术溢出效应，完善全球绿色合作机制。未来研究可拓展至非线性效应、治理质量与绿色金融等维度，并对比BRICS、G-7等经济体的异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