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impact of smartphone use on rural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evidence from micro-level survey data in China
引言
在全球范围内，农村环境治理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1明确呼吁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与人类住区，这一目标同样涵盖农村地区，并强调环境质量与居民福祉的结合。世界银行《2023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指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约34%的农村人口（约12亿人）正面临缺乏改善的卫生设施、水污染、水媒疾病和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等严峻挑战。这些问题不仅对健康和生计造成客观危害，也塑造了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负面感知。
中国同样高度重视环境质量的主观感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持续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充分认识到客观环境改善必须与居民主观满意度相结合才能取得持久成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已从松散管理转向系统治理，但污染和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等问题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客观环境问题并不直接等同于居民的主观评价；相反，农村居民如何感知和评价其生活环境，对其对治理措施的接受度和整体福祉的提升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也强调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信息化”，凸显了数字化与主观感知的联系，并认识到数字工具可以影响居民获取环境信息和形成评价的方式。
现实特征与理论分析
农村数字化发展的现实特征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宽带发展白皮书》，截至2021年11月底，中国已实现全部51万个村级单位宽带网络覆盖，行政村和贫困村宽带接入率均达到100%，历史性地解决了贫困地区通信难问题。另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5年7月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9.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11.16亿，农村网民规模3.22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2%。
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全面应用，通过“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政务”等方式改变了众多公共服务的提供模式。借助数字技术，农村地区得以接入低成本、高质量的资源共享平台，提高了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城乡服务一体化。
智能手机的使用还加速了农村基层治理效率的提升，增强了政治、文化、环境等各类基层活动的成效。截至2022年6月，“互联网+政务”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各类业务，全国49.2万个村委会的信息实现集中化，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效率。此外，如浙江德清县的“莫干数字治理图”应用，通过“指尖上的德清”应用软件在自然资源维护和基层治理方面取得了精准高效的成果。
智能手机使用还影响了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使他们能够积极运用互联网工具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调查显示，与环境质量相关的信访投诉数量逐年增加，尤其在农村地区。以浙江省为例，根据浙江省“人民叫我统一平台”的“公开信”栏目，2017年7月20日至2023年3月19日期间，各县区环保局共回应公开信11369封。可见，在网络普及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人们对本地环境的关注度日益提高。
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个体行为受到内在价值感知、自我效能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在数字时代，农民广泛使用智能手机获取网络信息，这一行为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价值风险，并为其环境感知的形成提供重要信息基础。从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视角，Yi等学者认为智能手机等媒体的广泛使用导致与传统媒体的注意力竞争及注意力的选择性分配。农村居民通过智能手机获取环境信息可能提升其环境感知和满足感。借鉴集群理论（Cluster Theory），Chen和Ye提出产业集聚可以降低制度成本并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类似地，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显著缩短了信息获取的空间距离，从而降低了各类交易成本，大幅提高了居民对环境信息获取的满意度。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积极效应，学术界也存在不同观点。基于负面偏差理论（Negativity Bias Theory），Zhang等提出居民在关注环境问题时更倾向于关注负面信息，新闻媒体也更善于捕捉居民的这一注意力特征，最终导致其对环境治理的满意度下降。这一观点已得到多项现有研究的验证：Yang等和Luo等证实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探讨智能手机使用背景下政府形象对环境治理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时，Zhang等进一步指出当前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对公众环境治理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
事实上，负面偏差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网络信息偏好出现不对称，使居民更倾向于偏爱某类信息，这自然催生了此类信息的市场，相关信息的供给也大幅增加，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居民的环境质量满意度。
智能手机使用影响农村居民环境质量满意度的机制可从以下两方面探讨：
首先，信息渠道的替代效应。愉快环境和有效治理带来的积极情绪能够放大个体对环境的积极感知。然而，另一方面，削弱个体积极环境感知的负面情绪更易传播。例如，Zhang等提出个体在通过媒体接触环境信息后，会直接面对负面情绪——如对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的个人威胁的担忧——从而导致环境满意度的下降。互联网充当了“情绪放大器”，使个体的负面情绪能够通过网络平台辐射到群体乃至社会层面。取代传统信息渠道后，互联网使人们的情感表达更为便捷。与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表达相比，个体更倾向于在网络上自由发言，其言论成本往往更低。这降低了个体的情感表达成本，鼓励人们发泄不满。抱怨行为可能降低个体在群体内的责任感，促使人们在网络上表达不满以获得满足感、共情和情感共鸣。在线情绪宣泄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行为，这可能驱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非理性和消极的感知。
其次，社会资本的形态转变效应。农村居民可能从以线下、个体为中心的社交资本结构，转向更倾向于线上和集体参与的形式。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和增加上网时间，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实现资源匹配。根据QuestMobile报告，截至2025年6月，中国移动网民日均使用时长和频率分别为7.97小时和117.9次。与2022年相应数据（日均5.91小时和87.77次）相比，增加了2小时和30.13次，表明用户参与度显著且深入地提升。这一变化深刻重塑了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方面，它可能降低农村居民参与传统线下活动（如本地聚会、村委会选举）的频率，影响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整体感知；另一方面，网络环境包含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有助于拓展社会资源——例如，人们可以获取更多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培训和教育资源。公平教育机会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提升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和质量提升的意识和能力。然而，在环境质量满意度方面，负面影响在于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使得人们对当前环境问题更容易产生不满。Zhang等提出，即使媒体对当地环境问题的报道客观公正，不强调潜在未来风险，仍会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而这种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升会降低环境质量满意度。
总体而言，从理论上讲，信息渠道的扩张和社会资本的转变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潜在结果：一方面，这些机制可以拓宽视野、增强认知和提高学习能力，从而可能对环境质量感知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的信息和能力可能不够扎实，导致个体对世界的感知出现差异。加之情绪宣泄行为的存在，这可能对环境质量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智能手机使用对环境质量满意度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从而形成差异化效应。然而，负面偏差理论表明负面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高，且可能更符合现实特征。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考察智能手机使用对农村居民环境质量满意度的影响，本研究以农村居民的环境质量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其使用智能手机获取知识的频率。由于解释变量为有序离散变量，更适合采用有序概率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参照Jiang等的研究方法，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Eqsi= α0+ α1SUi+ ∑i=2αiControlsi+ υi(1)
其中，Eqsi代表农村居民的环境质量满意度，为有序离散变量，取值1至5。SUi代表智能手机使用，即农民是否频繁使用智能手机，为二元变量，取值0或1，是本文的核心变量。Controlsi代表其他相关的控制变量。υi为随机扰动项。
数据来源于2020年发布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调查问卷》。数据收集过程遵循分层抽样原则，采用严格的抽样策略确保样本代表性。问卷分发广泛而全面，考虑了不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和农村发展特点的差异。问卷覆盖中国东、中、西、东北部26个省，涉及400多个村镇的农民调查。为聚焦重点区域，问卷收集集中于浙江、安徽、江苏等11个省。
严格遵守分层抽样原则，调查员团队经过严格培训。在选定调研省份后，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地理位置选择不同的县区。县区的选择进而对应选择了村庄和农户。为确保问卷质量，每名数据收集者收集的问卷不超过10份。鉴于本研究主要关注智能手机使用对农民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筛选了与农村环境质量满意度相关的数据。数据涵盖农民家庭和村庄基本信息、互联网使用、“三废”治理、垃圾分类、环境满意度等多个方面。剔除奇异值、不准确值等个案后，最终获得2632个有效数据集用于本研究。
变量定义方面，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环境满意度，通常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测量。本研究采用“您对当地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这一问题，应答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1（非常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形成一个有序离散变量，可建立有序Probit模型检验假设。
核心解释变量为智能手机使用，其定义为个体利用智能手机作为移动智能终端来访问、操作和参与各种功能应用及情境活动的行为模式和程序过程。微观调查常用“个体是否频繁使用智能手机获取信息”这一指标来衡量。结合本研究焦点，我们选择通过询问个体是否频繁使用微信、微博等移动应用获取信息来衡量农村地区的智能手机使用程度。若农村居民频繁使用智能手机获取信息，则赋值1；否则赋值0。
控制变量方面，根据以往研究和本研究需要，选取了两类控制变量。一是可能影响个体农村居民环境满意度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党员身份、年人均收入等。二是可能影响智能手机使用的区域变量，基于东、中、西、东北的地理划分，也纳入控制变量范围。公共监控摄像头的安装会显著影响居民环境满意度，故也纳入控制变量。
实证研究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
分析表2中模型（1）至（3）的结果，模型（1）直接对核心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控制了智能手机和个体村庄使用相关变量，模型（3）加入区域控制变量。在所有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智能手机使用对环境质量满意度评价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智能手机使用降低了农村居民的个人环境质量评价。
具体而言，考虑第（3）列结果，智能手机使用的系数为-0.123（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频繁使用智能手机的农村居民对环境质量的满意度显著低于不常使用智能手机的居民。这与理论分析一致，且与Zhang等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
考虑到有序概率模型的潜在局限性（系数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变量间的真实关系），计算了边际效应以进行更精确的分析。表3结果显示，与非智能手机用户相比，农村地区的智能手机用户表现为“非常不满意”、“比较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增加了0.595%、1.75%和2.45%。同时，“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了2.86%和1.93%。这表明农村居民使用智能手机并不能有效提升其环境质量满意度。智能手机使用对农村居民环境感知的福利效应似乎并未显现。
关于控制变量，年龄（Age）、村干部（Village cadre）、收入（Income）和监控摄像头（Security cameras）产生了正向显著的回归结果，而其他变量不显著。其中，年龄、村干部、收入和监控摄像头对环境质量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教育程度、党员身份和区域变量等对环境质量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性别、教育程度、党员身份等个体特征并未对环境感知构成显著障碍，表明农村居民在环境感知方面条件相对平等。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分析稳健性，研究使用不同回归模型进行调整。Ologit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是现有研究中常用于减轻潜在方法偏误的工具。表4结果显示，在模型1-4中，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保持显著为负。这证实了智能手机使用并不能提升环境质量满意度，表明整体模型具有稳健性。
在控制内生性和潜在遗漏变量可能性的同时，可能存在环境满意度更高的个体更不愿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导致反向因果和模型偏误。为解决此问题，考虑了替代变量。以往研究中，“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常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代理变量，并在该领域广泛使用。我们认为使用“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作为智能手机使用的替代变量是合理的。智能手机使用是获取网络信息的有效手段。因此，选择“是否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可见，信息通信技术（ICT）使用与环境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5%）。这表明替换解释变量提供了稳健的解释，意味着原始研究发现具有强稳健性。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选择可能引入偏误，本研究尝试调整被解释变量。政府政策推广可能影响环境质量满意度，对当地环境治理和环保宣传的满意度程度是一个替代指标。因此，使用“您对当地环境治理和环保宣传的满意程度”并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赋值1至5，回归结果呈现于表6。可见，智能手机使用与环保宣传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5%），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结果稳健，原始研究发现有力。
为进一步处理稳健性，本研究将控制变量纳入分析。首先，考虑到数据收集前后中国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这一非常事件可能对居民环境感知产生影响。为控制此种影响，将COVID-19大流行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数据集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使用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确诊COVID-19病例数和COVID-19相关死亡数作为衡量指标进行回归。表7（1）-（2）结果显示，在纳入COVID-19影响作为控制变量后，智能手机使用对环境质量感知评价的负面影响仍然统计显著。这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其次，村级客观环境条件可能影响居民环境感知。在中国，这些村级客观环境条件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因此，村庄或个体与地方政府的距离可以作为客观环境条件的指标。具体而言，使用到当地乡镇政府的距离作为代理变量，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表7（3）结果显示，在纳入村级环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后，智能手机使用对环境质量感知评价的负面影响仍然统计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显著性。
异质性分析
首先考虑地理异质性。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样，个体间的互联网使用和生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为分析区域差异对结果的潜在影响，使用四大区域（东、中、西、东北）的数据进行有序Probit回归，结果见表8（1）至（4）。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数字发展对农村居民环境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归因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较高，农村居民对环境治理有更高期望，当其获取更多环境信息时可能导致满意度降低。相反，互联网在西部和东北部的影响较弱，减少了对比效应，使得满意度相对不受影响。
其次，进行村民身份异质性分析。在中国，农村社区具有强社会联系的特征，不同政治身份的个体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不同，这可能导致环境质量满意度水平存在差异。为探究这种异质性，对村干部与非村干部、党员与非党员进行了一致性讨论，结果见表9。结果显示，村干部和党员的数据回归不显著，而普通村民的数据回归显示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智能手机使用对农村居民环境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因其是否为村干部、党员或普通村民而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源于他们视角和观点的差异。村干部和党员具有行政和响应角色，而村民则具有治理、维权和不参与特征。村干部和党员更可能响应政策，体现政策导向的回应。相比之下，村民的维权行为更易导致对环境问题的不满，从而反映出负面满意度。
机制分析：进一步探索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明显看出智能手机使用对农村居民环境质量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为深入理解这种影响的内在机制，可以从两个视角探讨数字化如何影响农村居民的满意度。
信息渠道的替代
智能手机使用的核心功能是信息共享与传播。作为当代公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互联网显著增加了信息供给，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潜在风险，并加剧了社会比较。如表10所示，智能手机使用对电视等传统信息源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这些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显著降低了使用传统信息源的可能性。频繁通过网络交换信息的农村居民更可能对其环境产生负面感知。此外，智能手机使用还提高了使用微信群讨论和享受在线公共服务的人群比例。例如，模型（3）和（6）使用“是否经常享受在线公共教育服务”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其对农村居民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结果一致显示显著正向效应，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或使用不同回归模型。这意味着经常在线接受公共教育服务的农村居民更可能对其环境产生积极感知。
从媒体研究视角，在分析重大事件后的词频情感后，观察到网络上的负面情感（悲伤和愤怒）比中性或正面情感更为普遍。这表明频繁接触网络信息的个体更易内化网络负面情绪。面对网络上关于环境质量的负面信息，他们更倾向于对当前环境状况产生不满。此外，对于生活在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农民而言，互联网使用可能加剧其本地环境质量与环境较好地区之间的对比，导致对当前环境满意度的降低。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农村居民当地环境质量满意度的影响相较于城市居民更为显著。因此，通过扩张信息渠道，互联网使农村居民拓宽了认知视野，接触到环境质量较好地区与自身环境之间的差距，最终催生负面情绪和对当前环境的不满。
社会资本的形态转变
除了拓宽农村居民的认知视野外，互联网还导致了其社会资本结构的显著变化。传统上，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集中于政治精英手中，普通农民需要通过线下渠道（如参与乡村选举）获取政治地位。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和发展，居民获取社会资本的途径得到显著改善。
首先，使用智能手机后，传统的线下政治参与（如参与村庄选举或投票）可能性降低，线上渠道成为替代。对本研究2632份调查应答的分析显示，频繁使用智能手机获取信息的村民在公共事务参与率上高于非使用者。他们通过村庄管理平台（应用、微信公众号、网站）和数字投票等方式进行数字参与的比例接近三倍。表11中模型（1）和（4）证实，智能手机使用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参与线下村级选举和投票的比例，形成了对环境质量感知的负面影响机制。表11中模型（2）和（5）说明，智能手机使用显著增强了参与乡村治理的线上手段（如村庄管理平台），创建了环境质量评价的正面提升机制。这表明智能手机使用将居民从线下参与乡村治理的形式转向线上，降低了下线渠道对环境质量感知的有效性。
其次，使用智能手机后，人们更容易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并分享信息，从而拓展了其线上社会资本渠道。频繁的在线交流有助于个体更准确地了解周围环境。表11中模型（3）和（6）证实，智能手机使用显著增强了农村居民分享经验的手段，创建了改善环境质量评价的正面机制。这表明居民通过分享经验重建了其线上社会资本结构，有助于提升环境质量感知。
总结而言，智能手机使用后，农村居民总体上表现出对环境质量的负面感知。这可能是因为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培养了农民的权利意识，并可能潜在地影响现实舆论。智能手机的自由表达、人际互动和平等对话特性易于培养平等、独立、自尊和参与等公民品质，进一步提升了权利意识。信息传播变得更加透明和迅速，使个体能够审视和曝光社会不公现象。智能手机还为权利受侵者提供了组织和发起维权行动的平台。请愿、集会和签名等在线活动使更多人参与维权行动，放大了其声音和压力。在智能手机使用普及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稳步提升，导致智能手机对其环境质量满意度的负面效应增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机制分析证实，尽管网络上充斥着负面信息及其对居民满意度水平的潜在负面影响，但正常的在线分享活动表明农村居民正走出自己的世界参与网络交流，有效拓展了线上社会资本。此外，政府积极推动农村数字化，改善了农村数字治理（如投票活动）和公共数字服务（如在线教育）。这些努力在引导居民走向内在福祉方面至关重要，并得到本研究实证证据的支持。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首先，基于基准回归结果，明显看出智能手机使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的环境质量满意度。有序Probit模型结果证实，在不控制其他变量、添加控制变量及纳入区域因素后，智能手机使用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的环境质量满意度。使用不同回归模型（OLS、二元Probit、二元Logit）和核心变量变体进行的多重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该结果的稳定性。
其次，从异质性分析可见，数字发展对农村居民质量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智能手机使用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