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early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precision management of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a multimodal framework integrating digital phenotypes and clinical biomarkers
背景与疾病负担
糖尿病已成为全球最普遍且增长最快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之一。截至2024年,估计有5.89亿20至79岁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每年约有340万人死于糖尿病相关原因。全球糖尿病直接医疗支出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到2050年,该年龄段的患病人数将增至8.53亿。与此同时,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到2050年,所有年龄段的糖尿病患者将超过13亿,凸显了全球疾病患病率的持续上升。
糖尿病相关的死亡和经济负担很大程度上由其并发症驱动,包括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神经病变和视网膜病变。其中,糖尿病肾病(DKD)尤为隐匿——通常无症状地进展,但在其病程中存在一个潜在的治疗窗口期,在此期间,及时的、基于证据的干预可以显著延缓肾功能恶化。
提高临床医生对慢性肾脏病(CKD),特别是DKD的认识和理解,对于确保及时启动此类干预措施至关重要。基于证据的疗法——如SGLT2抑制剂、非甾体MRA和GLP-1受体激动剂——可以减缓肾功能下降,减轻代谢并发症,并降低心血管风险。因此,优先考虑DKD的早期检测和个性化管理,构成了全球公共卫生努力的一个战略机遇。
优先关注DKD早期诊断与干预的理由
DKD因其巨大的公共卫生负担和可修饰的疾病轨迹,成为糖尿病相关并发症早期诊断和干预的战略性切入点。糖尿病现在是全球慢性肾脏病(CKD)和终末期肾病(ESKD)的主要原因,并且在许多国家是透析和肾移植的最常见指征。因此,早期上游检测和阻断DKD进展,有可能显著减轻肾脏替代治疗、过早死亡和长期残疾的社会负担。
在初始阶段,DKD通常悄无声息地进展且无症状;然而,仍然存在一个治疗窗口期,在此期间通过及时的、基于证据的干预可以延迟或甚至部分逆转疾病进程。最近的临床试验数据表明,对高风险个体进行早期且足够强度的治疗可以有利地改变长期结局。值得注意的是,FLOW试验证实,GLP-1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能显著降低2型糖尿病和CKD患者的复合肾脏结局发生率和心血管死亡率,从而强化了早期检测和干预的价值。
从实施的角度来看,DKD由于其简化、指南认可的筛查框架,适合进行可扩展和标准化的风险分层。KDIGO 2024指南建议所有高风险或疑似糖尿病患者同时检测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尿白蛋白与肌酐比值(uACR),并建议重复检测以排除急性波动。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鼓励使用联合肌酐-胱抑素C估算(eGFRcr-cys)以提高CKD分期的精确度并指导治疗决策。
随后的风险分类基于eGFR-uACR热图,并辅以经过验证的风险方程,如肾脏衰竭风险方程(KFRE),以量化绝对预后。例如,在CKD G3-G5期,5年风险≥3-5%需要肾内科转诊,而2年风险>10%则表明需要多学科管理。这种“筛查-确认-分层-转诊/随访”循环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临床框架,可在现有标准护理路径之上整合新型生物标志物、影像学指标和数字表型。
重要的是,当高风险分层直接与疾病修饰治疗相关联时,它就从描述性标签演变为可操作的决策节点。在同一校准和重新分类架构内,临床医生可以叠加额外的模式——如影像学特征、循环生物标志物和可穿戴设备衍生的指标——以细化个体风险预测并在纵向随访期间提供早期预警。其中,根植于传统中医(TCM)诊断范式的舌象和脉象特征正在被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字表型。这些或可作为复合风险模型中的弱标签或校正项。
DKD早期风险分层的新兴技术
为了延长糖尿病肾病(DKD)的检测窗口期,必须通过系统整合分子、组织和连续暴露水平数据来增强当前基于eGFR、uACR和肾脏衰竭风险方程(KFRE)的KDIGO风险分层框架。这些新兴方法必须针对经过外部验证的硬临床终点(如年化eGFR斜率、持续≥40% eGFR下降、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KD)或复合心肾结局)进行评估,以确定其真正的预测和临床效用。本节总结了跨越“分子-组织-暴露-算法”连续体的关键技术、应用场景和方法学考量。
遗传学与表观遗传学
大规模生物样本库和多族裔荟萃分析显著加速了与DKD相关的易感位点的识别和机制见解。最近在1型糖尿病(T1D)队列中的研究强调了稳健的位点,如COL4A3中的保护性变异(例如rs55703767),以及AFF3、FRMD3和RGMA–MCTP2区域的信号,这些信号与蛋白尿、eGFR下降和ESKD持续相关。多祖先倡议(如FIND研究)证明了跨不同人群的方向一致性,这是转化普适性的关键特征。
相比之下,2型糖尿病(T2D)中更大的表型异质性——由于高血压、肥胖和血脂异常等合并症——限制了对全基因组显著位点的检测。这强调了对精细化表型分析和更大规模、多族裔队列的需求,以提高信号稳定性。整合GWAS信号与肾脏特异性eQTL、TWAS和细胞类型解析转录组数据的功能注释策略,正日益弥合统计关联与机制解释之间的差距。
多基因风险评分(PRS):
2024年的一项系统综述表明,从现有GWAS数据集衍生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可以在人群水平识别DKD风险升高的个体。然而,预测性能因祖先、表型定义和基线风险分布而异。在现实世界环境中——特别是涉及混合祖先、合并心血管疾病或可变药物暴露的情况——模型校准可能会漂移,降低临床可靠性。
PRS开发和部署的最佳实践包括多祖先训练、独立外部验证、预先注册的阈值和透明的临床可解释性。在此背景下,PRS可能最好不作为全民筛查工具或KDIGO模型的替代品,而是作为机制分层或临床试验人群富集的工具——特别是用于识别具有临界或亚临床表型的遗传高风险个体。
表观遗传重编程与单细胞多组学:
与“代谢记忆”相关的表观遗传修饰——包括DNA甲基化和组蛋白重塑——尽管血糖正常化仍可能持续存在,并导致足细胞损伤、间质纤维化、氧化应激和炎症。最近的综述(2024-2025年)绘制了肾实质细胞中的关键表观遗传改变,包括DNA甲基化和H3K4/H3K27组蛋白标记的动态变化。尽管表观遗传通路的药理学靶向治疗前景广阔,但将这些特征与硬肾脏结局联系起来的有力人类数据仍然匮乏。
与此同时,单细胞和空间多组学技术正在快速推进肾脏病学研究。scRNA-seq和scATAC-seq等平台允许对细胞类型特异性过程进行精确的时空映射,将遗传易感性和表观遗传重编程与分子表型和微环境信号联系起来。
在短期内,一个实际应用可能在于多模态预测建模,该模型将表观遗传和转录组学特征与临床变量、影像学和液体生物标志物相结合,以完善早期风险分层和亚型识别。然而,这些模型需要在以硬终点(如eGFR斜率、ESKD、心肾事件)为中心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中进行验证,以确定其增量预测价值。
整合视角:
当前证据支持一个交互模型,其中遗传易感性、环境暴露和表观遗传重编程汇聚在一起塑造DKD轨迹。PRS可作为机制分层或高风险试验招募的工具,而表观遗传和单细胞方法则指导基于通路的干预和目标优先排序。成功的临床转化将取决于外部多祖先验证、与人类肾脏组织数据的一致性,以及针对有意义的临床结局所证明的附加预测效用。
核心实验室标志物的优化与标准化
eGFR和uACR仍然是DKD早期检测和纵向监测的基石生物标志物。然而,它们的临床效用取决于测量的严格标准化和解释,以确保在不同医疗环境下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根据KDIGO 2024,血清肌酐为基础的eGFR(eGFRcr)推荐用于初始筛查,而在决策关键场景下,当条件允许时,应优先考虑联合肌酐-胱抑素C方程(eGFRcr-cys)。所有估算方程应排除基于种族的系数。对于uACR,异常值必须在重复测试中确认,风险分层应基于eGFR和uACR的联合解读。
肌酐测量的系统偏差:
尽管全球在测定标准化方面做出了努力,血清肌酐仍然容易受到方法学和干扰相关变异性的影响。酶法和Jaffe法之间的差异,以及实验室间的变异,可能导致eGFR值不一致和CKD分期错误。即使在标准化方案下,外部质量评估和多中心评估仍能检测到残留的测量差异。
常见的分析干扰包括因使用多巴胺或多巴酚丁胺导致的酶法读数假性偏低,IgM副蛋白血症引起的假性低肌酐血症,以及N-乙酰半胱氨酸的干扰。这些因素在eGFR值接近临床决策阈值(例如,用于药物剂量或肾内科转诊)时尤其重要,需要酌情进行确认性测试或使用替代生物标志物。
改进的估算方程:
2021年CKD-EPI方程排除了种族并纳入了胱抑素C,与传统的仅肌酐模型相比,提供了更高的准确性和减少的人口统计学偏差。2023年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一个仅基于胱抑素C且排除性别的公式,为肌肉质量异常、肌酐动力学不典型或接近剂量阈值的患者提供了稳健的替代方案。在临床实践中,在错误分类可能产生治疗后果的决策点,只要检测基础设施允许,应考虑使用eGFRcr-cys或仅胱抑素C方程。
测量GFR作为分析金标准:
当eGFR估算值与临床表现不一致,或涉及极端身体成分、肌酐/胱抑素C动力学异常、或关键研究/药物剂量场景时,需要进行GFR直接测量(mGFR)。使用非放射性示踪剂(如碘海醇)的标准化血浆清除技术已在临床和研究环境中证明了可行性和可重复性,并作为GFR评估的金标准。
uACR测量的标准化:
与eGFR类似,uACR测量需要严格的标准化。参考方法如LC-MS/MS和外部能力测试揭示了常规免疫测定与同位素稀释质谱法(IDMS)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参考材料——如NIST SRM 2925(重组人白蛋白)——可实现可追溯性,有助于减少实验室间变异,从而提高纵向研究和多中心试验的可比性。临床实验室应披露其测定的可追溯性和不确定性。在研究背景下,应优先选择经过外部验证和校准的平台。
分析校准作为生物标志物整合的前提:
在基础生物标志物层面进行稳健的分析校准,是有意义地整合新型分子、影像学或数字表型工具的前提。没有这种校准,预测中感知到的增益可能反映了对基线测量误差的校正,而非真实的生物信号。因此,eGFR和uACR评估中的技术严谨性对于支持新兴诊断技术的有效临床部署至关重要。
炎症与肾小管损伤生物标志物
除了eGFR和uACR,反映炎症和肾小管损伤的循环生物标志物已显示出与DKD进展一致且可重复的关联。其中,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和2(TNFR1/2)以及肾损伤分子-1(KIM-1)代表了具有既定临床相关性的最稳健的生物标志物轴。
在1型和2型糖尿病人群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已证明TNFR1/2水平升高——无论是在基线还是随时间推移——与eGFR加速下降、进展至CKD 3期或更高、以及终末期肾病(ESKD)风险增加独立相关,独立于蛋白尿和传统风险因素。KIM-1,一种近端肾小管损伤的标志物,也在各种队列中始终与不良肾脏结局相关。
这些发现表明,炎症和肾小管损伤生物标志物可以为中长期肾脏结局提供附加的预后信息,超越了基于eGFR和uACR的标准KDIGO风险分层。
临床整合:KidneyIntelX.dkd模型
KidneyIntelX.dkd是一个多生物标志物机器学习风险评分,它整合了TNFR1、TNFR2和KIM-1与关键临床变量,如eGFR、uACR、HbA1c和血尿素氮。该模型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De Novo授权,用于预测患有糖尿病和早期DKD的成人5年内肾功能进行性下降的风险。
该工具通过告知随访强度、转诊至肾内科或临床试验入组,支持个体化护理路径。推导/验证研究和真实世界实施均表明,将生物标志物与临床参数相结合可改善区分度并促进可操作的风险分层。
人群特异性考虑与治疗反应性:
生物标志物性能可能因糖尿病亚型和疾病阶段而异。例如,在1型糖尿病中,尿KIM-1对ESKD的独立预测价值在校正蛋白尿后减弱,表明其在疾病早期或与炎症标志物联合使用时具有潜在效用。
虽然TNFR1/2比许多其他炎症生物标志物更稳健,但其水平可能受到全身性炎症的影响,限制了疾病特异性。因此,临床解读应考虑合并症,并在更广泛的表型背景中进行情境化。
新兴证据还表明这些生物标志物可被药物干预修饰。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的随机试验显示KIM-1降低,TNFR1/2适度下降,表明它们在药效学监测和治疗反应评估方面具有潜在效用。
方法学与实施考虑:
为了实现这些生物标志物的临床转化,稳健的分析验证、外部性能验证和无缝的临床整合至关重要。测定平台应明确定义样本基质(如血清或血浆)、校准方案、精密度参数和动态范围,以确保实验室间的可比性。预测模型必须在种族和地理多样化的队列中,使用标准化结局(如持续≥40% eGFR下降、ESKD或复合肾脏/心血管事件)进行外部验证。报告应包括区分度(C统计量、AUC)、校准(斜率、Brier评分)和临床效用指标(如NRI、IDI、决策曲线分析)。整合到常规护理中应与KDIGO 2024框架保持一致,并预设肾内科转诊和随访强度的触发阈值。实施后策略必须包括重新校准程序和模型性能漂移的监控。
总结与临床意义:
炎症(TNFR1/2)和肾小管损伤(KIM-1)生物标志物提供了超越传统标志物的独立预后价值,有助于早期识别高风险患者、个体化护理计划和富集临床试验队列。然而,广泛的临床采用需要测定平台的统一、跨不同人群的验证,以及证明在患者重新分类和临床结局方面改善的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
尿液蛋白质组学与CKD273分类器
尿液蛋白质组学已成为DKD早期检测和风险分层的一种有前景的模式。在各种平台中,273尿肽(CKD273)分类器——使用毛细管电泳耦合质谱(CE-MS)开发——是目前经过最广泛验证的用于肾脏风险评估的尿肽 panel。
在基线时患有2型糖尿病和正常白蛋白尿的个体中,已证明升高的CKD273评分可预测在2-3年内进展至微量白蛋白尿,独立于uACR的变化。这一预后价值已在大规模研究中得到证实,包括PRIORITY试验和DIRECT-Protect 2子研究,支持其作为临床前风险识别因子的效用,该因子先于显性蛋白尿,并有助于临床试验中的早期筛查和富集。
对药理学干预的反应性:
在一项随机、双盲、交叉试验中,在背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抑制基础上加用达格列净12周,显著降低了CKD273评分,并将一部分个体从高风险肽谱转变为低风险肽谱。这些发现将CKD273定位为治疗反应的潜在药效学标志物。在使用恩格列净时观察到类似的蛋白质组学调节,表明SGLT2抑制剂对尿肽特征具有类别效应。相反,在高CKD273评分患者中加用螺内酯未能预防微量白蛋白尿的发生,表明目前尚无证据支持以该生物标志物指导的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治疗。总体而言,CKD273更适合作为早期“触发”信号和治疗反应指标,而非诊断替代物。
临床转化的方法学考虑:
CKD273的开发和验证主要依赖于CE-MS。尽管其具有强大的批内和批间重现性,但由批次效应、平台异质性(如CE-MS与LC-MS/MS)以及分析前程序(如离心、脱盐、冻融循环)引入的变异性仍然是多中心部署的主要挑战。为了确保分析可靠性和可比性,在研究和临床环境中都必须明确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批次归一化和实验室间校准方案。
建议的临床应用与评估框架:
CKD273分类器可作为标准KDIGO风险分层(如eGFR × uACR, KFRE)之上的补充性生物标志物层,在三种不同的临床场景中具有潜在应用。首先,在uACR水平处于临界或波动的患者中,阳性CKD273结果可触发强化监测策略,如加强uACR复测或动态血压监测(ABPM)。其次,在没有显性蛋白尿的高风险个体中,CKD273有助于识别易快速进展的亚群,从而提高临床试验的事件发生率和统计效能。第三,在治疗监测中,当与uACR下降和eGFR斜率稳定化一起解读时,CKD273评分的治疗后降低可作为药效学标志物。为确保临床相关性,所有评估CKD273的研究不仅应报告区分度指标(如C统计量、AUC),还应报告校准(如校准斜率、Brier评分)和临床效用指数(如NRI、IDI、决策曲线分析)。此外,外部验证应优先考虑硬临床终点,如持续≥40% eGFR下降、ESKD或心肾复合事件,以证明超越现有工具的增量预后价值。
定位与未来方向:
CKD273在显性蛋白尿出现之前提供增量风险信息,并表现出对SGLT2抑制剂治疗的可量化反应性。其最佳角色是作为早期激活信号和标准护理之上的治疗监测工具。未来方向包括采用统一方案的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针对硬临床终点的验证,以及产生真实世界证据以证明重新分类益处和净临床影响。
尿液细胞外囊泡
尿液细胞外囊泡(uEVs)正成为DKD的一种有前景的生物标志物模式,为转化研究提供了若干优势。它们起源于不同的肾单位节段,可无创且重复地收集,并反映了动态的肾脏病理生理学。uEVs的货物——包括蛋白质和microRNAs——提供了对肾小球和肾小管区室的洞察,使其能够作为机制替代物、早期风险指标和潜在的药效学标志物。足细胞来源的蛋白质与蛋白尿相关,而肾小管损伤标志物如水通道蛋白和转运蛋白可能反映肾小管间质损伤。
临床应用的证据与局限性:
尽管uEVs在早期分层和机制映射方面显示出潜力,但仍缺乏使用硬肾脏终点(如持续eGFR下降、ESKD或心肾复合结局)的大规模、前瞻性验证研究。目前的证据主要来自横断面或小型纵向队列。为了评估增量价值,标准化的表型定义和方法学一致性至关重要。
技术标准化与报告指南:
uEVs特有的技术挑战包括样本稀释的变异性、低蛋白质浓度以及非肾脏来源的污染。最近的国际指南强调了统一命名法、标准化分离技术(如超速离心和免疫捕获)以及使用尿肌酐、体积或囊泡特异性标记物的归一化方法的重要性。报告标准应包括颗粒计数、蛋白质含量和表征标记物,以及批间和跨平台的质量控制。
短期定位:增强层而非独立工具:
在目前的证据阶段,uEVs最好被视为补充性生物标志物层,而非传统工具的替代品。当与尿液蛋白质组学或血清标志物结合使用时,uEVs可能增强KDIGO框架内的风险分层。评估不仅应包括区分度指标,还应包括校准性能、重新分类指数和临床决策影响分析,特别是在测试频率、转诊时机和治疗升级方面。
研究重点与标志物候选:
研究应优先发展多族裔前瞻性队列、统一的分析前工作流程以及以硬临床终点为锚点的验证策略。感兴趣的候选生物标志物包括足细胞来源的蛋白质和相关microRNAs,以及来自特定肾小管节段或信号通路的囊泡货物。这些可能支持肾小管间质主导表型的 delineation,并实现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法。最终,uEVs有潜力作为DKD早期检测、风险分类和治疗监测的综合多模式生物标志物策略的一部分。
基于影像学的肾组织损伤表征
影像学模态概述:
无创成像技术的最新进展使得能够直接可视化和量化肾组织改变,这些改变先于传统生物标志物(如eGFR和uACR)的可检测变化。在这些模态中,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RI)已成为评估肾脏灌注、微观结构和氧合的稳健工具。动脉自旋标记(ASL)等技术量化皮质血流;扩散加权和扩散张量成像(DWI/DTI)评估组织扩散率和微观结构完整性;血氧水平依赖(BOLD)MRI通过脱氧血红蛋白信号变异捕获组织氧合。总的来说,这些指标可以在糖尿病患者中检测到早期肾脏改变,甚至在肾功能出现可测量的下降之前。
标准化与技术挑战:
为了促进临床转化,PARENCHIMA等倡议提出了跨ASL、DWI、BOLD和T1/T2 mapping的标准化采集、处理和报告协议。这些指南强调统一扫描前变量——水合状态、钠摄入量、身体姿势——并建议优先考虑皮质区域以提高跨成像平台的可重复性。尽管有这些进展,肾脏MRI的广泛采用仍然受到高成本、长扫描时间和厂商间变异性的限制。
剪切波弹性成像的新兴作用:
除了MRI,剪切波弹性成像(SWE)已被研究作为肾纤维化的无创替代标志物。通过量化皮质硬度,SWE提供了对间质纤维化的洞察,并得到活检相关研究和荟萃分析的支持。将SWE与传统生物标志物(如eGFR)结合可能增强纤维化分期的区分能力。然而,SWE高度依赖操作者和设备,且缺乏跨平台的标准化阈值,限制了其广泛的临床效用。
建议的临床应用:
这些成像工具最好定位为特定临床背景下的辅助模态,而非通用筛查工具。它们的整合在三种场景下尤其有价值:(1)通过识别具有更大亚临床组织损伤(如灌注受损、扩散受限或皮质硬度增加)的个体来富集临床试验人群,从而提高事件发生率和试验效率;(2)在接受肾脏保护干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