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Ecosystems》：Sowing the seeds of wildlife-friendly gardening: does a garden biodiversity assessment promote uptake of pro-biodiversity gardening behavi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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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如何有效激励居民采取亲生物多样性园艺行为这一城市生态管理难题，通过为期四年的追踪调查，评估了花园生物多样性评估工具GardenStar的长期干预效果。研究发现，尽管评估过程提升了部分参与者对生物多样性提升措施的理解，但与未接受评估的对照组相比，并未显著促进更多亲生物多样性行为的采纳。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自然关联性(NR-6)得分与行为采纳数量呈正相关，而社会人口学因素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为优化基于评估的认证项目设计提供了重要证据，提示持续的社区支持与合作可能比一次性评估更有效。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居民私人花园如同一片片绿色的岛屿，潜藏着支持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可能。然而，这片潜力能否被激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千千万万园艺爱好者的个人选择，这被研究者们称为“小型园艺决策的暴政”。为了引导这些决策朝向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方向发展，野生动物花园认证项目应运而生，其核心环节之一便是对花园进行生物多样性评估。但一个关键问题悬而未决：这套评估流程本身，真的能激励人们长期改变自己的园艺行为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项发表在《Urban Ecosystems》上的研究进行了一次为期四年的“延时检验”。研究人员在新西兰的但尼丁和瓦卡蒂普盆地地区，对一组曾在2020/2021年接受过GardenStar花园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居民进行了回访，并将他们与一组来自同一地区、但未经历过评估的“对照组”居民进行比较。GardenStar评估工具会对花园的透水表面范围、栖息地质量、栖息地管理和植被连通性进行量化打分（满分100），并为参与者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和改进建议。四年后，研究旨在探究这次评估是否如播下的种子一般，真正生根发芽，促成了持久的行为改变。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收集。针对评估组和对照组分别设计了调查问卷，通过Qualtrics平台发放。评估组通过电子邮件招募，对照组则通过当地社区的Facebook群组进行招募。问卷内容涵盖三个主要部分：社会人口统计学信息、过去四年内的花园管理行为变化及其动机、以及参与者与自然的关系（采用NR-6自然关联度量表）。此外，问卷还包含了一个鸟类知识测验，要求参与者识别10种常见城市鸟类并判断其是否为本地物种，以评估其生态知识水平。对于评估组，问卷还特别询问了他们对四年前评估过程和反馈的回忆与感受。数据分析采用了卡方检验、t检验、一般线性模型和逻辑回归等统计方法，以检验两组之间的差异以及各种因素（如年龄、收入、自然关联度、教育水平、鸟类知识等）与亲生物多样性行为得分之间的关联。
结果
花园生物多样性评估与反馈的影响
研究发现，评估的长期效果较为复杂。近半数（46.3%）的评估组参与者已经记不清自己花园四年前的得分，而那些得分较低的参与者更容易遗忘。在能够回忆起评估过程的参与者中，超过一半（57.1%）表示评估并未影响他们后续的园艺决策。然而，评估过程也显示出积极的一面：56%的参与者认为评估使他们“稍微”或“一定程度”上更好地理解了如何提升花园生物多样性。
这种理解的提升与他们认为反馈的有用程度呈正相关，但与初始的GardenStar得分无关。在收到反馈的参与者中，大多数人认为反馈是有趣、有用或激励性的，但也有少数人（4人）觉得反馈令人沮丧。在那些确实做出了积极改变的评估组参与者中，评估过程的不同方面（如参与本身、学到知识、或想获得更高分数的动机）都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评估组与对照组的亲生物多样性园艺行为比较
令人意外的是，两组参与者在考虑生物多样性 enhancement（增强）的频率上没有显著差异，大多数人都表示这是他们决策时的常见考量或主要驱动力。
然而，对照组中报告在过去四年内做出了对生物多样性有积极改变的比例显著高于评估组（88.5% vs 60.5%）。具体到各项亲生物多样性活动，如种植本地植物、为传粉者种植花卉、减少农药使用等，对照组的参与比例也普遍高于评估组。综合各项行为计算的“生物多样性行动得分”显示，对照组的平均得分是评估组的两倍以上。
影响亲生物多样性行为的因素
统计分析揭示，亲生物多样性行为的数量与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在现住址居住年限、鸟类知识或是否参与环保组织等因素均无显著关联。然而，它与个体的自然关联性（NR-6）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即与自然联系更紧密的人，倾向于采取更多的亲生物多样性行动。两组参与者做出改变的最主要动机都是个人对生物多样性的兴趣，以及从阅读、媒体或与他人交流中获取的信息。
改变的负面影响与社会交流
约有22.3%的参与者报告了改变带来的负面影响。最主要的担忧包括杂草增多和维护工作量加大、花园看起来更“杂乱”可能招致邻居异样的目光，以及被认为有害的昆虫数量增加。
同时，社会交流也扮演着积极角色，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曾与他人讨论过自己的花园改变，其中部分人认为这可能影响了他人的园艺实践。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对花园生物多样性评估作为行为干预工具的有效性提供了 nuanced（细致入微）的证据。评估过程本身，特别是被认为有用的反馈，确实帮助一部分居民更好地理解了如何在花园中支持生物多样性，并对少数人的行为产生了积极的激励作用。然而，与未接受任何正式评估的对照组相比，评估组在长期行为改变上并未表现出优势，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不活跃。这种反差可能源于多种原因，例如评估组参与者因参与研究而对自己行为的认知更为审慎，或者对照组参与者由于招募方式的自我选择偏差而本身就具有更高的环保参与度。
研究结果强调了个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自然关联性）在驱动亲生物多样性行为中的潜在重要性，这比传统的社会经济因素或生物多样性知识显得更为关键。同时，研究也指出，一次性评估的激励作用可能有限，尤其对于那些已经具备一定环保意识的居民。对于觉得反馈令人沮丧的参与者，也提示了需要改进反馈的沟通方式。
最终，这项研究指出，虽然花园生物多样性评估有其价值，但若想大规模、有效地提升城市花园的生态功能，或许不能仅仅依赖一次性的打分和反馈。更有效的策略可能在于建立持续的、支持性的伙伴关系，例如连接园艺爱好者、社区团体和地方政府，提供持续的信息、资源和建议。就像培育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园需要持续的照料一样，培养居民持久的亲生物多样性园艺行为，也可能更需要一个长期、协作的“生态系统”来支持，而非单次播下的“种子”。这项研究为未来设计更有效的城市生态保护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思考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