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quaculture, Fish and Fisheries》：Notes From the Era of Pre-Modern Fishing in the Baltic Sea Reveal an Extensive and Resilient Fishing Mode
ABSTRACT
通过考察已发表的观察记录和关于历史捕捞模式的档案材料，我们发现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存在鱼类补充量变化、哺乳动物捕食者丰度高和捕捞强度大等情况，但鱼类供应量始终保持显著连续高水平的证据。我们观察到，捕捞是真正市场的一部分，即捕捞行为充当了机会主义捕食者的角色，在丰度低时放弃特定目标物种，转而捕捞现有的剩余资源。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历史海洋生态学的发展，并对用不可避免的“公地悲剧”来解释渔业衰退和崩溃的观点提出了批判。我们对历史管理方法的观察与当代瑞典渔业管理形成对比，并可能为在波罗的海及其他地区实现可持续渔业提供不同的策略。
1 Introduction: A Baseline on Baltic Fishing
历史视角对于理解生态变化至关重要。Daniel Pauly曾著名地指出“基线偏移”现象的严重重要性，即每一代人都将其早期年份的条件视为基线，未能认识到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发生的鱼类丰度或体型的下降。因此，需要包含历史观察的基线研究来背景化当前的变化。目前，评估的波罗的海鲱鱼种群单位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物量下降了约80%。这种减少不太可能均匀分布在如此广阔的海域，表明局部完全枯竭可能发生。与19世纪斯德哥尔摩群岛年渔获量稳定在1500-3000吨相比，尽管需求增长且采用现代捕捞方法，目前29名专业渔民的渔获量仅为39吨。
经济学的开放获取或共同财产捕捞导致过度开发乃至破坏的概念，以及Garrett Hardin阐述的“公地悲剧”理论，塑造了人们对现代渔业管理缺陷和失败的看法。然而，现代渔业并非开放获取系统，而是资本化的，即租金攫取型的，并得到政府大量的财政和政治支持。关于瑞典波罗的海渔业的历史研究很少。与瑞典西海岸渔业相比，东海岸渔业，包括斯德哥尔摩群岛的发展细节大多缺失，其历史发展相对未知。
本研究旨在描述斯德哥尔摩群岛历史时期的渔业和鱼类种群发展，作为瑞典波罗的海渔业近期发展和急剧衰退的指标。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估算生产水平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从而观察当代变化如何融入历史模式。第二个目标是在缺乏政府监管和支持的情况下，即瑞典所有公民广泛享有开放获取权的情况下，促进对渔业可持续性和自我调节的理解。
2 Material and Methods
2.1 Study Area and Data Sources
斯德哥尔摩群岛指的是1971年之前斯德哥尔摩县的管辖范围。群岛北起?rsk?r小岛，西南至Landsort和M?rk?岛。数据来源包括瑞典政府官方统计报告、瑞典统计局收集的数据、斯德哥尔摩县皇家农村经济与农业协会的实地研究、18世纪和19世纪研究人员和博物学家的贡献，以及瑞典海事和水资源管理署提供的渔船日志数据。
2.2 Calculation of Quantities and Conversion Factors
一个关键的定量度量是“val”：一个“val”包含二十“throw”，每“throw”为四条鱼，因此一个val为80条鱼。另一个相关度量是填满一个桶需要多少val，这取决于鱼的大小。根据记载，一个val的鲱鱼重量约为2.5公斤，每桶盐渍鲱鱼平均包含70 val，相当于约5600条鲱鱼，新鲜重量至少为150公斤。
3 The Stockholm Archipelag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3.1 The Natural Geography of the Stockholm Archipelago
斯德哥尔摩群岛是一个平坦的基岩海岸，具有强烈的持续地貌过程。自最后一次冰川期以来的持续陆地抬升导致群岛内部盐度降低、温度升高和营养含量增加，捕捞目标逐渐从淡水物种向东转移。
3.2 The Emergence of East Coast Fishing
考古发掘表明，针对鲱鱼和鳕鱼的季节性捕捞最早始于维京时代至中世纪早期。随着中世纪贸易和鱼类消费的增长，渔业变得更加有组织。
3.3 The Organisation of Fisheries in the Stockholm Archipelago: The First Fishing Charter
鲱鱼捕捞的重要性体现在斯德哥尔摩的围网渔业行会和145年在斯德哥尔摩群岛Huvudsk?r设立的“港口法案”。国王试图声称海洋捕捞是一项皇家特权。这种类型的法规遵循丹麦和德国的司法模式，旨在规范税收征收并在外群岛强加秩序。活鱼和鱼产品的贸易和运输是首都生计的重要方面。
3.4 Fishing in Time and Space: Inshore Fishing and Fishing at the Outer Archipelagos
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东海岸渔业主要是手工性的，由常住居民在其家园附近进行，即所谓的“家庭捕捞”，并伴有季节性的外群岛捕捞。家庭捕捞全年在私人水域或村庄共同管理的水域进行。外群岛的捕捞主要发生在5月至6月和8月至9月，这与春、秋产卵鲱鱼的产卵季节相吻合。
3.5 Who Fished and What?
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的渔业是分化的，一些近岸区域为私人或村庄所有，而外部的无人小岛和近岸渔场则对瑞典境内的捕捞开放。直到19世纪中叶，渔民包括三个异质性群体：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农民、城市公民以及以捕捞为主要或次要职业的沿海居民。SCRREAS在19世纪收集的统计数据将专业渔民与农民佃户和小农分开。鲱鱼捕捞相对均匀地分布在斯德哥尔摩群岛，而鳗鱼捕捞主要发生在V?dd?岛以东的乌普兰海岸，白鱼捕捞仅报道于北部地区，鳕鱼和比目鱼的捕获报道来自居住在群岛中部和南部的渔民。
4 Fisheries Statistics from the 19th Century
4.1 Landings From the Stockholm Archipelago
1821年，县长估计总鲱鱼捕获量约为10,000桶。三十年后，Sundevall再次估计1851年的总鲱鱼捕捞量约为10,000桶，显示出恢复。SCRREAS在1870-72年进行的调查详细绘制了斯德哥尔摩县所有渔户的情况。鲱鱼渔业相对均匀地分布在斯德哥尔摩群岛，约为14,000桶。
4.2 Comparisons With Other Counties Along the East Coast
与其他沿海县的类似研究比较显示，1855年斯德哥尔摩县、G?vleborg县和V?sternorrland县的鲱鱼捕获量最高。1881年的数据显示，捕获量显著高于Cederstr?m先前报告的数据。
5 Variation in Landings and Catch Rates Before 1900
5.1 Miscellaneous Observations
在18世纪和19世纪，反复有声明宣称渔业正在稳步衰退。衰退通常归因于渔民数量的增加，或使用网眼过小的渔具捕获了过多的幼鱼。贸易统计数据显示，1750年代渔业产量很低，从丹麦和挪威的进口量很大。
5.2 Herring Catches at Specific Seine Fishing Localities
斯德哥尔摩群岛两个围网捕捞点的统计数据说明了种群发展的巨大变化。Sundevall描述了1846年至1851年间鲱鱼捕捞如何恶化。随后捕捞努力量随着目标鱼类丰度的自然变化而变化：捕捞努力量在鱼类变得更有价值时增加，否则不增加。
5.3 Changed Conditions for Fishing
早在18世纪末，东海岸渔业就面临北海更具回报的渔业的竞争以及鱼产品的大量进口。19世纪60年代铁路的扩张意味着西海岸的新鲜鱼可以快速运抵斯德哥尔摩。19世纪后期，随着蒸汽船交通的发展，群岛一些地区的渔业得以应对西海岸渔业的竞争。
6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20世纪初，随着传统渔业的消失，渔业迅速发生变化。斯德哥尔摩县的渔船机动化发生得相对较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食品短缺刺激了斯德哥尔摩群岛的渔业。然而，统计数据并未显示由于战争期间需求增加，鲱鱼和其他主要物种的上岸量水平有所增加。相比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报告的鲱鱼捕获量最大。战后，鲱鱼的流刺网和围网捕捞被拖网捕捞所取代。自1980年以来，由于统计惯例的改变，没有县级上岸量统计数据。然而，渔船日志数据显示，自1999年以来，几乎所有鲱鱼和西鲱的捕获都是由长度超过24米的船只上岸的。其他物种的捕获量显示出负面的趋势。
7 Discussion
7.1 Production Levels
自中世纪早期以来，斯德哥尔摩群岛的渔业在供应首都及其腹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捕捞的特点是多样化、高强度，尽管鲱鱼是主要捕捞对象。收集的描述性和定量材料清楚地表明，鲱鱼捕捞在斯德哥尔摩群岛持续了很长时间。鲱鱼丰度从未像西海岸那样剧烈波动。鳕鱼的上岸量变化比鲱鱼大得多，有时会从斯德哥尔摩群岛消失。历史资料中没有迹象表明斯德哥尔摩群岛的鲱鱼供应持续严重短缺或衰退。相反，鱼类资源似乎长期保持稳定。然而，斯德哥尔摩群岛及邻近水域的工业化捕捞表明，当前当地种群的生产力可能已被超过。
7.2 Fishing Effort
Sundevall指出，捕捞努力量随着目标鱼类丰度的自然变化而变化。除了自给性捕捞外，市场性捕捞是在有回报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就不进行。当种群衰退或其他鱼产品提供商提供更便宜的产品时，渔业会被放弃。大多数保护措施旨在保护幼鱼，但由于这些措施通常效率低下，所经历的丰度变化更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7.3 The Influence of Seals and Sticklebacks on the Commercial Fisheries
历史上海豹丰度很高时对鲱鱼种群的影响必须被视为微乎其微。当前沿海生态系统中鲱鱼密度极低，阻碍了沿海鱼类群落的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历史记载，十九世纪棘鱼丰度被认为很高，并被视为有用。这些记录与当前将棘鱼高丰度视为新现象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7.4 Critique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对瑞典群岛渔业发展的长远视角支持了对用“公地悲剧”来解释鱼类种群衰退的常规解释的批判。相反，我们的研究表明，渔业在同一区域持续了几个世纪，其支撑可以描述为真正的市场控制，没有政府干预。封建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从渔民那里榨取收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支持他们提取鱼类生物量。换句话说，除了村庄对某些近岸区域的产权可能对淡水种群的开发产生限制性影响外，捕捞的特点是接近开放获取，这种方法似乎并未导致鱼类种群崩溃。我们建议，这种没有任何财政支持的捕捞方式，反而导致了“机会主义捕食者行为”，即如果捕捞回报不够高，就会暂时放弃，从而使物种得以恢复或回归。
8 Conclusion
与不可避免的公地悲剧相反，过去政府的不干预——与当前从甚至相对贫瘠的海域榨取资源租金的政治经济安排形成鲜明对比——足以维持生产力，并在战时短缺的压力下以及捕捞技术、船舶构造和运输的改进下维持瑞典人口较多地区的生计。就斯德哥尔摩群岛而言，这里概述的发展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鲱鱼种群的衰退不是长期发展的结果，而是在相对稳定和具有韧性的长时期之后发生的突然变化。这种突然的衰退需要在生态系统功能、捕捞模式和提取水平快速变化的背景下来理解。
当代波罗的海渔业的经济和技术背景与过去截然不同。加速的技术发展导致了更少、更大、更高效的渔船。加上渔业权的私有化，捕捞所有权的集中，鱼类资源开发的方式结构似乎已经改变；捕捞努力量的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变化，以精确定位鱼群。也许更重要的是，种群减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导致捕捞努力量减少，因为努力量在管理区域内重新分配，并由于补贴而保持在较高水平。
当前波罗的海的渔业产业主要集中于鲱鱼和西鲱的中上层种群，并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个体可转让配额的原则私有化。这种新引入的所有权导致了渔业的资本化，意味着渔船队更快的现代化。这一变化也可能促进了资源利用从过去在鱼类丰度高时增加捕捞努力量的机会主义策略，转变为与鱼类种群自然变化脱节的稳定的生物量提取。
渔业产业的最新发展及其对整个波罗的海生态系统的后果，远离了当前关于提高瑞典海域资源提取可持续性的承诺。相反，波罗的海中部鲱鱼自1950年代以来下降80%，在本文概述的具有韧性的种群的长历史背景下，凸显了当代波罗的海渔业管理和技术进步的不可持续性。虽然显然不可能回归过去的渔业实践，现代技术与需要某些限制相关，但可以吸取一些教训——例如定期放弃衰退或枯竭的种群，而不是依赖经济支持继续捕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