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Alcohol consumption and mortality from four alcohol-related cancers in Australia 1950-2018: a time seri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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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酒精消费与癌症死亡率关联在人群层面证据不足的问题，通过分析澳大利亚1950-2018年的酒精、烟草消费及癌症死亡率数据，采用时间序列模型量化了酒精消费对UADT（上消化道）、肝、结直肠和女性乳腺癌死亡的长期滞后影响。结果显示，人均酒精消费每减少1升，男性UADT癌、肝癌及结直肠癌死亡率分别下降3.6%、3.9%和1.2%，女性UADT癌、结直肠癌和乳腺癌死亡率分别下降3.4%、0.7%和2.3%。研究为酒精控制政策的癌症预防效果提供了生态学证据，支持通过税收、限售等公共卫生干预降低酒精相关癌症负担。
酒精作为一类致癌物，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与口腔、咽喉、肝脏、结直肠及女性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密切相关。然而，大多数证据来源于个体水平的流行病学研究，关于人群层面酒精消费变化与癌症死亡率长期关联的生态学证据仍较为有限。在澳大利亚，酒精消费量在20世纪中期显著上升，随后因政策调控有所波动，但酒精相关疾病负担持续存在。如何从宏观角度评估酒精控制政策对癌症死亡的潜在影响，成为公共卫生决策的关键问题。
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覆盖近70年（1950-2018）的时间序列分析，旨在揭示人均酒精消费量与四种酒精相关癌症（上消化道癌、肝癌、结直肠癌和女性乳腺癌）死亡率之间的动态关联，并量化其滞后效应与人群归因风险。论文发表于《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本研究主要采用以下方法：首先，从澳大利亚国家登记系统收集1910-2018年人均酒精与烟草消费量（15岁以上）及1950年代至2018年四种癌症的死亡率数据；其次，通过交叉相关性分析确定酒精、烟草消费与癌症死亡之间的最佳滞后时间（男性20年，女性19年）；最后，建立半对数ARIMA模型，在控制烟草消费与人均健康支出的基础上，估计酒精消费对癌症死亡的弹性系数，并计算人群归因分值（AAF）。
Temporal associations between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cancer mortalities in subtypes
分析显示，人均酒精消费每减少1升，男性上消化道癌（UADT）死亡率下降3.6%（95% CI: 1.0-6.2%），女性下降3.4%（1.8-4.9%）；男性肝癌死亡率下降3.9%（0.2-7.7%）；男性和女性结直肠癌死亡率分别下降1.2%（0.7-1.7%）和0.7%（0.2-1.4%）；女性乳腺癌死亡率下降2.3%（1.7-3.0%）。年龄分层分析表明，酒精对UADT、肝癌和结直肠癌的影响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人群，而乳腺癌死亡率在各年龄组（30岁以上）均显著相关。
Computing alcohol attributable fraction
基于男性占总酒精消费量67.5%的假设，研究估算出酒精归因分值：男性UADT癌为45.4%，女性为20.7%；男性肝癌为47.8%；男性结直肠癌为15.1%，女性为4.3%；女性乳腺癌为14%。这些结果高于此前基于横断面数据的估计，提示长期累积酒精暴露的癌症风险可能被低估。
Sensitivity analyses
敏感性分析发现，使用几何滞后结构（如15年或20年）未检测到显著关联，而排除健康支出变量后酒精效应增强，说明医疗投入可能部分抵消酒精相关危害。此外，酒精消费与肺癌死亡率无显著关联，支持了酒精效应的癌症类型特异性。
本研究通过宏观数据验证了减少人群酒精消费对降低特定癌症死亡的长期益处，尤其对UADT癌、肝癌和乳腺癌的预防效果显著。结果强调，酒精控制政策（如提高税收、限制广告）可能通过改变整体饮酒分布（特别是重度饮酒）实现癌症负担的可持续下降。尽管模型对滞后结构敏感，但其结论与个体研究相互印证，为澳大利亚及类似国家的酒精政策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