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cations Medicine》：Demographic variation in weekly alcohol use across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Flourishing Study
编辑推荐：
《通讯医学》推荐：为探究后疫情时代全球酒精消费模式，de la Rosa团队利用全球繁荣研究（GFS）22国20万余人数据，开展首项多国酒精使用人口学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西方国家、高教育/就业群体、男性及同居/离异者饮酒量更高，宗教参与则显著降低饮酒行为，为制定地域特异性酒精政策提供跨文化证据。
酒精作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精神活性物质，其消费模式与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因素紧密交织。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酒精与健康的关系，但新冠疫情后缺乏跨国的比较数据，尤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口学因素对饮酒行为的影响机制尚不清晰。传统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国家或疫情前数据，难以揭示全球化背景下酒精消费的异质性。更关键的是，酒精消费并非均质行为——有些地区总体饮酒率低但饮酒者摄入量高，而单纯依赖患病率数据可能掩盖不同国家的饮酒强度差异。正是这些知识空白，促使Pedro Antonio de la Rosa团队在《Communications Medicine》发表了针对22个国家的开创性研究。
研究人员依托全球繁荣研究（Global Flourishing Study, GFS）这一大型国际合作项目，采用统一的方法学框架分析第一波数据。核心方法包括：1）使用伽盖普公司（Gallup Inc.）收集的22国202,898名成年人的全国代表性样本，采用复杂抽样设计（含权重、初级抽样单位和分层变量）；2）通过随机效应荟萃分析（random-effects meta-analysis）合成各国数据，计算每周饮酒量均值（连续变量）和每周饮酒者比例（二分变量）的合并估计值；3）运用多重插补法处理缺失数据，并针对饮酒者子集进行强度分析；4）统计检验采用邦费罗尼校正（Bonferroni correction），显著性阈值设为<0.007。
研究结果
国家间饮酒模式差异
数据显示各国饮酒量呈明显梯度：澳大利亚（每周4.61杯）、英国（4.13杯）、德国（3.90杯）高居前列，而埃及（0.01杯）、印尼（0.16杯）、印度（0.36杯）消费量最低。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揭示饮酒分布不平等程度——低收入国家饮酒集中度更高（埃及0.99），高收入国家相对均衡（波兰、瑞典均为0.68）。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坦桑尼亚等中低消费国饮酒者单周摄入量反而较高，提示“低患病率、高强度”的潜在风险模式。
人口学因素的跨文化一致性
性别差异显著：男性饮酒量（2.47杯）近乎女性（1.29杯）的两倍，且该模式在22国高度一致（I2=99.8%）。年龄曲线呈倒U型：50-59岁群体达峰值（1.97杯），80岁后回落至1.60杯。婚姻状态中，同居（2.31杯）、分居（2.13杯）和离异（1.97杯）者饮酒量均高于已婚群体（1.84杯），暗示婚姻解体会可能加剧饮酒行为。
社会经济与宗教的影响
教育和工作状况呈现正相关：高学历（16年以上教育者1.97杯）和受雇群体（雇主雇佣者2.08杯）饮酒量显著更高，呼应了“酒精危害悖论”（alcohol-harm paradox）——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更易接触酒精，但低收入群体承受更重健康后果。宗教服务参与则显示剂量反应关系：每周参加>1次者饮酒量仅1.11杯，从不参加者达2.35杯，印证宗教社区的行为规范效应。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首次系统描绘后疫情时代全球酒精消费的人口学图谱，揭示国家发展水平与宗教文化双重驱动机制。西方发达国家和穆斯林人口比例较低地区饮酒量更高，可能与酒精政策宽松、文化接纳度相关。而高福利国家（如西班牙）中老年人持续饮酒的现象，暗示医疗系统可能缓冲酒精部分风险，但也需关注长期健康隐患。
研究局限性包括自我报告偏差（尤其禁酒文化地区）、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以及缺乏饮酒模式（如狂欢饮酒binge drinking）细节。然而，其方法学创新——标准化跨国比较框架、多维度饮酒指标（均值、患病率、强度）分析，为后续追踪研究奠定基础。随着GFS后续波次数据开放，酒精消费与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的动态关联将得到更深入阐释。
这项研究超越传统公共卫生视角，将酒精政策讨论置于经济发展、文化规范、宗教影响的交叉域，呼吁各国摒弃“一刀切”策略，制定契合本地特征的酒精管控措施。对于正经历现代化转型的社会，研究提示需警惕经济发展可能伴随的酒精消费西方化趋势，同时重视宗教社区在行为规范中的保护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