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编辑推荐:
为破解“员工在数字场景中创造力不足”这一转型痛点,作者以RBV为框架,提出DTL→DS→DIP链式模型,发现DTO可放大中介效应。研究证实:数字变革领导力(DTL)通过数字战略(DS)间接提升员工数字创新表现(DIP),且当员工数字变革开放性(DTO)越高,该路径越强效,为企业打造“人—策—效”闭环提供实证依据。
当“数字”成为企业生存空气,却常出现“高层热情、基层无感”的断层:员工面对新工具却步,创新火花难落地。如何把这种“火花”变成燎原之势?Chen Zhihao、Wang Yongkang与Park Jonghyuk把目光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个体,提出一个直击痛点的问题——在数字变革洪流中,领导者的“数字气质”究竟怎样穿透组织层层壁垒,最终转化为员工手头的创新成果?
带着疑问,研究团队以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为手术刀,将“领导—战略—绩效”经典逻辑植入数字情境,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数字变革领导力(Digital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DTL)是稀缺的“人力资本”,通过数字战略(Digital Strategy, DS)这一“资源配置器”影响员工数字创新表现(Digit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DIP),而员工对数字变革的拥抱程度——数字变革开放性(Digital Transformation Openness, DTO)——像可调电阻,决定电流强弱。为验证这套电路,作者把实验室搬到中国制造企业最密集的山东省,2025年3–4月对7家正在上马MES、工业互联网或智能排产系统的工厂进行两时点问卷追踪,最终收获348份有效样本,用结构方程模型(PLS-SEM)逐层拆解路径。
关键技术方法
两阶段问卷调查(T1测DTL与DS,T2测DTO与DIP),控制同源偏差
PLS-SEM与Bootstrapping检验路径显著性
调节中介效应检验(Hayes Index)
信效度组合:Cronbach’s α、CR、AVE、HTMT、CFA多重把关
研究结果
数字变革领导力与数字创新表现
DTL显著正向预测DIP(β=0.146, p<0.05),证实领导者的数字愿景与赋能行为可直接激发员工创新。
数字战略与数字创新表现
DS对DIP作用更强(β=0.454, p<0.001),表明系统性的技术—业务融合策略是放大创新产出的“主阀门”。
数字战略的中介作用
DTL→DS→DIP间接效应显著(β=0.203, p<0.001),占总效应的58%,揭示“战略”是领导力落地必经的“转换插头”。
数字变革开放性的调节作用
DS×DTO交互项显著(β=0.199, p<0.001),简单斜率显示高DTO下DS对DIP的促进作用几乎翻倍,说明“员工愿意用”是战略变现的催化剂。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DTO每提高1个标准差,DTL经DS影响DIP的间接效应由0.109升至0.288,指数检验显著,表明DTO越高,领导通过战略传导创新的“放大器”越灵敏。
结论与讨论
研究用数据回答了两个核心疑问:第一,数字变革领导力并非“口号”,其通过制定并执行数字战略,把稀缺的人力资本转化为员工可见的创新产出;第二,这一路径的“转化率”取决于员工的心理与行为开放性——当员工主动学习、乐于尝试,战略才能从纸面跃入现实。该发现将RBV的“资源—能力—绩效”链条更新为“领导者资源→战略编排能力→员工创新绩效”,并首次把DTO纳入同一框架,填补了“人”的视角缺口。
对企业而言,与其豪掷千金买软件,不如同步投资“领导数字素养+员工数字心态”:让领导者成为会讲技术语言的愿景家,让员工从“被动扫码”转为“主动造码”,数字创新才会从PPT走进车间。对学界而言,研究将传统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理论延伸至数字情境,为后续探讨AI、IoT等不同技术场景下的“技术特定领导力”提供可复制的模型与量表。正如文中所言,数字转型的终点不是系统上线,而是“人”的价值被重新编码——这篇刊登在《Scientific Reports》的论文,正是解锁这段代码的一次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