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因素对退休财务规划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基于中国成年收入者的实证分析

《Risk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Retirement Financial Plan and Its Gender Difference

本文探讨了未来时间视角（FTP）、风险容忍度（RT）和主观金融素养（SFL）对中国成年收入者退休财务规划（FPR）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性别差异。研究发现FTP和SFL对FPR有显著正向影响，而RT的直接影响不显著；SFL在FTP与FPR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RT与FPR间（除女性组外）起完全中介作用；多群组分析显示仅RT对SFL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整体FPR行为无性别差距。研究为基于能力-意愿-机会（CWO）模型的退休规划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对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具有指导意义。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公共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个人储蓄在保障退休后财务福祉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力缺口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公共养老金体系的压力。在此背景下，退休财务规划（Financial Planning for Retirement, FPR）的质量成为关键因素。然而，许多个体因认为有效规划难以实现而面临储蓄困难，政府鼓励参与退休储蓄计划的措施效果不佳。现有研究多关注社会、行为偏差和人格特质对退休规划的影响，但缺乏对性别差异的深入探讨。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基于能力-意愿-机会（Capacity-Willingness-Opportunity, CWO）模型和Mowen的3M模型，探讨心理因素（未来时间视角、风险容忍度）和主观金融素养（Subjective Financial Literacy, SFL）对FPR的影响，并分析性别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理论背景与假设

FPR指为满足退休后生活需求而进行的一系列财富积累活动，涉及财务决策和储蓄倾向。CWO模型从能力、意愿和机会三个维度解释退休规划行为，其中SFL代表能力维度，未来时间视角（Future Time Perspective, FTP）和风险容忍度（Risk Tolerance, RT）属于意愿维度。3M模型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特别是中介关系的假设。研究框架假设FTP和RT对FPR有直接正向影响（H1和H2），SFL对FPR有直接正向影响（H3），同时SFL在FTP与FPR间（H4）及RT与FPR间（H5）起中介作用。此外，研究预期心理因素对FPR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正向效应。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从中国东部（深圳）、中部（武汉）、西部（重庆）、东北部（大连）及北京、上海六个城市收集数据。受访者为23-60岁的成年收入者，最终获得246份有效问卷。测量工具包括FPR（9个项目）、FTP（5个项目）、RT（5个项目）和SFL（6个项目），均采用6点李克特量表。通过G*Power 3.1工具计算的最小样本量为77，实际样本量满足统计要求。数据通过问卷星平台收集，并经过翻译和回译确保信效度。

结果

测量模型评估显示，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变异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符合标准，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证实了判别效度。测量不变性检验（MICOM）支持部分测量不变性，允许进行多群组分析。结构模型分析中，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值均低于3.3，无多重共线性问题。

直接效应检验显示，FTP对FPR有显著正向影响（H1支持），RT对FPR无显著影响（H2不支持），SFL对FPR有显著正向影响（H3支持）。R²值表明模型解释力较强，Q²值证实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

中介分析显示，SFL在FTP与FPR间起部分中介作用（H4支持），在RT与FPR间（除女性组外）起完全中介作用（H5部分支持）。多群组分析发现，仅RT对SFL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高于女性），其他路径无显著性别差异。

讨论

研究证实FTP和SFL是驱动FPR的关键心理因素，而RT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可能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有关。SFL的中介作用凸显了其重要性，但结合RT与FPR关系不显著的结果，提示存在金融素养偏差（如过度自信）。性别分析表明，中国FPR行为无显著性别差距，可能与一孩政策带来的教育平等有关。实践上，建议通过数字平台增强FTP和SFL，并为男性提供针对性的风险教育。政策制定需关注心理因素，而非单纯强调性别差异。

结论

本研究从心理学视角拓展了FPR研究，支持CWO模型在解释中国退休规划行为中的适用性。主要结论包括：FTP和SFL对FPR有直接促进作用；SFL是重要的中介变量；FPR行为无性别差距。研究为制定个性化退休规划策略提供了依据，但存在样本年龄局限性和农村群体代表性不足等问题。未来可开展跨文化纵向研究，进一步揭示FPR行为的动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