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Integrating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through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dual pathways to business circ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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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双元领导(ambidextrous leadership)如何整合组织知识与创新以促进商业循环性(business circularity),重点关注循环利用活动(circular exploitative activities)和循环探索活动(ci
本研究探讨双元领导(ambidextrous leadership)如何整合组织知识与创新以促进商业循环性(business circularity),重点关注循环利用活动(circular exploitative activities)和循环探索活动(circular explorative activities)的并行中介机制。具体而言,研究人员基于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和动态能力框架(dynamic capabilities framework, DC),考察领导力如何调动现有知识以提高运营效率(利用,exploitation),并生成新知识以支持长期创新(探索,exploration),从而促进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商业模式的采用。数据分两波收集自292名大理石制造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用SmartPLS v4.1.1.5,通过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和自助法(bootstrapped)并行中介估计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进一步执行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以探索两种中介机制的并行充分性和必要性。结果表明,双元领导显著影响商业循环性,其中循环利用和循环探索完全且显著中介这一效应;同时,循环探索显示出更强的路径。NCA表明,两种活动都是实现更高水平商业循环性的必要条件。研究结果扩展了循环双元性理论(circular ambidexterity theory),并强化了利用实践与探索实践在可持续转型中互补的性质。实践上,研究强调,资源密集型行业的领导者需要同时培养过程驱动的效率和创新主导的转型,以支持向CE商业模式过渡。
**研究背景、问题与目的**
随着全球可持续性挑战加剧,企业被迫向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CE)模式转型,以在减少资源消耗、促进再生过程的同时确保长期经济与环境可行性。商业循环性(business circularity)通过废物减量、资源优化和产品生命周期延长等原则,为企业提供结构化框架来降低环境足迹。然而,向循环商业模式过渡仍是一项复杂挑战,需要有效的领导力、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稳健的运营系统。双元领导(ambidextrous leadership)作为一种基于领导力的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 DC),能够整合组织知识(知识利用,exploitation)与创新(知识创造,exploration),从而在短期运营效率与突破性可持续解决方案之间取得平衡。现有研究虽认识到双元领导的重要性,但关于其与商业循环性的直接关系,尤其是通过循环利用活动(circular exploitative activities)和循环探索活动(circular explorative activities)的并行中介机制,仍缺乏实证探讨。为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 RBV)和动态能力框架(DC framework),结合阴阳(Yin–Yang)悖论视角,将探索和利用视为互补共存而非严格顺序的路径,旨在揭示双元领导如何通过两种知识路径(知识利用与知识创造)的并行中介促进商业循环性。研究聚焦于资源密集、废物产生量大且循环实践采用率低的大理石制造业,该行业在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Khyber Pakhtunkhwa, KP)省拥有约601家制造单元,占全国大理石和缟玛瑙储量的78%,但其循环实践研究严重不足。
**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解释性调查设计,数据分两波收集自292名大理石制造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来自KP省601家制造单元),以缓解自评偏差和共同方法变异。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①两波数据采集(间隔6周):第一波收集双元领导和循环探索活动数据,第二波收集循环利用活动和商业循环性数据,并通过受访者出生日期后两位与手机号后两位组合码进行匹配;②使用SmartPLS v4.1.1.5进行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估计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包括确认性因子分析(CFA)、信效度评估、判别效度检验(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与Fornell–Larcker准则)等;③并行中介分析(bootstrap法)检验循环利用和循环探索的中介效应;④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NCA),采用天花板包络分析(ceiling envelopment analysis, CEA)和瓶颈分析(bottleneck analysis),通过置换检验评估因果必要条件效应。所有测量工具改编自Hadi(2024)和Rosing等(2011),共使用22个李克特型题项测量五个构念。
**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评估**:所有标准化因子载荷大多超过0.70阈值(少数在0.63–0.70范围内但予以保留);克隆巴赫α(Cronbach’s alpha)范围为0.801–0.926,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为0.803–0.926,平均方差提取(AVE)为0.505–0.636,表明收敛效度良好;判别效度通过HTMT(<0.90)和Fornell–Larcker准则(对角线平方根AVE大于构念间相关)得到支持;模型拟合指数(χ2/df=1.111, RMSEA=0.020, CFI=0.994, TLI=0.993, SRMR=0.034, GFI=0.935)均满足推荐标准。
**假设检验(并行中介分析)**:①直接效应:双元领导对商业循环性的直接效应(未含中介变量)显著(β=0.282, p<0.001),但纳入循环利用和循环探索作为并行中介后,直接效应降至不显著(β=0.004, p=0.953),表明完全中介。②路径系数:双元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循环利用活动(β=0.367, p<0.001)和循环探索活动(β=0.497, p<0.001);循环利用活动显著影响商业循环性(β=0.145, p=0.033),循环探索活动显著影响商业循环性(β=0.452, p<0.001)。③特定间接效应:通过循环探索的间接效应(β=0.225, p=0.001)显著强于通过循环利用的间接效应(β=0.053, p=0.046);方差解释量(R2)为21.5%,VAF值为98%证实完全中介。假设H1–H6b均得到支持。
**必要条件分析(NCA)**:NCA结果显示,循环利用活动(d
CE-FDH=0.373, p<0.001)和循环探索活动(d
CE-FDH=0.331, p<0.001)均为实现高水平商业循环性的必要条件。瓶颈表显示,要达到50%商业循环性水平,至少需要循环利用活动=7.143、循环探索活动=6.044;达到90–100%水平时,阈值急剧上升(循环利用:35.165–95.055;循环探索:24.176–71.429)。这表明两种活动不仅作为中介机制(充分性逻辑),还作为非补偿性的前提条件(必要性逻辑)。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双元领导通过并行激活循环利用(知识利用)和循环探索(知识创造)两种知识路径,从而整合知识与创新以驱动商业循环性。两种机制互补而非冲突:循环利用提供短期运营效率和成本效益,为循环创新提供稳定基础;循环探索则推动长期适应性和系统性转型,尤其在传统实践根深蒂固的大理石行业中尤为重要。研究结果扩展了循环双元性理论,并强化了资源基础观(RBV)和动态能力(DC)框架的整合视角。研究结论原文翻译如下:
“本研究探讨了双元领导在商业循环性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循环利用活动和循环探索活动的联合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商业循环性不仅仅是创新或运营效率问题,而是知识利用(利用)与知识创造(探索)的平衡整合。因此,双元领导成为关键驱动因素,使组织能够在优化现有流程的同时,长期推动创新和可持续性。通过展示循环利用与循环探索的互补中介作用,本研究深化了对领导实践如何塑造商业循环性转型的理解。循环利用行为通过有效资源利用和最大化流程应用带来渐进式收益,而循环探索行为则提供长期适应性和系统级转型。这些机制在双元领导激发下的协同作用,确保组织在不牺牲未来可持续性机会的前提下满足当前运营需求。总之,采用CE商业模式需要超越孤立的创新或效率努力,需要一种通过协调探索和利用来整合知识与创新的整体领导方式。能够驾驭这一平衡的双元领导者更有能力带领其组织实现可持续增长、卓越运营和长期竞争优势。”
本研究发表在《Journal of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