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Heredity》:Bycatch in a bottle: what taxa are recoverable from metabarcoding DNA in historical invertebrate collection preservative 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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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如何无损伤利用自然历史博物馆珍藏的无脊椎动物标本进行基因组学研究这一挑战,开发并优化了从昆虫标本保存液(乙醇)中进行非破坏性DNA宏条形码(metabarcoding)的方法。研究人员成功从不同年代和保存条件的馆藏样本中恢复了线粒体CO1基因和真菌ITS1基因片段,证明该“副产物”DNA能有效捕获标本自身及相关真菌的多样性。这项技术为大规模、无损伤挖掘馆藏生物资源,建立加州生物多样性基线提供了高效工具,并揭示了形态学与分子方法在河流底栖无脊椎动物多样性评估中的互补性。
在全球昆虫多样性、丰度和地理范围持续衰退的背景下,全面了解和记录现有昆虫物种多样性成为保护工作的关键基石。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标本作为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无价宝库,保存着珍贵的历史生物信息。然而,传统的基因组学研究方法通常需要破坏标本,这限制了这些珍贵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否在不损伤标本的前提下,挖掘这些馆藏中蕴藏的基因组信息,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科学挑战。
发表在《Journal of Heredity》上的这项研究,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将目光从标本本身转向其周围的保存液体。研究人员设想,昆虫标本在乙醇中长期保存,其体表或体内脱落出的DNA会释放到保存液中。这些被称为“副产物”(Bycatch)的DNA,或许能成为非破坏性研究馆藏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为此,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系统性研究,旨在开发和测试从历史无脊椎动物馆藏的保存液中进行DNA宏条形码分析的方法,以评估其捕获生物多样性的潜力。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研究人员优化了从乙醇保存液中提取和扩增特定基因片段的工作流程。他们重点针对节肢动物的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I(CO1)基因片段和真菌的内源转录间隔区(ITS1)基因片段,系统比较了不同的DNA提取试剂盒,并优化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方案。核心实验技术包括:使用SpeedVac浓缩仪对有限体积(如5mL)的标本保存乙醇进行预处理以浓缩DNA;应用多种商业DNA提取试剂盒(如Qiagen DNeasy Blood and Tissue kit, Magbio Highprep Blood and Tissue Kit, Qiagen PowerSoil Pro kit)进行DNA提取;针对CO1和ITS1基因位点进行PCR扩增和文库构建;利用Illumina MiSeq和Nextseq 2000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使用Anacapa Toolkit和Tronko等生物信息学流程对产生的扩增子序列变异(ASVs)进行质量过滤和分类学鉴定。研究涉及的样本来源广泛,包括为方法优化而专门采集的当代河流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BMI)样本,以及来自加州多个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具有不同年代、保存条件和样本类型(如马来氏网陷阱、陷阱法采集样本)的历史馆藏样本。此外,研究还平行采集了河流水样的环境DNA(eDNA)用于比较。
3.1 节肢动物检出在不同DNA提取重复间存在不一致性
通过比较三种DNA提取试剂盒对新鲜底栖样本保存液的提取效果,研究发现尽管不同试剂盒检出的节肢动物类群数量相似,但PowerSoil Pro试剂盒在真菌类群的检出上表现出显著优势,能捕获约2.5倍的其他试剂盒未检出的真菌纲。然而,技术重复(对同一样本进行多次提取)之间检出的节肢动物类群存在差异,部分经形态学鉴定的类群仅在某一次重复中被检出,表明检测存在一定随机性。最终选择PowerSoil Pro试剂盒用于后续研究,因其在真菌多样性捕获方面优势明显且未损失节肢动物信息。
3.2 馆藏样本中节肢动物检出率受样本年龄和处理方法影响
对70个博物馆馆藏样本的分析表明,样本年龄是影响节肢动物DNA恢复和丰富度的重要因素,较老的样本通常检出更少的节肢动物类群。在处理方法上,直接移取乙醇的方法在节肢动物丰富度(如Observed richness, Chao1指数)上显著优于先对乙醇进行190微米过滤的方法,但两种方法获得的群落组成没有显著差异。一些最古老的样本(如1998-2003年的陷阱样本)未能检出任何节肢动物序列,可能与保存液体积过小或DNA严重降解有关。
3.3 历史馆藏样本中的真菌群落组成及昆虫相关类群
对所有馆藏样本的真菌ITS1区域测序揭示了高度的真菌多样性,共获得超过1589个分类单元。检出的真菌类群一部分可能源于昆虫体表或体内的共生菌(如昆虫病原真菌球孢白僵菌Beauveria bassiana),另一部分则可能来自博物馆存储环境或人为污染的常见真菌(如与人类皮肤相关的马拉色菌科Malasseziaceae)。这表明保存液宏条形码不仅能捕获标本自身的多样性,还能揭示其相关的微生物群落。
3.4 应用于河流生态系统:形态学与分子数据的比较
研究比较了形态学鉴定、保存液宏条形码和水体eDNA宏条形码三种方法在评估两条河流底栖无脊椎动物多样性方面的表现。在较高的分类层级(如属级),三种方法检出的类群数量相近。但在种级水平上,两种分子方法(尤其是水体eDNA)检出的物种数远多于形态学鉴定。具体而言,形态学鉴定能发现一些分子方法漏检的关键类群(如部分襀翅目昆虫),而分子方法则能提供更高的分类分辨率(如将形态学仅鉴定到“寡毛纲”的类群鉴定到属或种)、发现形态学漏检的类群(如淡水水母)、甚至纠正形态学误判(如将入侵物种Crangonyx floridanus误判为Gammarus)。然而,测序读长数量与生物个体数量之间无稳定相关性,表明不宜用读长来推断相对多度。水体eDNA由于整合了上游汇水区的生物信息,其检出的类群数最多,但空间分辨率较低;而基于局部采集的底栖样本的保存液宏条形码,其空间分辨率与形态学鉴定相当。
本研究得出结论,从标本保存液中进行非破坏性DNA宏条形码分析是一种可行的高通量方法,可用于表征博物馆昆虫馆藏的生物多样性。该方法成功的关键在于优化后的DNA提取和扩增流程,特别是PowerSoil Pro试剂盒对真菌DNA的有效回收。尽管节肢动物的检出在不同提取重复间存在不一致性,且样本年龄、保存条件和方法选择(直接移取优于过滤)显著影响检出效果,但该方法无疑为无损利用馆藏资源开辟了新途径。
研究的讨论部分强调了其重要意义。首先,该方法允许在完全不损伤珍贵标本的前提下,挖掘其遗传信息,使得对历史馆藏进行重复采样和持续研究成为可能,这对于追踪生物群落随时间变化至关重要。其次,研究不仅恢复了节肢动物DNA,还成功获得了与之相关的真菌群落信息,为了解历史标本的昆虫-微生物互作提供了线索,尽管区分原始共生菌与后期污染菌仍需进一步研究。最后,在河流生物多样性评估中,分子宏条形码技术(无论是水体eDNA还是保存液DNA)与传统形态学鉴定展现了强大的互补性:分子方法能提供更高的分类分辨率、发现隐蔽类群和来自更广空间的生物信号;而形态学鉴定则能验证分子结果、提供准确的标本凭证,并检测一些当前分子方法可能漏检的类群。将两种方法结合,能够获得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这项研究为加州全物种生物编目(All Taxa Bioinventory, ATBI)计划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支持,展示了如何利用博物馆馆藏和现代分子技术快速建立生物多样性基线,为未来的保护和管理决策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