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癌是影响男性的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是全球主要的健康负担。它是全球男性中第二常见的癌症类型,约占所有男性癌症病例的15%[1]。在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尤其高,尽管由于筛查技术的改进和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也在上升[2]。尽管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前列腺癌仍然是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迫切需要改进治疗策略和优化药物递送系统[3]。
前列腺癌的临床进展与雄激素受体信号传导密切相关[4]。雄激素剥夺疗法(ADT)仍是晚期疾病的一线治疗方法;然而,长期治疗往往会导致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的发展,即即使雄激素水平被抑制,肿瘤仍会继续生长[5]。在CRPC病例中,非转移性CRPC(nmCRPC)是一个关键的过渡阶段,常常会进展为转移性癌症,这与不良预后和有限的生存率相关[6]。因此,更有效地阻断雄激素信号传导的第二代AR抑制剂已成为现代前列腺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7]。
阿帕鲁他胺(Apalutamide,APT)是一种第二代非甾体抗雄激素药物,被批准用于治疗nmCRPC。它通过直接抑制雄激素受体的核转运和DNA结合来抑制肿瘤增殖[8]。尽管具有强大的药理活性,但APT在水中的溶解性较差(25°C时< 1 mg/mL),尽管它在二甲基亚砜等有机溶剂中可自由溶解,在乙醇中溶解性适中[9]。根据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BCS),APT被归类为II类药物,其特征是高膜渗透性但水溶性低[10]。这种低溶解性限制了药物在胃肠道液体中的溶解,导致口服生物利用度降低且不稳定,从而可能影响长期治疗期间的治疗效果和患者预后。
已经探索了多种制剂方法来解决APT和其他水溶性较差的抗癌药物的溶解性问题。这些方法包括固体分散体、纳米悬浮液、基于脂质的系统、聚合物载体和共结晶[11]。例如,APT的1:1共结晶通过氢键相互作用显著提高了溶解性和溶解度[12]。虽然有效,但共结晶方法需要仔细选择共形剂,并可能引入监管和稳定性方面的挑战。同样,聚合物辅助的溶解化和纳米粒子系统也常存在物理不稳定性、放大复杂性以及辅料毒性等问题,限制了它们的广泛应用[13]。
相比之下,环糊精(CD)包合物化已成为一种简单、多功能且被制药界接受的策略,用于提高水溶性较差药物的溶解性和溶解度[14]。环糊精是由α-(1→4)-连接的葡萄糖吡喃糖单元组成的环状寡糖,具有疏水的内腔和亲水的外表面。这种独特的结构使CD能够与疏水性药物分子形成非共价的宿主-客体包合物,从而在不改变药物化学结构的情况下提高水溶性、化学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15,16]。许多研究表明,β-环糊精及其衍生物在改善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方面非常有效,适用于制药、食品和生物医学领域[17,18]。
最近的制剂科学进展还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来预测药物在脂质环境中的溶解性。Patel等人开发了Sol_ME工具,这是一种数据驱动的模型,能够准确预测药物-脂质溶解性,并成功应用于优化APT的脂质基制剂[19]。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溶液相溶解性的提高和辅料筛选,对固态行为、包合物化学计量比或高阶包合物的潜在优势关注较少。鉴于APT相对庞大且延长的分子结构,单个β-环糊精腔可能不足以完全容纳药物分子,因此更高化学计量比的包合物(例如1:2药物:βCD)可能提供更好的包封和稳定性。
在本研究中,旨在系统地研究1:2阿帕鲁他胺–β-环糊精包合物的形成,以进一步提高溶解性、溶解行为和生物活性。使用物理混合、揉捏和共沉淀技术制备了这些包合物,以评估制备方法对固态特性的影响。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差示扫描量热法(DSC)、粉末X射线衍射(PXRD)和核磁共振(1H和13C NMR)光谱进行了全面表征,以阐明分子相互作用和固态转变[20]。相溶性分析和Job图用于评估包合物的化学计量比,而体外溶解研究和细胞毒性测定则用于评估功能性能和治疗效果。
通过整合溶液态分析、固态表征和生物学评估,本研究提供了关于高化学计量比下β-环糊精与阿帕鲁他胺包合物的全面理解。研究结果为1:2包合物在克服溶解性限制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并突出了基于环糊精的制剂策略在提高难溶性抗癌药物临床效果方面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