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Afghanistan: unequal risks for women in polygamous and monogamous u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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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阿富汗女性在亲密伴侣暴力(IPV)中面临的不平等风险展开深入探讨。研究人员基于2015年阿富汗人口健康调查(AfDHS)数据，采用多水平逻辑回归和Fairlie非线性分解方法，系统分析了一夫多妻制婚姻中不同排位妻子(首任妻子vs.后序妻子)与单偶制婚姻妻子的IPV经历差异。研究发现首任妻子遭受各类IPV的风险显著高于其他女性群体(aOR=2.13-2.55)，且社区层面的冲突严重程度、IPV流行率等结构性因素对风险差异的解释贡献最大(28%-87%)。该研究为冲突地区针对特定婚姻结构的暴力干预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在阿富汗这个长期饱受冲突困扰的国家，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已成为威胁女性健康与安全的严峻公共卫生问题。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阿富汗女性曾遭受配偶的暴力侵害，这种暴力行为往往以身体伤害、情感虐待和性胁迫等多种形式交织出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阿富汗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广泛存在的一夫多妻制(polygyny)婚姻结构，可能进一步加剧女性面临的暴力风险。然而，现有研究大多简单对比一夫多妻与单偶制(monogamous)婚姻的暴力差异，却忽视了一夫多妻家庭内部存在的权力层级——首任妻子(first wife)与后序妻子(second or later-order wife)可能因丈夫的偏爱、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而面临不同的暴力风险。这种基于妻子排位(rank among co-wives)的差异在冲突环境中可能被进一步放大，但相关实证研究仍属空白。
为深入解析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由Mohammad Fazel Akbary领衔的研究团队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开创性研究。研究人员运用Heise的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作为理论框架，整合权力控制理论(power and control theories)与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构建了涵盖社区、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的综合分析体系。研究团队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2015年阿富汗人口健康调查(Afghanistan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 AfDHS)数据，最终纳入21,324名15-49岁已婚女性的完整样本，通过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mult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和Fairlie非线性分解方法(Fairlie's non-linear decomposition technique)，系统探讨了妻子排位与IPV风险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基于全国性横断面调查数据，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确保样本代表性。关键分析技术包括：1)使用多重插补法(Multiple Imputation by Chained Equations, MICE)处理缺失数据；2)构建三个递进逻辑回归模型分别考察社区、家庭和个人层面因素对IPV的影响；3)应用Fairlie分解量化各层面因素对婚姻结构间IPV差异的贡献度。所有分析均使用Stata 18.5完成，并纳入抽样权重和复杂调查设计校正。
研究结果
暴力发生现状与排位差异
调查显示，阿富汗女性遭受IPV的现象极为普遍——50.8%的女性在过去一年至少经历过一种形式的IPV，其中身体暴力(47.5%)最为常见，情感暴力(32.1%)和性暴力(8.4%)次之。在多妻家庭中，首任妻子表现出最高的暴力受害风险：与单偶制妻子相比，首任妻子遭受身体IPV的风险高出155%(aOR=2.55, p<0.001)，情感IPV风险高出134%(aOR=2.34)，性IPV风险高出75%(aOR=1.75)，任何IPV的整体风险高出136%(aOR=2.36)。值得注意的是，后序妻子的IPV风险与单偶制妻子无显著差异，凸显了妻子排位在暴力风险中的关键作用。
社区层面因素的核心影响
省级IPV流行率(provincial IPV prevalence)是影响暴力风险的最强预测因子，每增加一个等级单位，女性遭受任何IPV的风险提升115%(aOR=2.15, p<0.001)。冲突严重程度(conflict severity)同样表现出显著影响，特别是在性IPV方面，冲突等级每上升一级，风险相应增加40%(aOR=1.40)。研究还发现，社区层面认可殴打妻子的规范(aggregated provincial IPV justification)使女性遭受情感IPV的风险提高83%(aOR=1.83)。这些社区因素共同解释了多妻制与单偶制婚姻间IPV差异的28%-87%，表明结构性环境在暴力产生中的主导作用。
家庭层面因素的作用机制
在家庭内部，丈夫的酗酒行为(husband drinks alcohol)是IPV最强烈的预测因素——妻子报告丈夫饮酒时，遭受身体IPV的风险激增10.44倍(aOR=11.44)。配偶控制行为(spousal authority/control behavior)同样重要，丈夫控制程度每增加一级，女性遭受任何IPV的风险提高1.52倍(aOR=2.52)。家庭财富状况呈现保护效应，与最贫困家庭相比，最富裕家庭女性遭受任何IPV的风险降低34%(aOR=0.66)。这些家庭层面因素解释了多妻制与单偶制间IPV差异的10%-34%。
个人层面因素的调节作用
女性个体特征对IPV风险同样具有显著影响。高等教育程度展现出最强的保护效果，与未受教育女性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遭受任何IPV的风险降低59%(aOR=0.41)。就业状态与暴力风险正相关，就业女性遭受任何IPV的风险比未就业女性高30%(aOR=1.30)。个人对殴打妻子的认可态度(wife beating justification)使IPV风险提高53%(aOR=1.53)。个人层面因素合计解释了婚姻结构间IPV差异的3%-38%，贡献度相对低于社区和家庭因素。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揭示，阿富汗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首任妻子面临显著的IPV风险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源于社区层面的冲突环境、暴力规范以及家庭层面的权力动态等结构性因素。研究结果有力验证了社会生态理论在解释冲突地区性别暴力中的适用性，强调了一夫多妻家庭内部权力层级对女性暴力体验的形塑作用。
从政策视角看，研究发现提示单纯的个体层面干预(如女性赋能项目)在阿富汗这类冲突环境中的效果可能有限，必须同步推进社区层面的结构性改革。具体建议包括：将IPV预防纳入更广泛的和平建设框架，挑战认可性别暴力的社会规范，加强针对多妻家庭的针对性干预措施，特别是在冲突严重地区为首任妻子提供专门保护服务。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在阿富汗背景下系统量化了妻子排位对IPV风险的影响，并通过多水平分解明确了各层面因素的相对贡献。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全球南方国家性别暴力研究的知识体系，也为阿富汗及其它冲突地区的暴力干预政策提供了精准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未来研究可结合纵向设计和质性方法，进一步探索多妻家庭内部女性应对暴力的策略机制，为开发更具文化敏感性的干预方案提供深入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