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ources Policy》：Formalization from above, resistance from below: Voices of struggle and survival in Ghana's contested 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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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加纳手工与小规模采矿（ASM）部门中“正规化”政策与矿工生存策略之间的深刻张力。研究者通过政治生态学视角，揭示了国家主导的许可制度与军事化执法如何导致矿工被边缘化和排斥，进而引发后者一系列日常形式的抵抗与适应性实践。研究基于实地访谈与焦点小组讨论，指出亟需转向参与式、文化契合且地方合法的治理框架，以实现包容性发展与公正。其发现对全球矿产资源丰富国家的资源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加纳，手工与小规模采矿（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 ASM）是超过百万人的生计支柱，却也因环境破坏、非法操作等问题而饱受争议。政府试图通过立法和军事化执法等手段将其“正规化”，以期解决顽疾。然而，这些初衷良好的政策在实践中却常常适得其反，不仅未能有效整合矿工，反而加剧了他们的边缘化，并引发了更为隐蔽和持久的抵抗。发表在《Resources Policy》上的这项研究，由Seiba Issifu和Max D. Woodworth完成，深入剖析了这一治理悖论，揭示了“自上而下的正规化”与“自下而上的抵抗”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研究背景的核心矛盾在于ASM部门巨大的经济贡献与其负面环境影响之间的张力。ASM采用劳动密集型、低技术的矿物开采和加工方式，自1989年加纳通过《小规模采矿法》（PNDL 218）解禁以来，已成为数百万家庭的关键生计来源。全球有超过2.25亿人从事ASM，在加纳，该部门直接雇佣超过110万人，间接支持约450万人，贡献了全国黄金总产量的30%以上。然而，ASM也伴随着水资源污染、土地和森林退化、汞化合物排放等严峻的环境挑战，以及公共健康风险、暴力冲突和人口贩卖等问题。更关键的是，该部门高度非正式化，加纳高达85%的矿工在无许可的情况下非法运营，这使其成为政府“正规化”政策的主要目标。
所谓“正规化”，通常指建立法律和监管框架、共享地质数据、将矿工组织成灵活团体，并为其获取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提供便利。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普遍认为，正规化是解决ASM部门社会、环境和健康问题，同时为矿工和社区创造更多经济机会的关键。然而，这项研究指出，加纳过去几十年的正规化实践，特别是围绕许可制度的监管和军事化执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排他性设计”。矿工们面临许可成本高昂、流程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以及需要政治关系才能打通关节等重重障碍，使得正规化之路对于大多数资源有限的矿工而言遥不可及。与此同时，自2006年“肃清行动”开始，历届政府频繁动用由军警组成的特遣队（如“暂停行动”、“先锋行动”）进行军事化执法，通过逮捕矿工、没收和销毁设备来强制合规。这种高压手段不仅未能根除非法采矿，反而使矿工的生计陷入更深的危机，将他们进一步推向法律的边缘。
为了回应这种排他性的治理和强制性的执法，ASM矿工并非被动承受，而是发展出了一套丰富的“日常抵抗”策略。本研究通过在加纳阿散蒂地区的阿芒塞南区（Amansie South District）——一个ASM热点区域——进行的实地调研（包括45次半结构化访谈和3次焦点小组讨论），详细记录了这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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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藏与返回”模式：矿工在执法行动期间暂时撤离矿区，待军警离开后迅速返回作业。一位矿工形象地比喻道：“猎人学会百发百中，鸟儿也学会永不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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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情报网络：矿工依靠在执法部门或社区内部的线人，提前获取突击检查的信息，从而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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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网络与政治保护：矿工通过依附于地方精英或政治人物，寻求在遭遇麻烦时获得庇护和干预，反映了执法过程中的政治性和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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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土地谈判：矿工绕过国家许可，直接与拥有习惯土地权的酋长或家族首领谈判获取采矿土地，他们认为这种基于习惯法的安排具有社会合法性，并质疑国家将土地所有权与矿产资源所有权分离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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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与精神实践：许多矿工在采矿前后会咨询精神导师或进行特定仪式，以求规避危险（包括执法行动）和保障生计安全。
这些抵抗实践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矿工在面临生存压力和不公正治理时形成的模式化、社会化的应对方式。它们凸显了矿工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在夹缝中为争取生计、认可和正义而进行的坚韧斗争。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基于政治生态学框架的质性研究设计。研究者于2025年6月在加纳阿芒塞南区的三个采矿热点社区（Tontokrom, Manso Edubia, Appremadi）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数据收集方法包括对45名无证ASM矿工和3名酋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3场遵循“查塔姆庄园守则”的焦点小组讨论（每组6名矿工），以确保参与者能自由表达。此外，还辅以对6个采矿点的民族志式观察。通过对获取的叙事资料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研究者深入揭示了矿工在正规化与执法压力下的真实体验和应对机制。
研究结果深刻揭示了加纳ASM治理的困境。首先，正规化过程本身成为一种“国家简化”的排他性工具，其复杂的许可程序和昂贵的合规成本实质上将大多数贫困矿工拒之门外。其次，矿工基于生存需求和对地方资源权利的传统认知，形成了强大的“道德经济”，将其采矿行为视为正当且必要的生计策略，这与国家法律的界定产生了直接冲突。再次，军事化执法并未带来顺从，反而激发了矿工灵活的日常抵抗，形成了“猫鼠游戏”般的动态，暴露了强制手段的局限性。最后，庇护主义和政治经济的渗透使得执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选择性，进一步加剧了矿工的脆弱性，表明ASM治理远非技术性问题，而是深嵌于政治权力和利益关系之中。
研究的讨论部分将上述发现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生态学视野中。它强调，ASM的持续存在和矿工的抵抗，根本上源于长期的历史边缘化、生计压力以及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国家主导的正规化议程往往忽视了这些结构性驱动因素，而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矿工的“非法性”和制度的“脆弱性”。这种话语建构为高压执法提供了合法性，却无法解决根本矛盾。研究呼吁，ASM治理必须从当前的“军靴”模式转向“纽带”模式，即摒弃军事化执法，转而建立基于信任的、社区参与式的治理框架。这需要承认传统权威和地方知识系统的作用，构建包含法定和习惯机构的合作治理模式，并使政策干预更符合当地的文化背景和矿工的现实需求。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政治生态学的透镜，生动刻画了加纳ASM部门中国家权力与地方能动性之间持续不断的角力。它有力地论证了，若不能正视并解决正规化政策内在的排他性以及矿工基于生存伦理的正当诉求，任何旨在“整顿”ASM部门的努力都可能事与愿违，甚至激化矛盾。研究为理解全球南方资源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其关于转向包容性、参与式治理的政策建议，对于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