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饱和粉砂质砂中土体含水率与成桩方法对桩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Results in Engineering》:Effects of Soil Moisture Content and Installation Method on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 of Pile in Unsaturated Silty Sand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1月24日 来源:Results in Engineering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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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非饱和土中的桩承载能力主要取决于土体中存在的基质吸力。该参数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桩的工作性能。本研究考察了成桩方法以及土体含水率变化如何影响基质吸力,并进一步影响非饱和粉砂质砂中桩的极限承载力,包括桩侧阻、桩端阻以及总阻力。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模型舱内布置了一根带

  
嵌入非饱和土中的桩承载能力主要取决于土体中存在的基质吸力。该参数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桩的工作性能。本研究考察了成桩方法以及土体含水率变化如何影响基质吸力,并进一步影响非饱和粉砂质砂中桩的极限承载力,包括桩侧阻、桩端阻以及总阻力。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模型舱内布置了一根带仪器化监测系统的模型桩,并采用两种成桩方式进行安装,即挤土法与非挤土法。为评估含水率变化(换言之,基质吸力变化)的影响,研究人员在5个含水率水平下分别对两种成桩方式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桩承载力与基质吸力之间的关系并非持续单调增加,而是存在峰值。在最优基质吸力条件下,该土体中的桩承载力可达到饱和条件下的4.5倍、干燥条件下的1.3倍。对于非挤土法,这种增幅更为显著。在非饱和土地基基础设计中重视基质吸力效应,有助于减少所需桩数与桩尺寸,从而降低施工成本并缩短工程工期。
该论文发表于《Results in Engineering》,围绕非饱和粉砂质砂中单桩荷载-位移行为及其极限承载力展开,核心问题在于传统深基础设计通常基于饱和土力学或干土假定,忽略了非饱和土中基质吸力对强度、刚度及桩-土相互作用的显著影响。对于广泛分布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且地下水位较深的工程场地,桩身常有相当长度处于包气带内,若仍采用“完全饱和”或“完全干燥”的简化处理,将导致承载力评估偏保守,继而引起桩数增加、桩长和桩径放大、工程成本上升等问题。已有研究虽已表明非饱和状态可明显提高桩基承载能力,但对于粉砂质砂这类粗细颗粒混合土,尤其是成桩方式、含水率变化、桩侧与桩端分担机制及沿深度摩阻分布等问题,尚缺少系统的物理模型证据。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刻画非饱和粉砂质砂中桩的真实荷载-位移响应,揭示基质吸力与成桩方式共同作用下极限承载力的变化规律。

研究人员采用Firoozkooh粉砂质砂,在统一土分类系统(USCS)下判定为粉砂质砂,控制相对密实度为26%,利用改造后的截锥形围压模型舱(Frustum Confining Vessel, FCV-AUT)进行物理模拟。模型桩为闭口不锈钢桩,长100 cm、直径3 cm,并通过分段设计及应变片量测区分桩端阻、下半段桩侧阻与总承载力。试验设置两种成桩方式:挤土法(Displacement Method, DM)与非挤土法(Non-Displacement Method, NDM);同时设置0%、5%、10%、15%、20%五个含水率水平。研究通过张力计(tensiometer)测定基质吸力,并结合土-水特征曲线(Soil-Water Retention Curve, SWRC)验证吸力值;通过压力传感器核验模型舱内部竖向与径向应力分布的真实性;按ASTM D1143实施分级加载,采用Oh和Vanapalli方法从P-δ曲线估算极限承载力。研究最终表明:桩承载力与基质吸力并非线性单调关系,而受吸力应力(suction stress)控制呈先升后降趋势;在本研究土样中,15%含水率、约17 kPa基质吸力附近对应最有利承载状态;NDM条件下非饱和效应对承载力提升更显著,而DM在相同含水率下整体承载力通常高于NDM。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将非饱和土力学中的基质吸力与吸力应力概念具体引入桩基承载机理分析,为非饱和地区深基础更经济、更接近实际工况的设计提供了实验依据。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以实验室物理模拟为主线:首先改造FCV-AUT模型舱,使其具备防水与多点基质吸力量测能力;其次制备不同含水率、相同相对密实度的粉砂质砂试样,并通过小取样器、手动标准贯入装置和压力传感器验证密度与应力场;再次利用张力计与滤纸法测绘SWRC,确定不同含水率对应的基质吸力;最后对仪器化分段模型桩在DM与NDM两种工况下实施轴向静载试验,结合荷载元、位移计和应变片数据分解总承载力、桩端阻与桩侧阻。样本来源为实验室制备的Firoozkooh粉砂质砂,无现场工程队列。

以下结合论文主体结构对研究结果进行解读。

在“Estimation of the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部分,研究首先说明静载试验中极限承载力的判定问题。由于实验室模型试验中桩体未必达到典型冲切式破坏,直接由极限状态读取极限荷载往往困难,因此研究采用适用于非饱和土中桩的Oh和Vanapalli方法,以P-δ曲线初始段切线与末段切线交点定义极限承载力。该处理为后续不同含水率、不同成桩方式下承载力的可比性提供了统一判据。

在“3.2. The experiments on the pile’s loading in dry soil”部分,研究人员先在干土中开展基准试验。结果显示,无论DM还是NDM,桩端阻曲线总体均高于桩侧阻曲线,说明该模型桩承载机制以端承为主。对于NDM,加载初期桩侧与周围土体接触尚未充分建立,因此多数荷载由桩端承担;而DM由于打入过程中桩侧已与土体形成较好接触,小位移阶段桩侧分担较明显,随后随加载推进桩端贡献逐步超过桩侧。两种方式下,总极限承载力和桩端阻均持续增长,而桩侧阻达到峰值后趋于稳定。更重要的是,DM相较NDM可使干土中的极限承载力提升2倍以上,说明挤土效应显著增强桩-土界面作用与侧向土压力水平。

在“3.3. Repeatability”部分,研究通过干土重复试验检验模型试验重复性,并采用重复性系数(Repeatability Coefficient, RC)评价数据稳定性。结果表明,超过95%的同位移差值小于RC,证实装置及试验流程具有良好重复性;同时DM得到的RC更小,意味着在该模型舱条件下,打入式安装的试验一致性更高。这一部分为后续结论的可信度提供了方法学支撑。

在“3.4. Experiments for the pile’s loading in moist soil”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比较了不同含水率下P-δ曲线形态。对应5%、10%、15%、20%含水率,修正后基质吸力分别约为28、21、17、11 kPa。结果表明,随着含水率增加,曲线后段上升趋势总体减弱,在20%含水率时最为平缓。对于DM,干湿土条件下P-δ曲线总体仍表现为持续上升,只是桩端阻与总荷载曲线间距变化;而NDM在湿润状态下表现出更明显差异:桩侧阻在小位移时出现峰值,随后随着继续贯入而减小,且含水率越高下降越明显,至20%时大部分承载几乎由桩端承担。该结果说明水分变化不仅影响总承载力水平,也重塑了桩侧与桩端的分担路径。

在“4.1. Effect of matric suction on ultimate bearing capacity”部分,论文给出了最关键的发现:极限承载力随基质吸力变化并非单调上升,而是在一定吸力下达到峰值。研究将其归因于SWRC上不同区段对应的吸力应力变化特征。当5%含水率、28 kPa吸力处于残余区(Residual Saturation Zone, RZS)时,尽管吸力值较大,但土中有效传递到颗粒接触的吸力应力有限,因此承载力提升不显著;随着含水率增加、吸力进入过渡区(Transition Effect Zone, TEZ),表观黏聚力与土体刚度增强,承载力显著提高;继续增湿至接近边界效应区(Boundary Effect Zone, BEZ)后,土体趋于饱和,承载力又较快下降。研究指出,本试验土样的吸力应力在15%含水率时达到峰值,因此该工况下总承载力最高。与干土相比,湿润非饱和状态下极限承载力最高可提高至NDM的3.1倍、DM的2.1倍;与饱和土相比,则最高分别可达4.5倍和3.3倍。由此可见,在非饱和粉砂质砂中,真正控制承载力演化的并非单一“吸力大小”,而是吸力、饱和度与土体结构共同决定的吸力应力状态。

在“4.2. Effect of matric suction on P-δ curves”部分,研究从曲线形态解释基质吸力对刚度和强度的双重影响。单桩P-δ曲线前段主要受弹性模量控制,后段主要受土体抗剪强度及桩-土界面强度控制。结果显示,当含水率由干态升至15%时,尽管基质吸力数值下降,曲线初始斜率反而增大,说明土体刚度随吸力应力增加而提高;当含水率进一步增至20%时,初始斜率下降。对NDM而言,由于该成桩方式本身的界面接触特征,湿润状态之间弹性模量差异在曲线中体现不如DM明显。后段曲线方面,DM中第二阶段斜率增强,而NDM中受界面削弱与强度变化共同影响,斜率近似不变或下降。该结论表明,基质吸力变化不仅改变极限点位置,也改变从弹性到塑性转变的全过程。

在“4.3. Installation method effects”部分,论文系统讨论了DM与NDM差异。结果表明,DM相对NDM在干土中可使总极限承载力提高2.2倍,在湿土中最高提高1.6倍,且安装方式对干土的影响更显著。其机理在于打入过程提高了土体内摩擦角、桩侧土压力系数K及界面摩擦条件,从而同时增强桩端阻与桩侧阻;其中,桩侧阻增幅更大,是总承载力提升的主要来源。随着含水率升高,孔隙水会耗散部分锤击能量,使DM相对优势有所减弱。但当含水率升至15%前后,吸力应力增强又提高了土体抗打入阻力和桩-土作用,使DM中桩侧阻仍可持续增加。相比之下,NDM中较高刚度的湿润土在桩周回填时不易与桩表面充分咬合,导致桩侧阻下降。这说明成桩方式与非饱和效应之间存在显著耦合,而非彼此独立。

在“4.4. Contribution of the shaft and toe of the pile from Qult(total)”部分,研究进一步量化桩端与桩侧对总承载力的贡献比例。总体上,桩端贡献始终高于桩侧贡献;随着含水率增加、基质吸力降低,桩侧贡献减少而桩端贡献增加。对于DM,桩侧贡献从干态到5%含水率下降约8%,此后下降幅度减缓;对于NDM,桩侧贡献先明显下降,随后随含水率增加持续降低,至20%含水率时大部分承载力由桩端提供。相同含水率下,DM的桩侧贡献始终高于NDM,这与打入过程中更强的被动土压力激发和更充分的桩-土接触有关。论文指出,湿润土中桩侧阻常在较小沉降(约2–3 mm)时就已充分发挥,随后趋于稳定(DM)或接近消失(NDM);而桩端阻则随贯入持续上升,并在17 kPa附近达到峰值。该结果对于理解非饱和土中“端承主导、侧阻受吸力与施工方式共同控制”的机制十分关键。

在“4.5. Friction stress distribution in depth”部分,研究考察了沿深度方向的桩侧摩阻分布。对NDM而言,干土中决定摩阻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竖向有效应力σ′v及其引起的侧向应力,因此摩阻随深度近似线性增加;在湿润条件下,吸力应力进入控制,摩阻分布仍近似线性,但从干态到5%含水率会显著上升,之后随含水率继续增加逐步下降。对DM而言,情况更为复杂:除σ′v随深度增加外,侧向土压力系数K却因相对位移特征沿深度降低,即靠近桩顶更接近被动状态Kp,靠近桩端更接近静止土压力状态K0。因此,DM下上部桩身摩阻相对更高,使下部与上部摩阻比从NDM中的约3降至约1.5,分布不再简单呈线性。进一步地,DM中摩阻从干态到5%含水率先急剧增加,随后持续升至15%含水率,再在20%时回落。这一趋势表明,打入法中吸力应力增强与K增大共同决定了桩侧摩阻最优区间。

讨论部分的核心可概括为:非饱和粉砂质砂中的桩承载行为必须在SWRC、吸力应力、成桩扰动和桩-土界面作用的耦合框架下理解。论文通过改造FCV-AUT实现了不同含水率条件下应力场与基质吸力场的实验复现,并证明在该类土中,承载力并不随“更干”而无限提高,也不简单随“更湿”而降低,而是存在由吸力应力控制的最优含水率区间。DM通过增大K和改善桩-土接触显著提高承载力,尤其提高桩侧阻;NDM则更容易显现含水率变化对界面工作机制的削弱。研究还指出,若工程设计仅按干态或饱和态处理,将可能显著低估实际非饱和工况承载力,从而导致保守设计。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将FCV模型舱升级用于非饱和土桩基物理模拟并可量测基质吸力;其二,同时揭示成桩方式与含水率变化对P-δ曲线、极限承载力及桩端桩侧分担的耦合影响。

研究结论可译述如下:本研究利用物理模型装置考察了非饱和粉砂质砂中桩的荷载-位移行为。通过在不同含水率土样中安装并加载仪器化模型桩,评估了成桩方法与基质吸力对P-δ曲线以及桩总极限承载力、桩端极限承载力和桩侧极限承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桩承载力随基质吸力的变化主要受吸力应力控制;当吸力应力呈先增后减趋势时,极限承载力也呈类似变化规律。在本研究的松散粉砂质砂中,相比干态与饱和态,非饱和状态可分别使NDM下的极限承载力最高提高至3.1倍和4.5倍,使DM下的极限承载力最高提高至2.1倍和3.3倍。在相同含水率下,DM相较NDM可使总极限承载力在干土中最高提高2.2倍、在湿土中最高提高1.6倍。P-δ曲线初始斜率随基质吸力降低至17 kPa前而增大,之后减小;DM中线性向非线性转变发生于较大位移。桩端承载贡献总体高于桩侧承载贡献,且随着基质吸力降低,桩侧贡献减小、桩端贡献增大。相同含水率下,DM的桩侧贡献高于NDM。沿深度的桩侧摩阻分布也受成桩方式控制:NDM主要由竖向应力控制,DM则同时受竖向应力增加与侧向土压力系数沿深度降低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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