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的社会互动: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员工的“隐性离职”现象
《Tourism Management》:Social interactions in organisations: Investigating employee quiet quitting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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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1月25日
来源:Tourism Management 12.4
编辑推荐:
余一彤|焦晓颖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摘要**
在需要频繁人际互动的组织中,如酒店行业,社会互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互动可以转化为溢出效应,影响员工的情感和行为,从而放大个体行为对整个组织的影响。然而,由于传统方法难以捕捉和衡量
余一彤|焦晓颖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摘要**
在需要频繁人际互动的组织中,如酒店行业,社会互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互动可以转化为溢出效应,影响员工的情感和行为,从而放大个体行为对整个组织的影响。然而,由于传统方法难以捕捉和衡量这些效应,同事间的互动往往被忽视。本研究通过将同事的社会互动纳入组织行为分析中,扩展了溢出理论,具体方法是引入先进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到酒店管理和组织行为研究中。这一分析框架用于从新的视角理解存在社会互动情况下的“隐性离职”行为。研究结果证实了员工在组织内部存在“隐性离职”行为的溢出现象。这种方法论框架的通用性可以为理解工作场所中的各种组织行为提供进一步贡献。
## 1. 引言
组织中的社会互动指的是员工在信任、沟通和协调方面的相互交流程度,这些互动有助于成员之间建立情感联系,成为重要的心理资源(Chen & Huang, 2007)。基于个体在组织内以群体形式互动的基本假设,经济学家探讨了社会网络的作用——社会网络由节点(即个人或组织)通过某种类型的相互依赖关系(如友谊、价值观或人口统计特征)连接起来(Bramoullé et al., 2009)。特别是,对社会网络中互动的分析探讨了个体动机如何影响网络,反过来网络又如何塑造个体。与经济学家类似,组织行为研究者也对个体间的影响(即溢出效应)感兴趣。然而,在虐待性监督、职业倦怠和隐性离职过程中,个体间的社会互动及其影响机制通常是潜性的且不可观察的,这使得社会互动的研究更加复杂。尽管已有研究考察了这些现象(例如,旁观者在面对虐待性监督时的负面情绪;Yu et al., 2022),但员工间情绪、经历和状态的跨个体传递机制(Brady, Hammer, & Westman, 2025; Chen et al., 2015)仍不明确。
大多数关于组织行为中社会互动的研究依赖于传统方法,如定性综述(Pettersen, 2016)或基于自我报告的调查(Leiβ & Rausch, 2023),分析通常在个体层面进行。尽管这些方法提供了有用信息,但它们无法完全捕捉个体员工如何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以及这些联系如何在组织层面上放大如“隐性离职”等行为。传统的定量技术,包括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通常假设员工之间存在独立性来估计个体预测变量与其自身结果之间的关系。然而,员工行为并非孤立发生;日常的社会互动使行为在同事间传播(Cui et al., 2018),从而产生溢出效应,影响整个组织氛围。当前方法在捕捉这些动态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可能低估了潜在个体行为对组织的广泛影响。
为了揭示复杂的社会互动对员工“隐性离职”的影响,本研究首次将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框架引入酒店管理领域,构建了一个通用分析框架。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区域和地理经济学研究中很常见,因为它们能够捕捉地理单元间的社会互动(Jiao et al., 2020)。考虑到员工在群体(如部门、工作地点和住宿处)内形成社会联系,且其行为受到溢出效应的影响,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可用于模拟组织内部个体间的溢出效应(Hsieh & Lin, 2021),从而在研究个体行为(如虐待性监督、职业倦怠和隐性离职)时提供新的视角。如果不考虑社会互动及其对整个组织的影响,忽视了个体间的传播机制,就会低估个体虐待性监督、职业倦怠和隐性离职变化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包括理论基础、模型构建和估计)来识别空间计量经济学框架的潜在优势和适用性,为酒店管理中的重要课题提供新的见解。通过应用这一先进框架,本研究探讨了在社会联系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互动在塑造酒店组织内“隐性离职”行为中的作用,以及其他行为(如虐待性监督)和心理状态(如职业倦怠)如何通过社会网络中的溢出效应在个体层面影响整个组织。除了识别特定社会联系中的溢出效应外,本研究还揭示了这些效应背后的机制和途径。
## 2. 文献综述
### 2.1. 社会互动与空间模型
组织背景下的社会互动包括任务相关合作、非正式网络、工作场所聚会以及小团体内的人际关系(Chua, 2002)。这些互动构成了一个多维结构,包括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Nahapiet & Ghoshal, 1998)。结构维度反映了个体或单位之间的社会联系配置,可通过网络密度和连通性来衡量(Coleman, 1988),显著影响知识交流的灵活性和可获取性(Chua, 2002)。关系维度包括通过历史互动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互惠(Von Krogh, 1998),而认知维度涉及共享语言、代码和意义系统,以实现相互理解(Cicourel, 1973)。总体而言,这些维度促进了员工沟通、协调(Chen & Huang, 2007)和情感联系,从而支撑了组织社会资本(Cui et al., 2018)。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互动与组织层面特征之间的关系,如知识共享(Lim & Ok, 2021)、组织氛围(Chen & Huang, 2007)和组织支持(Cui et al., 2018)。然而,社会互动如何转化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溢出仍较少探讨。
工作场所社会互动的理论框架主要来源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社会交换理论强调二元关系中的互惠依赖(如员工-主管或员工-组织),其中信任和共同承诺决定了资源转移(Meira & Hancer, 2021)。相反,古典经济学将互动视为社会网络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其中同伴效应——相互关联的代理间的行为相关性——源于自我利益(Blume & Durlauf, 2005; Hsieh & Lin, 2021)。一个持续的方法论挑战是识别问题——区分内生效应(受同伴行为影响的行为)和外生效应(由同伴固定特征驱动的行为)(Hsieh & Lee, 2016)。传统方法(如调查和访谈)缺乏细致度,无法在复杂的组织网络中分离这些动态。空间计量经济学通过空间权重矩阵(Anselin et al., 2004)解决了这一局限,将定向社会联系(如友谊)形式化,从而系统地隔离内生效应和外生效应,实现跨层面的行为溢出分析。
为了捕捉社会互动效应,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被引入该领域,以解决先前文献中关于同伴效应的关键问题,即识别相互作用个体的结果之间的相关性(Soetevent & Kooreman, 2007)。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起源于计量经济学领域,并已广泛应用于地理经济学和旅游经济学研究(Jiao et al., 2020)。社会互动模型的基本前提是员工在工作场所以群体形式互动,行为受到人际交流的影响。然而,这些互动并不代表所有个体间的关系形式,也没有单一网络能够捕捉个体的所有潜在社会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每个个体都有一个特定的参考群体,通过定向社会网络来构建,群体中其他个体的特征或结果会影响个体的结果。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可以有效捕捉这些通过社会网络互动产生的溢出效应。
酒店组织为这一应用提供了自然的空间背景,因为它们本质上是社会场所,员工在多个群体中互动。在这些群体中,员工的行为受到共处、合作和社会交流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创造了相互依赖和溢出效应。与使用地理单元的传统空间分析不同,本研究将个体视为空间单元的代理,并通过关系来解释“距离”。换句话说,关系数据(如共享工作空间、部门成员资格或住宿安排)反映了社会互动的可能性和强度(Zhou, 2023)。此外,共处的时间维度——即员工共同工作的时间——提供了额外的亲近感,可以加强行为影响(Hillier et al., 1987)。因此,本研究关注与工作场所互动和共处最直接相关的客观社会群体,即主要工作地点、部门以及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处。这些维度捕捉了酒店组织内互动的主要场所,为分析员工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基础。
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在分析组织社会互动方面有三个关键优势。首先,它们通过使用网络结构化数据明确区分内生同伴效应(如行为传染)和外生混杂因素,解决了识别问题(Anselin, 2009)。其次,它们量化了社会乘数——外部性驱动的聚合效应,其中个体行为通过网络级联(例如培训计划效应扩散到非目标员工)(Blume & Durlauf, 2005)。最后,它们通过整合人力资源管理、溢出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提升了方法论的精确度,超越了线性回归的局限,促进了组织内溢出的新颖研究。
### 2.2. 虐待性监督、职业倦怠和隐性离职
根据社会互动文献(Manski, 2000),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效应,如内生效应、外生效应和 contextual effects。内生社会效应指的是网络中他人结果(即因变量)对个体自身结果的影响。外生效应指的是系统外部因素通过个体自身特征对其结果的影响。具体而言,直接外生效应描述了个体自身独立变量的变化如何影响结果。相比之下,contextual effects反映了网络中其他个体的外生特征如何影响个体自身的结果。这些不同类型的效应在酒店组织背景下被探讨和识别,以了解“隐性离职”作为结果变量是如何受到虐待性监督和职业倦怠的影响,同时考虑社会互动和溢出效应的存在。
#### 2.2.1. 隐性离职的内生溢出效应
人力资源管理(HRM)中的社会互动广泛受到溢出理论的解释,该理论研究了亲密关系中的工作-家庭和家庭-工作冲突(Westman et al., 2001)。Bolger et al.(1989)首次区分了两种情况:溢出效应和交叉效应。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生活领域(如工作)中的压力影响另一个领域(如家庭)的内在个体过程。相比之下,交叉效应是指一个个体所经历的压力传递给家庭中的伴侣的个体间过程。这一理论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方法,将重点从特定关系对个体情绪的影响转移到更广泛关系及其潜在影响的研究(Bakker et al., 2006; Bakker & Xanthopoulou, 2009; Hakanen et al., 2014)。尽管该理论最初仅强调情绪状态上的溢出效应,并限于夫妻之间的关系,但后续研究丰富了这一理论,证明其他特定关系(如同事、主管和下属)中的行为(如知识共享;Lim & Ok, 2021)也可以通过定期互动进行共享(Chiaburu & Harrison, 2008)。
“隐性离职”指的是员工在履行工作职责最低要求的同时,减少自主努力,例如迟到、不参加非强制性会议或承担超出正式工作描述的责任(Bolino et al., 2024)。尽管其名称中包含“辞职”一词,但它实际上反映了心理上的脱离工作状态。关于同事对“隐性离职”行为的反应,Samnani和Robertson(2025)认为,这些反应并非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他们所共处的关系环境的影响。这种关系环境指的是“员工对影响人际关系的政策、实践和行为的共同认知和评估”(Mossholder等人,2011年,第36页)。我们认为,关系环境可以理解为工作场所互动中的社会群体,这突显了员工与同事的互动可能通过相互影响而塑造或被他人的“隐性离职”行为所塑造。根据Samnani和Robertson(2025)的研究发现,员工对“隐性离职”行为的反应受到特定社会联系的影响,这表明同事之间的日常互动有能力通过形成社会群体来影响其他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因此,结合交叉理论,我们认为“隐性离职”是一种可以在经常互动的不同员工之间传播的工作状态。
**假设1(内生交叉效应WY):**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与他们有互动联系的同事的隐性离职行为呈正相关。单凭互动可能不足以引发交叉效应,但通过特定的关系,这种效应更有可能发生(或仅有可能发生)(Bakker & Xanthopoulou,2009)。例如,Hakanen等人(2014)发现,牙医和护士之间的情绪耗竭现象只有在他们的关系友好且频繁时才会发生。然而,大多数当前的研究通常只关注个人联系(如友谊或合作关系),而忽略了客观联系。尽管工作场所中的客观联系并不强调情感联系,但频繁的日常互动仍然有可能引发交叉效应。“隐性离职”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或退出工作;相反,员工仍然会履行最低限度的工作要求,且不太可能直接干扰同事的工作(Liu-Lastres等人,2024)。换句话说,这种行为表现为一种他人难以察觉的隐性缺乏参与的工作态度(Karrani等人,2024)。因此,在考虑社会群体时,我们强调密集的身体接触和面对面的互动,因为这些情境为员工提供了更多感知和受到“隐性离职”相关微妙行为信号影响的机会。在我们的研究中,由于“隐性离职”是一种被动的个人工作行为,我们认为那些可能被“隐性离职”影响的员工必须是能够观察到并意识到这种行为的群体。因此,我们将主要工作地点和部门作为社会联系的依据。
本研究还将个人联系视为一种社会联系。与其他行业不同,酒店业通常为员工提供住宿,以确保酒店全天候正常运营。我们选择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的员工作为另一种社会联系,因为这代表了在工作场所以外更频繁、客观且相对私密的互动。结合交叉理论,我们认为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可以被视为员工在工作场所以外的另一种社会联系。
**假设1(内生交叉效应WY):**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与他们(a)在同一部门工作,(b)共享相同工作地点,以及(c)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的同事的隐性离职行为呈正相关。
2.2.2. 滥用监督和职业倦怠的直接外生效应
资源保护(COR)理论(Hobfoll,1989)认为,个体努力获取、保护和保留有价值的资源(如情绪能量、控制感和社会支持),这一理论为理解“隐性离职”提供了坚实的框架。当资源损失威胁到个人的福祉时,员工会采取防御性行为来保护剩余资源。根据这一理论,滥用监督和职业倦怠可能是“隐性离职”的关键前因。滥用监督被定义为“下属对监督者持续表现出敌对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感知”(Tepper,2000年,第178页),这种行为直接触发了COR理论中的资源消耗循环。实施羞辱、公开批评或不可预测的敌对行为的监督者会创造一种慢性压力环境(Mackey等人,2017)。遭受此类虐待的员工需要消耗大量的心理资源(如情绪调节和认知注意力)来应对威胁、应对不确定性并减轻伤害(Hobfoll等人,2018)。这种持续的资源消耗导致个人的能力下降,他们为了合理保护剩余资源而减少努力,表现为隐性离职。因此,我们认为滥用监督与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呈正相关。基于这一外生效应,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外生效应 – 直接效应X):**滥用监督直接且正面地影响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
同样,职业倦怠被定义为情绪耗竭、愤世嫉俗和职业效能下降的综合症(Maslach,2001),它代表着一种严重的资源枯竭状态,这种状态直接先于“隐性离职”。根据COR理论,当资源损失长期超过收益时,就会导致防御性行为(Hobfoll,2001)。经历职业倦怠的员工缺乏投资于额外角色行为或主动解决问题的心理资源。因此,“隐性离职”成为一种功能性的适应方式:通过严格遵循规定的职责并减少额外努力,员工可以停止进一步的资源损失,从而为自己创造恢复的心理空间。因此,我们认为职业倦怠与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呈正相关。基于这一外生效应,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外生效应 – 直接效应X):**职业倦怠直接且正面地影响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
2.2.3. 滥用监督和职业倦怠对“隐性离职”的情境效应
除了“隐性离职”之间的内生交叉效应以及个体内部的外生效应外,我们认为还存在情境效应。现有研究表明,滥用监督不仅影响受害者,也影响旁观者(Yu等人,2020)。目睹或了解到同事遭受虐待会引发替代性压力(Rispens & Demerouti,2016),因为员工会通过无意识的模仿和情感共鸣内化受伤害员工的焦虑、愤怒或无助感(Barsade,2002)。这种共同的情绪状态会促进心理上的退缩,这是“隐性离职”的前兆,因为员工通过停止额外角色的努力来节省认知和情绪资源(Halbesleben & Bowler,2007)。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目睹或了解到滥用监督的旁观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然而,基于交叉理论,我们认为滥用监督的影响范围更广——只要员工之间有社会联系,滥用监督就可以影响他们的“隐性离职”行为,而不仅仅是受害者。尽管我们这里指出的社会联系与旁观者有较大重叠(同一部门、同一工作地点和同一住宿),但我们的研究仍然从社会互动的角度出发,实证量化了这些影响。因此,我们基于滥用监督的情境效应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情境效应 – 间接效应):**员工感知到的滥用监督会影响他们(a)在同一部门工作,(b)共享相同工作地点,以及(c)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的同事的隐性离职行为。
当前的交叉理论为职业倦怠的个体内部效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Bakker & Xanthopoulou,2009),但一个人的职业倦怠是否会影响他人的行为仍不清楚。关于员工职业倦怠及其与同事关系的现有研究通常探讨的是同事的干扰(如同事支持;Fernet, Gagné, & Austin,2010)如何影响员工的职业倦怠。然而,根据交叉理论,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职业倦怠也可以通过特定的社会联系传播,并可能进一步影响他人的“隐性离职”行为。与滥用监督不同,职业倦怠状态不易被他人察觉。因此,我们认为职业倦怠的情境影响需要更加紧密和私密的社会联系才能传递。基于职业倦怠的情境效应,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情境效应 – 间接效应):**员工的职业倦怠会影响他们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的同事的隐性离职行为。
3. 方法论
3.1. 建模程序: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受空间计量经济学中关于地理单位之间溢出效应和学校内部同伴效应研究的启发,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网络连接来描述社会互动,而不是使用统一测量方法。将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引入社会互动研究(Lin,2010)可以解释组织内部由社会互动产生的同伴效应。在SAR建模框架中,可以捕捉两种类型的社会互动效应(即同伴效应)。因此,个体经济活动可以通过传统的SAR模型在特定于个体的社会互动中进行建模,具体表现为:
(1) Y = λWY + Xβ1 + α + ?
这里,系数λ表示来自同伴决策或活动的内生效应水平(即同伴效应或交叉效应)。W代表两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表明组织内部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Lee,2007),其中属于同一社会工作组的个体在矩阵规范中被识别出来。系数β1表示来自个体特征的内生和情境效应。所有观测值被汇总到一个Y向量中,群组特征包含了所有同组成员共享的环境变量引起的观测到的相关效应,而群体内的未观测共同因素由α表示,代表群组固定效应(Hsieh & Lin,2021)。?表示不可观测的干扰。
在空间计量经济学领域,SAR代表了一种空间模型。通过结合不同类型的空间效应,可以识别出不同类型的空间模型(Elhorst,2014)。在建模社会互动时,除了WY中识别的结果交叉效应外,社会互动中还存在情境效应,反映了其他个体的外生特征对个体结果的影响。这些情境效应可以通过将SAR模型扩展到空间Durbin模型(SDM)来捕捉,如方程(2)所示:
(2) Y = λWY + Xβ1 + WXβ2 + α + ?
系数和符号与方程(1)相同。系数β1和β2分别表示来自个体特征的内生和情境效应。具体来说,β1衡量个体解释因素的变化如何直接影响结果变量,而β2衡量其他个体解释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目标个体的结果变量。在SDM建模框架中,λ和β2作用于空间延迟的因变量(即WY)和自变量(即WX),代表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互动效应。内生社会效应λ衡量个体的结果如何受到同事结果的影响,而情境社会效应β2则反映同事外生特征的影响。内生效应会产生社会乘数效应,而情境效应则不会(Lin & Kwantes,2015)。
除了理解社会互动中的不同类型效应外,我们还研究了解释变量X的变化如何影响社会网络和整个组织,同时考虑内生效应和情境效应。根据空间计量经济学框架中的社会互动模型规范,个体解释变量的变化不仅影响他们的因变量(即直接效应),还影响其他个体的因变量(即间接效应)。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之和。空间模型中的边际效应是条件于W的,可以通过求解模型得到的导数矩阵计算得出。重新排列方程(2),导数矩阵定义为(I?λW)?1?(β1I + β2W),对角线元素代表直接效应,非对角线元素代表间接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平均值量化了SDM模型中因变量内生效应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的互动。
3.2. 社会网络互动
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空间关系通过空间权重矩阵来识别。估计结果对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非常敏感(Jiao等人,2020)。在旅游需求建模等标准计量经济学研究中,空间计量经济学已被广泛应用(例如Jiao等人,2021;Li等人,2016),空间权重矩阵表示目的地之间的地理关系。在组织内部,个体被视为“地理”单元,个体之间的“距离或地理关系”通过社会网络连接来表示。社会网络的识别决定了样本内个体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这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空间权重矩阵规格化中得到了体现。基于文献,我们识别了三种可以被视为同一酒店内个体间“距离”代理的社会群体类型。根据我们的假设,在同一部门工作、在同一主要工作地点并且居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中的员工倾向于有更多的社会互动。因此,我们使用部门、主要工作地点以及是否居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作为标准来形成每个社会群体内的网络联系,这些分别由三个空间权重矩阵(即Wdepartment、Wprimloc和WhotelAccommodation)表示。每个W是一个N×N矩阵,其中N是样本中的观测数量。如果员工i和员工j在同一酒店的同一部门内,则Wi,jdeparment=1,否则为0。如果员工i和员工j在同一酒店的主要工作地点内,则Wi,jprimloc=1,否则为0。如果员工i和员工j都居住在相同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中,则Wi,jhotelAccommodation=1,否则为0。每个W都经过了归一化处理,并被用于SAR和SDM模型设置中,以探讨在不同社会互动背景和具有不同网络联系的社会群体中,结果变量中的内生效应与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和互动是否相同。
3.3. 数据收集
为了测试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框架在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领域的适用性和稳健性,这个社会互动框架被应用于中国的酒店组织中。在中国的五家酒店招募了员工作为调查参与者,这些酒店分布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大约有400名参与者参与了调查,并通过三个注意检查问题收集到了222份有效的在线问卷。为了全面评估每个组织内的社会互动情况,我们尽可能多地从每家酒店的员工那里获得了调查结果。对于这三家酒店,我们接触到了超过85%的总员工人数,这代表了酒店内的整体社会互动环境。虽然没有专门针对空间模型的样本大小要求的出版指南,但我们参考了使用空间建模框架的研究(例如N = 29,Coughlin & Segev, 2000;N = 35,Debarsy等人,2015;N = 35,Elhorst, 2014;N = 40,Wiltshaw, 1996;N = 35,Yang, Do?an, Ta?p?nar, & Jin, 2025)以确保样本的充分性。此外,Lardeaux & Merly-Alpa(2018)讨论了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处理调查数据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当样本量超过n = 150时,可以检测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在调查中,人口统计信息和工作细节对于理解他们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与组织内其他同事的网络联系尤为重要。关于部门和主要工作地点的人口统计问题是在咨询酒店经理或高层管理人员后为每家酒店量身定制的,以获得关于每个参与者人口统计和工作细节的最准确信息。样本的人口统计数据见表1。与酒店3、4和5相比,酒店1和2的样本量相对较小,大多数完成调查的员工来自这些酒店。样本在年龄和性别上的分布也比较均匀。在受访者中,54.95%的人在同一酒店工作了1-5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7.66%)在同一酒店工作了超过五年。关于在酒店行业的任职时间,40.54%的受访者在该行业工作了超过五年。在职位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是一线员工(44%),其次是主管(19.82%)。
表1. 样本人口统计数据。
| 人口统计 | 频率 | 百分比 |
|---------|------|-------|
| 酒店1 | 23 | 10.36% |
| 工作年限<1年 | 35 | 15.77% |
| 酒店2 | 37 | 16.67% |
| 1-5年 | 97 | 43.69% |
| 酒店3 | 50 | 22.52% |
| 工作年限>5年 | 90 | 40.54% |
| 酒店4 | 59 | 26.58% |
| 酒店5 | 53 | 23.87% |
| 工作年限<1年 | 83 | 37.39% |
| 年龄 | 1-5年 | 12 | 25.49% |
| 18-24岁 | 63 | 28.38% |
| 工作年限>5年 | 17 | 76.66% |
| 25-34岁 | 72 | 32.43% |
| 职位 | 35-44 | 47 | 21.17% |
| 一线员工 | 99 | 44.59% |
| 45-54岁 | 37 | 16.67% |
| 主管 | 44 | 19.82% |
| 55-64岁 | 31 | 13.50% |
| 部门经理 | 47 | 21.17% |
| 性别 | 一般经理 | 52 | 22.25% |
| 男性 | 80 | 36.04% |
| 其他 | 27 | 12.16% |
| 女性 | 11 | 35.00% |
| 不愿透露 | 29 | 13.06% |
3.4. 测量
原始测量工具是用英语开发的,为了保持量表的原意,我们使用回译法将其翻译成中文(Brislin, 1970)。为了确保准确性,一位双语作者将原始的英语量表翻译成中文,然后另一位双语作者独立地将它们回译成英文。然后将这些回译后的量表与原始的英语量表进行比较,以解决任何差异,同时保留原始意义。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统计量显示在表2中。从描述性证据来看,虐待性监督和职业倦怠都与隐性离职行为有显著且正相关的关系。
表2. 描述性统计量和相关性
| 变量 | 可靠性 | CRAVE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 隐性离职 | 0.902 | 0.937 | 0.616 | 1.826 |
| 虐待性监督 | 0.943 | 0.982 | 0.800 | 1.294 |
| 职业倦怠 | 0.872 | 0.936 | 0.784 | 1.849 |
| 注意:※※※ | ? | ? | ? | ? |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上的显著性。可靠性是通过Cronbach's alpha来衡量的。SD代表标准差。
对于隐性离职,参与者被要求在一个五点李克特量表上报告他们一个月内的隐性离职程度(1 = ‘强烈不同意’,5 = ‘强烈同意’)。为了评估员工对隐性离职的看法,我们使用了Karrani等人(2004)的10个项目量表。其中一个样本项目是‘我只做期望我做的事情,不多也不少’。虐待性监督是使用Tepper(2000)的15个项目量表来测量的。其中一个样本项目是‘我的上司告诉我我的想法或感受很愚蠢’。参与者被要求在一个五点李克特量表上报告他们一个月内自我评估的虐待性监督程度(1 = ‘从不’,5 = ‘总是’)。职业倦怠是用最新版本的四个项目量表(Lin等人,2020)来测量的。其中一个样本项目是‘你多久会感到“我再也受不了了!”?参与者被要求在一个五点李克特量表上报告他们一个月内的自我评估的职业倦怠程度(1 = ‘从不’,5 = ‘总是’)。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来确认测量的有效性并确保后续分析的稳健性。特别是,我们实施了一个三因素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其拟合度良好(χ2(372) = 1112.347,CFI = 0.912,TLI = 0.0904,RMSEA = 0.095,SRMR = 0.049),该模型的拟合度明显优于结合隐性离职和虐待性监督的两因素模型(χ2(374) = 2044.732,CFI = 0.801,TLI = 0.784,RMSEA = 0.142,SRMR = 0.128),结合隐性离职和职业倦怠的两因素模型(χ2(374) = 1724.508,CFI = 0.84,TLI = 0.826,RMSEA = 0.128,SRMR = 0.085),以及结合虐待性监督和职业倦怠的两因素模型(χ2(374) = 1767.155,CFI = 0.834,TLI = 0.820,RMSEA = 0.13,SRMR = 0.096)和单因素模型(χ2(375) = 2677.243,CFI = 0.726,TLI = 0.704,RMSEA = 0.166,SRMR = 0.144)。这些结果表明这些构念是不同的。我们还评估了复合可靠性和提取的平均方差,两者都符合可接受的阈值,从而支持了这些构念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附录1)。
4.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实证应用
4.1. 隐性离职的交叉效应
使用了一系列具有不同网络矩阵规格、社会互动效应以及是否包含固定效应的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来检验假设。假设1a–1c被用来确认不同社会群体(即部门、主要工作地点以及员工是否居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中)之间的隐性离职行为的交叉效应是否存在,而不考虑其他外生变量带来的任何类型的背景效应。将群体固定效应纳入SAR模型中,以捕捉个体在相同酒店工作时面临的潜在相关效应和观察到的及未观察到的共同因素的效应(Lee, 2007),这些因素往往会混淆交叉效应(Lin, 2010)。如表3所示,随着群体固定效应的纳入,所有具有不同社会网络规格的SAR模型的拟合度都有所改善,这反映在残差方差的减小上。交叉效应的幅度往往被群体固定效应所吸收,从而控制了酒店特征。
表3. SAR模型估计结果
| 模型 | WDepartment | Primloc | HotelAcco | W?Quiet Quitting |
|------------|---------|---------|------------|------------|
| Model 1 | | | | 0.477 |
| Model 2 | | | | 0.394 |
| Model 3 | | | | 0.462 |
| Model 4 | | | | 0.378 |
| Model 5 | | | | 0.691 |
| Model 6 | | | | 0.635 |
| 满意度 | | | | |
| 虐待性监督 | | | | 0.714 |
| | | | | 0.693 |
| | | | | 0.732 |
| | | | | 0.702 |
| | | | | 0.424 |
| | | | | 0.454 |
| Sigma^2 | | | | 0.423 |
| 固定效应 | 否 | 是 | 否 | 否 | |
| Model 7 | | | | 0.528 |
| Model 8 | | | | 0.453 |
| Model 9 | | | | 0.517 |
| Model 10 | | | | 0.441 |
| Model 11 | | | | 0.721 |
| Model 12 | | | | 0.681 |
| | | | | 0.441 |
| 职业倦怠 | | | | 0.422 |
| | | | | 0.424 |
| | | | | 0.262 |
| Sigma^2 | | | | 0.420 |
| 固定效应 | 否 | 是 | 否 | 否 | |
| Model 13 | | | | |
| Model 14 | | | | 0.453 |
| Model 15 | | | | 0.721 |
| | | | | 0.441 |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上的显著性。Primloc代表由主要工作地点形成的网络联系;HotelAcco代表居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中的个体形成的网络联系。
W?Quiet Quitting的系数测量了在同一部门工作(即模型2和8)、在同一主要工作地点工作(即模型4和10)或居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中(即模型6和12)的员工之间的交叉效应。所有模型中的内生交叉效应都是显著的正面效应,从而支持了假设1a–1c,表明当员工在同一部门、同一主要工作地点并且居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中时,他们的隐性离职行为在情境上会影响其他员工。因此,在识别的工作群体中发现了隐性离职行为的交叉效应。
4.2. 外生效应和背景效应
在确认了社会网络中隐性离职行为的交叉效应存在之后,我们进一步揭示了这些交叉效应在网络中如何被解释的影响机制和反馈循环。SAR模型被扩展到SDM模型,以考虑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自身效应和背景效应。因此,除了估计的内生效应参数的变化之外,我们还研究了这种方法如何影响其他参数以及它们与内生效应的相互作用(Hsieh & Lee, 2016)。本研究探讨了虐待性监督和职业倦怠作为隐性离职行为的解释变量,假设两者在个体层面上都会对隐性离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表4中的回归分析结果证实了假设2和3,而没有考虑组织内的社会互动。
表4. 不含社会互动项的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结果
| OLS1 | | | |
| OLS2 | | | |
| OLS3 | | | |
| OLS4 | | | |
| 虐待性监督 | 1.3??? | 1.064 | |
| 职业倦怠 | 0.871??? | 0.684 | |
注:???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上的显著性。
4.2.1. 虐待性监督和隐性离职:背景效应
为了检验假设4a、4b和4c,即虐待性监督是否也会在构建的社会网络中对其他员工的隐性离职产生交叉效应,我们使用SDM来表达网络中存在社会互动的影响机制。与SAR模型的估计结果类似,包含固定效应的SDM模型通过控制每家酒店内观察到的和未观察到的共同因素,产生了更好的模型拟合度,模型2、4和5中反映了更准确的机制。如果不控制群体共同效应,交叉效应会被夸大,考虑到可能存在影响每家酒店内隐性离职行为的共同变量。与SAR模型不同,W?abusive supervision的系数(方程(2)捕捉了一个员工接受的虐待性监督对其他员工隐性离职行为的背景效应,这在所有模型中都是一致的正面效应。这些发现表明,虐待性监督不仅直接影响了遭受虐待的员工,还间接影响了在同一部门和同一主要地点工作并且居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设施中的其他员工,这与Yu等人(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虐待性监督不仅影响受害者,还影响工作场所的旁观者。当考虑到虐待性监督时,员工之间的隐性离职行为的交叉效应主要是由虐待性监督对隐性离职行为的交叉效应解释的。更直观地说,隐性离职的交叉效应源于虐待性监督对其他员工隐性离职行为的间接影响,而没有受到他们自身隐性离职行为的增强,这一点通过W?abusive supervision的显著系数和W?quiet quitting行为的不显著系数得到体现。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虐待性监督不仅对受害者有影响,也对社会网络中的其他员工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些扩大的效应可以通过估计总效应来量化,总效应包括虐待性监督对个体自身隐性离职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虐待性监督对同一部门内其他员工隐性离职行为的间接影响。表5显示,当根据主要工作地点和员工是否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进行网络关系分类时,间接效应相对更强。因此,虐待性监督对其他旁观者的交叉效应在工作地点和住宿地点更为显著。与总效应相比,考虑到社会互动效应和情境效应后,虐待性监督对员工自身隐性离职行为的直接影响显著小于总效应,这强调了在考虑组织行为时需要考虑社会网络,因为如果不考虑社会互动效应,将大大低估虐待性监督对整个组织的影响。
表5. SDM模型估计结果(虐待性监督作为解释变量)
| | Model 1 | Model 2 | Model 3 | Model 4 | Model 5 | Model 6 |
|--------|---------|---------|---------|---------|---------|
| W | | | | | |
| Department | | | | | |
| Primloc | | | | | |
| HotelAcco | | | | | |
| W?Quiet quitting | 0.364 | 0.106 | 0.272 | 0.073 | -0.186 |
| Abusive supervision | 0.633 | 0.620 | 0.613 | 0.615 | 0.321 |
| W?Abusive supervision | 0.253 | 0.378 | 0.409 | 0.575 | 0.454 |
| Sigma^2 | 0.426 | 0.398 | 0.432 | 0.395 | 0.355 |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上的显著性。Primloc代表由主要工作地点形成的网络联系;HotelAcco代表所有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的个体形成的网络联系。
4.2.2. 筋疲力尽与隐性离职:情境效应
通过一系列具有不同W社会网络规格的SDM模型估计,研究了社会互动背景下筋疲力尽与隐性离职之间的关系。直接效应在OLS估计中进行了测试(表4),而SDM模型进一步研究了个体筋疲力尽水平对不同社会网络中其他员工隐性离职行为的情境效应。与上述分析类似,W?Burnout被纳入SDM模型以捕捉可能传播给其他员工的情境效应。具有固定效应的模型仍然比没有固定效应的模型显示出更好的模型拟合度,表明将群体共同因素纳入模型估计的重要性。模型2、4和6展示了存在酒店群体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个体员工的筋疲力尽水平会在部门内的社会联系中传递给其他员工,而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通过W?Burnout的显著正系数得到体现。然而,当社会群体按主要工作地点正式划分时,这种效应变得不显著。这可以通过筋疲力尽的性质来解释,即这是一种在工作场所相对难以观察到的隐性情绪,尤其是在与客户互动较为频繁的酒店环境中(Yu等人,2020年)。因此,当将个体筋疲力尽水平作为隐性离职的解释变量时,隐性离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叉效应是由行为本身的交叉造成的,而不是通过筋疲力尽水平的情境效应在网络中传递的。
表6. SDM模型估计结果(筋疲力尽作为解释变量)
| | Model 1 | Model 2 | Model 3 | Model 4 | Model 5 | Model 6 |
|--------|---------|---------|---------|---------|---------|
| W | | | | | |
| Department | | | | | |
| Primloc | | | | | |
| HotelAcco | | | | | |
| W?Quiet quitting | 0.431 | 0.339 | 0.432 | 0.35 | 0.525 |
| Burnout | 0.396 | 0.38 | 0.402 | 0.388 | 0.206 |
| W?Burnout | 0.147 | 0.179 | 0.139 | 0.257 |
| Sigma^2 | 0.425 | 0.407 | 0.435 | 0.421 | 0.355 |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0.1、0.05和0.01水平上的显著性。Primloc代表由主要工作地点形成的网络联系;HotelAcco代表所有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的个体形成的网络联系。
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可以更好地理解个体筋疲力尽水平对组织内隐性离职行为的整体影响。如表6所示,所有效应都显著为正,从而支持假设5a。尽管在附近工作地点的员工筋疲力尽水平不会直接影响其他员工在同一工作地点的隐性离职水平,但在隐性离职行为的反馈循环中仍存在间接效应。更直观地说,个体筋疲力尽水平直接影响他们自身的隐性离职行为,而隐性离职水平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同一主要工作地点的其他员工的隐性离职行为。对于住在酒店提供的住宿中的同一部门的员工来说,筋疲力尽的间接效应甚至高于直接效应,因为对其他员工隐性离职行为的影响在群体内部累积,这可以被视为社会乘数效应。尽管筋疲力尽的情境效应在隐性离职行为中并不普遍显著,但通过隐性离职行为的显著交叉效应,其对整个组织的影响仍然扩大。
5. 讨论
本研究提出了将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引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以交叉理论为理论基础,并强调了考虑社会互动在理解个体情绪和行为对整个组织的社会乘数效应方面的重要性。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框架首次被应用于组织行为领域,以更好地理解组织内部不同类型社会网络联系中的交叉效应。在酒店组织中,该框架用于研究隐性离职的影响机制,其中虐待性监督和筋疲力尽作为社会互动背景下的解释变量。以往关于隐性离职的研究方法往往只考察个体层面的变量及其与个人结果的直接关联(例如Pan等人,2025年;Zhang,2024年)。然而,这些方法仅关注个体层面,并未扩展到对同事或组织的潜在影响。在这些模型中,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孤立估计的,没有明确考虑行为可能通过社会互动传播的可能性。相比之下,本研究采用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框架通过捕捉个体行为如何在他们的社会网络中影响他人,从而将分析从个体层面扩展到组织层面。这使我们能够识别交叉效应,并表明如果不考虑社会互动, latent behaviors(如隐性离职)对组织的影响可能会被低估。测试了一系列具有不同社会网络规格和固定效应的空间模型。大多数发现与我们的假设一致,这证明了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论框架在解释考虑社会互动的组织行为方面的实证适用性和稳健性。不同社会群体规格的模型估计结果存在微小差异,表明在考虑不同的社会群体分类标准时,社会互动模式是不同的。
我们还观察到,相对显性的行为(即虐待性监督)和相对隐性的情绪(即筋疲力尽)在影响个体自身和他人的行为结果(如隐性离职行为)方面的传播路径有所不同。一个个体所遭受的虐待性监督水平不仅会触发他们自身的隐性离职行为,还会影响同一社会网络(即部门、主要工作地点和酒店提供的住宿)中其他员工的行为。这为虐待性监督对旁观者的影响提供了定量证据,从而支持Yu等人(2020年)使用定性方法的研究。与直接的个体层面效应相比,虐待性监督的总效应相对较大,这也强调了在组织内部关注虐待性监督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会对受害者产生显著影响,还会影响与受害者相关的社会网络。然而,筋疲力尽在组织内部对隐性离职的传播模式在个体之间是不同的。个体筋疲力尽水平不会直接影响他人的隐性离职行为。但是,由于筋疲力尽仍然显著且积极地影响个体员工自身的隐性离职行为,隐性离职行为的显著交叉效应的存在也通过社会乘数效应扩大了筋疲力尽对整个组织的影响。总效应的幅度小于虐待性监督的幅度,这意味着像虐待性监督这样的显性可观察行为对整个组织中员工隐性离职行为的整体累积效应更为显著。
5.1. 理论意义
本研究将交叉理论从工作-家庭和家庭-工作互动扩展到同事互动,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互动在塑造同事间组织行为中的作用,从整体角度评估整个组织。为了采用这种整体视角,本研究首次尝试将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引入组织行为文献,系统地考察工作场所中具有社会联系的同事之间的交叉效应,这些效应在以往的文献中往往被忽视,但根据交叉理论仍然很重要。如果不模拟社会互动,直接和传递关系的复杂性无法被定量捕捉,且个体行为的影响往往会被低估。因此,本研究通过整合高级建模方法和经济计量学的跨学科严谨性,做出了重要的方法论贡献。这一通用框架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组织变量、社会互动以及员工行为和情绪如何在网络中传播。这种分析程序可以推广到更广泛的工作场所情境中,从而为酒店管理和组织行为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贡献。该方法论的进步为未来组织行为研究奠定了基础,以系统地考察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如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如何塑造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多样化潜在和可观察行为和情绪变量。这项探索隐性离职行为的实证研究代表了从新的视角应用方法论框架的通用示例,同时也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意义。用于理解隐性离职及其两个前提的理论框架是在整合交叉理论和COR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虐待性监督和筋疲力尽如何在社会网络中影响隐性离职行为的复杂交叉关系首次在实证中得以揭示。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探索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这些发现增强并扩展了当前关于虐待性监督、筋疲力尽和隐性离职的研究地图。总之,像虐待性监督这样的隐性可观察行为倾向于通过社会乘数效应在整个组织中对员工隐性离职水平产生更大的影响。尽管在个体层面的筋疲力尽效应中这些效应较小,但纳入社会互动和交叉效应的必要性通过包括直接效应和情境效应在内的显著总效应得到了体现。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在酒店组织中,行为和情绪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效应,这些效应通过不同的传播机制影响组织内的员工结果变量。本研究还扩展了理论框架,以理解组织内的行为和情绪交叉。
5.2. 实际意义
在实践中,本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首先,通过本研究确定的理论框架强调了组织内部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系的重要性,以及组织内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效应。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负面行为(即隐性离职和虐待性监督)和负面情绪(即筋疲力尽)通过不同的社会效应传播机制对整个组织的扩大影响。负面行为(如虐待性监督)的影响通过社会倍增效应在组织内部对员工产生更大影响,这表明高层管理团队需要更加关注规范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负面行为。因此,组织应强调在日常运营中照顾每位员工的重要性,以减少组织内部的负面影响。其次,不同社会网络群体的划分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组织应更加关注部门内部和主要工作场所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工作场所分配情况,考虑到负面行为的社会倍增效应。在提供关于负面行为的培训或干预措施时,人力资源部门应考虑某些类型的社会联系,并扩大受众范围,以确保培训的有效性和保护效果。最后,这种通用方法论框架的广泛应用也为酒店业提供了新的见解,可以从整体角度评估个别员工行为和情绪对整个组织的影响。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能够捕捉和理解员工之间的潜在、被动影响。更全面地理解带有社会互动和网络联系的组织动态可以提升整体组织管理效率。例如,通过识别并影响社会联系中的关键个体,组织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经济成本传播新政策或改变文化规范。这意味着推动变革不再是广泛的、资源密集型的活动,而是精确的、数据驱动的干预。尽管本研究仅识别了虐待性监督、职场倦怠和隐性离职的交叉效应,但该方法论框架可以在日常运营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酒店和旅游业中独特运用这一方法论框架,可以为从业者提供关于管理具有复杂社会联系的员工的新视角。
5.3. 限制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们的数据仅来自中国的五家酒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工作场所的社会互动和交叉效应可能会有所不同。跨国分析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以全面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互动模式的不同。其次,由于数据限制,用于定义空间权重矩阵的社会群体主要基于员工的客观工作条件,因此未能捕捉到个体层面的非正式联系,只能提供组织内部交叉效应的总体估计。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其他分类方法来识别和探索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以提高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在捕捉个体层面正式和非正式社会互动方面的稳健性,并加深我们对这些互动如何塑造组织行为的理解。此外,由于酒店员工与客户进行大量日常互动,这些与客户相关的互动也可以纳入未来对社会动态和组织行为的分析中。最后,为了减少数据收集中的回忆偏差,未来的研究应考虑整合体验抽样方法。通过在参与者自然环境中实时收集数据,这种方法可以显著提高结果的有效性和精确性。
**作者贡献声明**
余一彤:撰写 – 审阅与编辑、撰写 – 初稿、调查、资金获取、数据管理、概念构建。
焦晓颖:撰写 – 审阅与编辑、撰写 – 初稿、方法论、正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构建。
**影响声明**
这项题为《组织中的社会互动: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员工隐性离职》的研究在酒店管理和组织行为研究中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研究将交叉效应理论扩展到同事互动中,并通过尖端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框架进一步具体化,以解释工作场所的重要交叉效应。该框架应用于酒店组织,探讨了隐性离职、虐待性监督和职场倦怠的影响机制及其交叉效应。研究发现证实了隐性离职行为中存在显著的正面交叉效应,这些效应通过不同的社会联系传播。此外,虐待性监督和职场倦怠也会通过不同的传递机制对整个组织产生更大影响。理论和实证发现强调了识别社会互动和交叉效应的重要性,因为负面行为和心理状态会通过组织内的不同社会联系传播,为人力资源管理和酒店管理提供了新的见解。
**资助**
作者披露了本研究在研究、作者身份和/或文章发表方面获得的以下财务支持:本研究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301231)和香港理工大学创业基金(项目编号P0054693)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