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ternary Science Advanc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regional diversity in Western Europe at ca. the MIS 11 threshold: a cladistic approach
海洋同位素阶段(MIS)11间冰期被认为是西欧行为革新的一个阈值期。研究人员观察到了技术和生存策略上的革新,以及尼安德特人解剖学特征的出现。石核技术和大型切割工具反映了行为变化和革新,例如标志性勒瓦娄哇(Levallois)石核技术的兴起与传播,其与更复杂和标准化的剥片相关。在经历了MIS 12的严酷冰期事件后,石器组合显示出这两方面革新的证据,但其出现的年代学仍不清楚。为了追踪这些革新并总体刻画该时期的技术和类型学特征,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包含可利用的约MIS 11时期组合(从MIS 12至MIS 10)的大型数据库,并对部分组合进行了修订。为了揭示该时期遗址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应用了一种基于三项分析(three-item analysis)的支序分析方法(cladistic approach),将石器组合作为分析对象,重点关注石核技术。研究表明,三项分析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能够正确分析那些本质上具有层级结构的石器技术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勒瓦娄哇石核技术在MIS 12冰期事件中得以幸存,并在漫长的MIS 11间冰期中多样化发展。研究结果还显示了文化特有性的缺失,这可能与南北欧洲之间显著的人群混合有关。
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看,漫长的海洋同位素阶段(MIS)11(在某些遗址包括MIS 10)在欧洲显得尤为突出,考古遗存表明这个间冰期是一个阈值期,不仅在西欧,在中欧也同样如此。新近数据表明MIS 11初期气温迅速上升。这个间冰期及其相对稳定性深刻改变了古人类可用领地的规模(例如西欧西北部),并可能开启了向新的动物和植被带扩散和适应的道路。多佛海峡的形成可追溯至MIS 12末期,这使得在MIS 11期间,从欧洲大陆到不列颠的陆地联系被削弱,仅剩通过南部北海盆地的陆桥。MIS 12是一个严酷的冰期,被认为对古人类构成了重大挑战,人类活动证据骤减并出现空白期。随后在漫长的MIS 11间冰期(424 ka 至 374 ka),沿海领地的收缩和新植被带的出现,可能促使古人类占据内陆和山区,并在西欧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出现更多占据证据。欧洲的植被是驱动大型食草动物生物量的关键,影响了人类群体的流动性,或许还有人口的扩张。
当前的遗传数据和人类学分析表明,欧洲尼安德特人的特征在距今60万至40万年间作为一种区域镶嵌的解剖学特征出现,可能是通过某些群体的局部隔离实现的。然而,解剖学特征的多样性,例如与其它被归为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遗骸并存的切普拉诺(Ceprano)头骨,暗示了在MIS 11期间欧洲复杂的历史,在古人类有利领地扩张之前可能存在局部多样化,随后在MIS 5阶段尼安德特人超种群才趋于同质化。
位于欧洲西北部和南部(即具有清晰地层背景的石器组合)的遗址数量增加,有助于调查和描述新的生存行为和技术革新(例如石核技术和工具组合)的证据。例如,勒瓦娄哇石核技术和向心/盘状石核剥片比例的增加现在已被明确记录在不同地区,其年代可追溯至MIS 13末期至MIS 12-11。这些新技术与各种复杂剥片方法的持续多样性相关联,具体取决于原料质量等多个方面。就像生物谱系可以发展出解剖学特征然后消失一样,一些革新也可能偶尔植根于过去,在MIS 12冰期事件中消失,然后在MIS 11重新出现。
在某些地区,存在传统区域化和网络联系的证据,这可能与人类群体的区域性流动及其相关的土地利用模式有关。原料管理和规划在一些遗址中有所体现,不仅包括本地石材的采集,还包括剥片序列的碎片化分布。燧石是欧洲西北部的主要原料,而在南部,工业的特征是使用各种石材,通常认为地质资源可能影响了技术策略和工具组合。例如,西北部较少发现手斧,可能主要是由于使用了燧石结核,而南部的各种砾石则便于生产大型石片。
双面器(“阿舍利类型”工业)持续被制作,其起源早于MIS 12,尽管一些遗址缺乏这些工具。存在多样的传统,一些反映了早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类型的行为,而不同的活动(例如屠宰遗址)被用来解释某些组合的构成。在制作方法和形态产物上存在变化,包括更薄、对称的手斧(有时经过再加工,标准化程度高),或有时是制作粗糙的双面工具。这种变异性可能是由于MIS 12的中断,伴随残余群体的局部隔离所导致。生存行为的变化也被记录下来,表现为狩猎策略的改进、更复杂的动物尸体管理和骨器的制造。这些行为变化暗示着认知能力的提升,包括新技能和社会互动,这些有助于革新的传播,并表明原料限制的减弱。最后,早期的火控制(特别是从MIS 11开始,可能有来自MIS 13的证据)可能有助于古人类扩展领地的能力,并为在北部和中部欧洲更好地生存提供行为适应。
西欧的这个阈值期,对应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阿舍利期)的结束以及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开始,目前研究不足,特别是关于革新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并在群体间传播的问题。推动尼安德特人世界根基的这些行为变化背后的原因仍有待确定:这种行为演化是否植根于早期的传统?如何在MIS 11的遗址中观察到这一点?它是否由于新群体的到来,或是尼安德特人从海德堡人(及中更新世古人类)演化而来并带来了革新?遗址数量的增加是反映了人口增长,而不是埋藏学和更好保存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是否促进了早期的区域网络和革新的扩散?还是由于对气候变化的环境适应?
在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分析MIS 11遗址之间的关系,为这些技术变化提供历史视角,以反映该时期的文化演化。这样的视角引发了关于传承、再发明或引入新的石器策略、技术行为或工具的丧失或获得、以及环境参数(如原料的可用性和地理角色)的影响和限制等问题。为了解决MIS 11期间石器革新历史的一般性问题,可以探讨几个更具体的子问题:1. 勒瓦娄哇石核技术的证据可追溯至MIS 13/12过渡期(即Bo?da, 1993, 1994; Moncel et al., 2020b; White et al., 2011, 2024),并在MIS 11和MIS 10的不同组合中存在。如果接受早期年代,这种技术是否一直延续到MIS 11,但由于MIS 12人口稀少而在考古学上难以识别?或者是在MIS 12之后(原地?)的再发明?在MIS 11期间,由于这种技术在不同地点被观察到,它是否在一个地方出现并传播,还是在多个地方独立出现?2. 广义上的盘状石核和向心石核常被认为是勒瓦娄哇方法的起源。由于在MIS 11期间向心和盘状石核技术复杂性增加(如在剥片中的层级组织、双面盘状石核、预制台面、生产力),我们能否利用这些趋势来评估人类群体的传承程度和/或文化演化程度,及其与过去的根源联系?3. 对于重型工具部分,能否识别出区域或受年代限制的遗址簇,其中的关系通过“加工”模式、某些组合中修整的强度以及工具组合的构成来认识?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基于技术革新存在情况的支序分析方法,以识别尽可能多的、大致属于MIS 11时期的文化群体和遗址间关系。为了讨论系统发育树的年代学,还加入了少量其他时期的遗址。这项工作基于西欧最重要遗址的大型数据库(补充材料1, 2),包含年代数据、考古背景,以及每个遗址的文化数据和技术细节。研究人员应用基于三项分析(3ia;Nelson and Platnick 1991)的支序分析方法,分析基于每个遗址在剥片方法、大型切割工具(LCTs)和小型工具方面的技术数据和革新特征。支序分析的原则不是先验地选择一个作为重建支序关系唯一相关特征的特征。将不同类型特征纳入一致性的过程,是能够证明某个特定特征对于解决给定遗址间关系(即共源性)是相关的事后程序。这意味着一个特征可能对某些关系是相关的,但并非对所有关系都相关。
由于对类型学术语的详细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对于大型切割工具(LCTs),研究人员参考了大型修整工具(Kleindienst, 1962),并使用旧石器时代早期常用术语,如砍砸器/砍斫器或砾石工具,以及典型的阿舍利形式,如双面手斧、手镐、尖状器或石刀。
通过使用三项陈述(3is)的精确量化以及诸如保留指数(retention index)(Kitching 1998)等分析工具(Rineau and Zaharias 2025)来计算特征和特征状态的信息量,所得的系统发育树经过讨论,以量化分支(clades)和特征之间的联系,从而回答MIS 11初期石器革新历史发展的问题。
**材料与方法**
**2.1 考古遗址数据库**
研究基于一个包含42个考古遗址中47个层位的大型数据集,这些遗址位于法国、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和英格兰,此外还加入了来自德国、乌克兰和匈牙利的部分遗址。遗址包括多种生物群落和景观,既有位于北欧平原(英格兰南部和法国北部)的露天遗址,也有南部盆地和山谷中的露天和洞穴遗址。然而,最大数量的遗址主要位于西欧,这可以用遗址保存较好、历史上发掘更多或该地区当时人类占据密度较高来解释。研究人员意识到该数据库存在偏差,因为一些遗址发表的定性和定量数据有限,并且研究方法存在变异性。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数据集的代表性,在解释结果时应予以考虑。
数据库由子数据集构成。第一个子数据集提供关于考古遗址和层位的所有背景和技术信息,使用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数据,包括研究人员自己对材料的一些复查。主要参考文献也列在数据库中(补充材料1)。描述列出了占据的背景,分为原生(遗存发现于沉积物中)和次生(遗存在原位沉积中经过再搬运)。在年代学上,研究人员关注约MIS 11事件,并将数据库扩展到关键遗址,涵盖MIS 13末期/MIS 12初期至MIS 10(例如Cagny-la-Garenne I-II, TD10.1 Gran Dolina, áridos I, Cueva del ángel, Cueva de Bolomor, Ambrona, Torre in Pietra 和 La Micoque)。为了检验一些革新可能传承过去的假设,研究人员加入了法国遗址Cagny-la-Garenne I和II(年代为MIS 13/12)以研究早期勒瓦娄哇证据(Moncel et al., 2020b)。环境代用指标被记录以提供年代学(哺乳动物生物地层学、地质学、软体动物学、孢粉学)并重建气候背景(温度 - 暖、温和、凉爽或寒冷)。
对于每个遗址的位置,记录了地理坐标(经度、纬度、海拔)、地形(河流、无阶地信息的河流、山丘、湖泊、山脉、高原、湖岸、山谷、谷缘)、总体位置(内陆、大陆性、沿海)和遗址类型(洞穴、露天、庇护所)。还包括有关发掘规模和材料密度的数据,以帮助解释记录中的任何偏差和某些组合的贫乏。
大量数据涉及考古模式:用火证据和主要特征、人类遗骸(数量和类型)、原料(类型、距离 - 本地、半本地和外来)、石器遗存(数量、主要技术活动 - 剥片和/或修整、碎片化和/或完整的操作链)、硬锤石和/或软锤石、遗址功能(屠宰遗址、营地、作坊)、生存数据、持续时间(长期、短期、季节性)和动物遗骸(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类型)。在该数据库中,研究人员避免了文化归属,例如克拉克当类型(Clactonian)、阿舍利类型(Acheulean)和旧石器时代中期类型(Middle Palaeolithic)。这些归属常常根据发掘区域的规模、发掘的类型和年代(旧的露天地表调查)或所选标准而受到质疑,因此不适合在支序分析的背景下定义同源性。
本研究基于附加子数据库,研究人员将详细的技术模式分为两个主要领域:剥片(石核和石片)和修整过程(大型切割工具-LCTs-和小型工具-石片上的修整工具)。石核技术包括每种原料(如果已知)的数据、各种技术和测量参数的数量和比率,例如石核尺寸、剥片面数量(单面、双面、三面和多面)、剥片的数量和组织方式。研究人员还纳入了一些被认为是技术复杂性标志的特征,例如剥片的层级组织和台面类型/预制。由于方法的多样性,数据库首先包含了文献中发现的大量关于石核结构的术语。为了简化和统一,研究人员将术语简化为以下列表:单极(Unipolar)、双极(Bipolar)、交替剥片(包括S.D.D.A. “Surfaces de debitage alternées”和“克拉克当”剥片)、正交(正交至多面,具有两个以上剥片面的石核)、向心(Centripetal)、盘状(Discoid)(s.l. 和 s.s.,具有伪勒瓦娄哇产品)和勒瓦娄哇(Levallois)。勒瓦娄哇石核技术的定义通常已确立(Bo?da, 1993, 1994),尽管有时对使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早期实例存在质疑,这些实例使用了原始勒瓦娄哇(proto-Levallois)、前勒瓦娄哇(pre-Levallois)、预制石核(prepared cores)或简单预制石核(simple prepared cores)。对于英国在MIS 9/8之前是否存在勒瓦娄哇证据存在质疑,有观点认为其晚期到来与一次升温事件有关,中欧可能也是如此。“预制石核技术”(Prepared core technology)有时与勒瓦娄哇相关,但也被White等人(2024)质疑。
对于剥片产品,研究人员按每种原料记录了数据,包括(如果已知)遗存数量和比率、尺寸、剥片过程中的石片类型、台面(预制和/或非预制)、剥片的数量和分布以及皮质范围。
轻型工具部分(即石片工具)被记录(数量和比率),包括每种原料、石片工具类型、工具毛坯类型、尺寸、修整类型和范围。
最后,LCTs首先被总体描述,包括原料类型和大类(数量和比率)。然后对每个类别(手斧、手镐、尖状器、砾石工具、双面工具、“rabots”、制作粗糙的工具)描述了尺寸、毛坯(石片、结核、砾石和其他)、形态、对称性、修整范围(剥片数量和系列)、皮质、最终修整、锤击方式和修整模式。
**2.2 支序分析**
基于三项分析(3ia)的支序分析已在意大利遗址Notarchirico的多个层位石器组合中作为初步研究(Rineau et al. 2023)应用。该分析能够检测到非随机的支序结构,补充了传统技术分析未能显示所研究组合之间统计显著差异的结果(Moncel et al., 2020)。3ia是一种将特征编码为包含层级(inclusive hierarchies)的支序方法(Nelson and Platnick 1981, Cao et al. 2007)。该方法仅允许基于共享的衍生特征状态将分析中的终端(terminals)分组(Williams and Ebach, 2006)。因此,使用3ia可以防止基于近祖状态(plesiomorphic states)形成分组,这在简约法(parsimony)中被批评为表型学(phenetics)的残留,允许基于缺失和/或存在来无差别地将实体分组,而支序方法仅基于存在(即衍生状态,即进化革新)来分组实体。关于支序分析和3ia在演化考古学背景下的相对优点的总结已在Rineau等人(2023)中给出。
此类分析直接基于每个层位的石器对象数据库。这种方法对于从等效遗址收集同质数据很有用,但在此无法实现。事实上,本研究分析的遗址必须先通过文献回顾和项目附加记录的数据进行综合。从初始数据库(见补充材料)中,研究人员根据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可用材料的数量选择了最相关的遗址,以避免比较中的干扰。某些组合的记录不佳会导致分析中的问题。考古数据使研究人员无法区分缺失数据是由于取样缺乏还是真正缺失,因此,对不太了解的遗址进行编码会导致错误。包含这些遗址将通过使用贫乏的组合(其石器构成更多是埋藏学偏差或早期发掘的结果,而非真实分布)而扭曲分析。Lademagne, Clacton, La Celle, Saint Acheul, Solana del Zamborino, Hitchin 和 Chadwell St Mary 因缺乏大量已记录或存在于这些遗址的重要信息而未被纳入分析。这留下了总共40个终端,代表来自34个欧洲遗址的石器组合,构成了样本。
研究人员决定直接从合成矩阵(synthetic matrix)分析这些遗址,这使他们能够跳过将石器对象上的同源性转换为石器组合上的特征这一步骤(更详细的方案解释见Rineau et al. 2023)。通过直接从专为本研究设计的数据库生成与遗址相关的支序特征,研究人员仍然力求以尽可能相似的方式对遗址进行编码,以反映随时间推移的不同行为获得。他们的方法旨在检索遗址之间的关系,是定性的:一个遗址上技术革新的存在使得假设该革新的完整文化获得成为可能。因此,不需要一定数量的器物来验证其演化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本质上定性的支序分析避免了遗址在取样努力程度上不等价的问题。然而,对于单一技术的例子,它依赖于分析师间的一致性,以及对更模糊例子的正确识别,例如石核上偶然的优先石片(preferential flake),类似于勒瓦娄哇。
每个特征状态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假设的分组。最终,分析仅由四个特征组成,但对应于24个衍生状态。研究人员本可以制作一个包含24个二元特征(例如勒瓦娄哇缺失/存在)的矩阵。然而,还有额外的层级信息。例如,对于剥片方法,向心、盘状和勒瓦娄哇技术可以归为一组,因为它们涉及剥片的层级组织,这与正交技术不同。此外,这四种状态可以一起归组为复杂的石核技术,与单极、双极和交替剥片技术不同。因此,技术信息结构本质上是层级性的。特征的层级结构意味着状态可以直接在3ia中进行层级编码(Faure-Brac et al., 2020)。如果合并众多特征状态看起来不寻常,部分原因是组合大量状态往往会产生许多重复,这相当于系统发育学中的多态性(polymorphism)。然而,研究人员使用了Rineau等人(2023)设计的自由同源(free-paralogy)算法,用于切断特征树并消除重复,同时保留最大量的支序信息。遵循此方案,研究人员既能捕捉石器技术的内在层级信息,又能去除大量的重复终端,而不改变原始陈述。
为了产生尽可能有信息量和清晰度的四个特征,研究人员区分了三个大项集,并补充了一个基于石器对象相对比例统计分析得出的特征。每个生成的树显示在图4中。在每种情况下,研究人员都标明了特征的标题和相应的层级,即树假说(特征),采用Newick格式。括号表示假定的状态间关系。
* **特征 #FM:石核剥片方法**
* **层级**: (0,(((1),(2),(3)),((4),((5),(6),((7),(8),(9))))))
* **注释**:此特征允许根据石核技术(分为简单和复杂)推断潜在的石器组合间关系。所有带有单极石核的遗址包括de Weyer等人(2022)的A型和B型。带有双极石核的遗址被归为一组。带有交替剥片(两个剥片面)的遗址包括Forestier(1993)和de Weyer等人(2022)的C型和S.S.D.A.。正交至多面(两个以上剥片面)、向心、盘状(s.l. 和 s.s.)和勒瓦娄哇技术也被认为是信息丰富的特征,尤其是后三者状态彼此接近。最后,由于同时存在预制台面和剥片层级组织而导致的复杂性增加也被编码为信息丰富的特征,有三种模态(7至9)。
* **特征 #LCT:大型切割工具类型**
* **层级**: (((0),(1)),(2,(3),(4)))
* **注释**:此第二个特征涉及大型切割工具(LCTs)。遗址根据是否存在重型工具(砾石工具和尖状器)归为一组,另一方面根据是否存在手斧(LCTs s.s.)(双面器、手镐和制作粗糙的手斧)归为一组。
* **特征 #ST:小型工具类型**
* **层级**: ((0),(1,(2),(3),(4)),((5),(6),(7),(8)))
* **注释**:此第三个特征涉及小型工具类型。凹缺器(Notches)被单独隔离在一个特定的特征状态中,因为它是边缘和孤立修整组的唯一代表。遗址也根据具有连续修整的小型工具,以及特殊类型工具的存在归为一组。
* **特征 #Clusters:石器组合构成**
* **层级**: ((0),(1))
* **注释**:此特征旨在捕捉石器组合的潜在定量信息。研究人员使用凝聚聚类(agglomerative clustering)(欧几里得距离,ward准则)来离散化两个聚类,编码为两个潜在的信息特征状态,从而实现对定量数据的定性处理。
因此,一个首次分析了40个石器组合的矩阵被编码,包含26个特征状态,分组为四个主要特征,旨在建立一个与技术和类型行为特征相关的树。这是为了识别中旧石器时代多样性发展和革新空间分布所暗示的最初区域化迹象。由于数据库中技术信息的记录方式,#FM特征状态(#FM.0-9)的数量多于任何其他特征。然而,这也反映了与石核相关的层级关系更容易识别。承认这可能会削弱手斧变异的作用,手斧变异更适合与3D几何形态测量学(例如WEAP方法;García-Medrano et al., 2020, 2022, 2023)结合进行详细的技术分析。但是,由于本文主要寻求理解向中旧石器时代行为发展的革新,而不是阿舍利期的起源,这最好通过对不同石核技术之间时间关系的更深入理解来解决。
**2.3 保留指数**
为了完成对系统发育树的定性讨论,研究人员通过直接量化特征中包含的系统发育信息量以及支持该树的信息量,对支序分析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为此,他们主要使用了最初在简约法中开发、并在3ia中作为核心工具的保留指数(retention index)(Kitching, 1998)。
在3ia中,保留指数可以被富有成效地重新定义,以规避在简约法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使用三项陈述(3is)来量化“特征中明显的共源性(apparent synapomorphy)中有多少被保留在树上作为共源性(synapomorphy)”。在3ia中,并且更普遍地说,在系统发育系统学理论中(Hennig, 1966),共源性是一个分组假说,而3is是从特征分解中得出的最小分组陈述。每个特征状态都是一个假定的共源性,任何3is都可以被理解为共源性假说的最小片段,陈述两个终端彼此之间比与第三个更相关。因此,3is,如同任何假说一样,只能被拒绝或不被拒绝。因此,3ia中的保留指数是与一般解(general solution)兼容的分组假说的比例,即被接受的3is的比例(Kitching, 1998)。换句话说,一个特征的保留指数正好对应于系统发育树保留的3is的比例(图5):
`RI = T / C`
其中,C是由特征分解生成的3is的总量,T是来自C且存在于系统发育树中的3is的数量。被检验拒绝的3is因此仅仅是与最优树不兼容的3is。因此,在这里发现了二次同源性(secondary homology)与被接受的3is(T)的数量之间,以及同塑性(homoplasy)与被拒绝的3is(C-T)的数量之间的互补性。任何RI的变化都可以很容易地根据被接受和/或被拒绝的3is的波动来理解。最后,我们注意到在3ia中使用RI是自始至终仅使用有根树,排除了无根树等非支序结构的使用,这些结构无法正确表示支序分组。
总体保留指数(ensemble retention index)也可以在3ia的背景下得到合理解释。它是适合系统发育树的3is的比例。因此,全局保留指数是3ia的最优性标准,可以为任何系统发育树和任何i≥1个特征计算。
在分析中,特征包含的信息量越多,它越有可能有助于支持系统发育树内的分支。因此,具有大量缺失数据的特征将比没有缺失数据的特征影响力小,因为缺失数据减少了产生的3is数量。同样,每个特征状态作为一个分支假说,相应地产生3is。一个提出两个分支假说的特征平均上比一个只提出一个分支的特征(不包括根)具有更大的贡献。
检查四个特征的信息量和保留指数揭示了特征信息量的高度异质性。特征聚类#1(根据石器对象的相对比例将遗址分为两组)信息量非常少,对最优树的贡献几乎为零(0.01)。只生成两个状态以降低该特征的权重,是因为遗址之间不同比例没有明显的界限。保留指数低至0.35,明确表明该特征与其他特征高度不一致。关于石器技术,虽然大型切割工具和小型工具在总贡献方面相当,但小型工具原本具有更多的信息量,这意味着较低的保留指数。石核技术似乎是支持最优系统发育树的决定性特征,其总贡献量相当于所有其他特征(比例、大型切割工具和小型工具)的总和。这与特征状态数量多、从而贡献更高有关。然而,总保留指数为0.59,揭示了一致性相对较低,因为这样的指数意味着编码在矩阵中的总信息中有41%未被保留,这是相对较高的——因为被接受的信息量与被拒绝的信息量是对称的。与简约法不同,3ia既可以理解为最小化同塑性(最小化3is的拒绝)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最大化同源性(最大化3is的保留)的方法。在简约法中,最小化转化步骤不能被理解为最大化同源性的对称。
当查看每个状态的信息量时,我们可以比较更具可比性的东西,因为状态对应于单一的分支假说,而特征可以包含可变数量的状态。生成的信息总量与状态的结构相关,状态越对称(即拥有该状态的终端数量与不拥有的终端数量相同),其信息量就越大(Nelson and Ladiges, 1992)。可以看到,对应于比例的状态是所有状态中信息量最少的,甚至在状态层面也是如此。应该注意的是,有两个特征状态虽然信息量很少,但具有非常高的保留指数:连续修整(continuous retouch)(#ST.1, RI=0.46)和“入侵性和刻痕修整类型”(invasive and scaled retouch-type)(#ST.6, RI=1)。这些值对应于高度不对称的特征状态,对应于最不包含的节点(least inclusive nodes),这些节点在分析中被接受。连续修整组在所有遗址(除了áridos II)的矩阵中都被归为一组,这解释了它在树中的位置,尽管它不是所有其他遗址的姐妹群,因为Torre in Pietra的定位。此外,“入侵性和刻痕Quina型修整”与两个遗址Korolevo和Vertezzsolos在一个东欧分支中归为一组。
当查看每个特征状态对分析的贡献时,我们还注意到,首先,石核技术具有最具贡献性的状态(4至9)。另一方面,小型工具形成的状态通常对分析的信息量较少。因此,小型工具提供的信息在重建遗址关系方面用处不大,因为它们提供了更高的同塑性比例,意味着这些技术缺乏层级结构。LCTs则更具异质性,在信息对分析的总贡献方面状态分布分散。双面器(#LCT.2)和制作粗糙的双面器(#LCT.3)的存在为系统发育树的结构化提供的信息很少。最后,我们注意到对分析最重要的特征状态是那些与大陆分支12相关的状态,即砾石工具(#LCT.0)、复杂向心(#FM.8)、盘状和复杂盘状(#FM.6 和 7)以及勒瓦娄哇(#FM.9)。正是这些高度一致的状态,似乎对系统发育树的结构化贡献最大。这些状态恰好对应于MIS 11的技术革新。
**2.4 系统发育树与外在参数的影响**
LCTs(双面器、手镐和手斧)的原料类型,对于英国和法国北部遗址是燧石(结核大量可用),而对于其他大陆遗址则多变,通常取决于砾石/结核的尺寸,使得在南部容易生产大型石片。剥片操作过程要么完整要么碎片化,通常是本地原料,少数遗址使用远距离原料(例如La Noira上层使用的燧石,Caune de l’Arago C, D)。石核的原料遵循使用石头的原则,主要是本地的,通常是周围可用的燧石。因此,原料的影响不足以解释系统发育树的结构。研究人员通过将原料作为附加特征纳入支序分析来检验其影响:(燧石、燧石、磨石、石灰岩、黑曜石:细粒岩石/石英岩、石英、砂岩:粗粒岩石和火山岩)。他们相应地修改了矩阵以检验原料选择的文化潜力,并重新进行了支序分析。该特征的加入并未改变重要节点在系统发育树中的结构。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原料的选择不是遗传的,而是务实的,并且无论如何,对技术革新的出现没有影响。燧石的差异性存在因此不是树中发现的二分法的原因,而是可以用不同的区域性技术策略来解释。
用火的控制也没有特殊意义,既出现在北部(Beeches Pit, Barnham unit 6; Davis et al., 2025),也出现在南部(Terra Amata, Aroeira, Menez Dregan 8, Vertezz?los)。在系统发育树方面,用火的出现似乎完全独立,在非常不同的文化和技术背景中出现多次。同样,遗址的功能、流动性模式或剥片序列的碎片化在系统发育树上也没有特殊意义。
**讨论**
支序分析的目标是基于每个遗址的技术模式以及不同遗址间石器革新的差异存在情况,来揭示是否存在层级结构,特别关注石核技术。研究人员论证了使用支序分析方法,是因为一致性原则(congruence principle)(Hennig, 1966)。一致性原则意味着不同、独立的特征(此处为技术策略)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共同的历史。鉴于支序分析中的特征是层级性的,代表分组假说,所有特征之间的一致性只能导致获得一个作为包含层级(inclusive hierarchy)的演化情景,即一棵树。环境参数或水平传播无法产生一致性,因为它们只涉及特定特征和特设事件。通过垂直传播和革新的遗传实现的文化多样化,是唯一能够在文化演化中产生一致性的机制,因为所有特征都应该由这段历史所蕴含。在下一节中,研究人员讨论系统发育树的结构以及它所能告诉我们的关于MIS 11阈值期的层级历史,记住这仅仅是该时期可以尝试用一致性原则重建的支序方面。在第二部分中,他们解释为什么根据特征及其一致性获得了这棵系统发育树。回到特征的细节,他们解释它们如何支持这棵树。为此,他们使用保留指数和3is的量化(总量和被接受的陈述)来更好地理解特征相对于树以及彼此之间是如何结构化的。最后,在第三部分,他们将获得的系统发育树与可能在MIS 11期间影响文化历史的环境参数进行比较。
**4.1 系统发育树的结构**
3ia产生了一个单一的二分系统发育树(图6),显示了遗址之间的关系,这棵树呈现为大体的梳状结构。下面我们更具体地讨论一些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分支,因为它们提出的分组及其支持的性质。然而,由于除了“入侵性和刻痕修整”(#ST.6)外没有明确的共源性,研究人员讨论了那些汇集了衍生状态主要出现情况的分支,这在3is方面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是被特征最局部支持的分支。
* **早期二分(Earlier dichotomies)**
分支1(图6)将所有遗址归为一组,除了Torre in Pietra(意大利)。单极石核技术(#FM.1)的存在将分支1中的大多数遗址归为一组。在Torre in Pietra,系列中燧石砾石和具有层级剥片的石核比例很高,与石灰岩器物和LCTs相关。然而,Torre in Pietra在石核方面没有任何信息性的衍生状态(#FM.0),而在LCTs方面只有手斧和原始手斧(#LCT.2-3)。因此,3ia由于衍生状态极少而拒绝将Torre in Pietra作为所有其他遗址的姐妹群。它在树上的位置因此不能被认为是由遗址发现的器物数量导致的人为结果,结论是其位置是由于某些特征和技术革新(衍生状态)的“积极缺失”。在分支1内,áridos II是所有其他遗址的姐妹群。它的位置是由于缺乏许多技术革新,但这种缺失可能是由于取样偏差造成的,因为从一个非常小的点只发现了34个器物。这一假设通过高度不一致性得到了证实,因为它与系统发育距离非常远的遗址具有相似性:例如,向心剥片(#FM.5)的存在将其与分支16联系起来,手镐(#LCT.4)的存在将其与分支18联系起来,雕刻器(#ST.8)将其与分支26联系起来。可以估计,如果在áridos II继续发掘,该遗址很可能至少会被包含在分支16中。此外,分支4主要由LCTs的存在支持,包括砍砸器/砍斫器(#LCT.0)和尖状器(#LCT.1)。在此分支内,我们注意到乌克兰遗址Korolevo和匈牙利遗址Vertessz?los的特定分组(分支6)。这一分组证实了莱茵河以东存在特定的中欧行为,其特征是厚的小型工具(部分经过修整,为入侵性和刻痕修整类型,#ST.6),以及LCTs和双面器的缺失。
关于地理,总体来看,分组中完全缺乏一致性。地理上相距遥远的遗址在支序上联系在一起。例如,分支10汇集了三个英国遗址,其姐妹群在法国(Londigny)。我们还注意到具有两个遗址(一个在北部,一个在南部)的分支反复出现:分支13将áridos I(西班牙)和Cagny-la-Garenne CXV(法国)归为一组;分支22将Cansaladeta(西班牙)和Menez Dregan(法国)归为一组;分支34将Bolomor(西班牙)和La Noira上层(法国)归为一组;分支36将Arago C(法国)和Guado San Nicola(意大利)归为一组。这种南北分支的反复出现意味着在西欧尺度上不存在文化特有性(endemism),尽管存在显著的地理障碍,如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和多佛海峡。有所不同的是,组合差异较大的遗址被归为一组,例如分支11包含具有手斧的Elveden,而Swanscombe LGLL是一个没有手斧的石核和石片工业。同样,分支24的Swanscombe UMG有手斧,但Barnham unit 5没有。这些分支内的遗址强调,支序分析侧重于石核技术及其在欧洲的深厚根基,而不是手斧的存在与否。
* **勒瓦娄哇石核技术**
特征的层级结构导致了分支的嵌套,这使得能够从分支14开始讨论与剥片方法相关的石器革新。具有盘状和向心石核的遗址仅出现在分支17和23中。分支18证实了一个文化群体的存在,其特征部分在于手镐(#LCT.4)的存在,这是所有时期南部遗址的典型特征,但它是同塑的(homoplasic),因为它并非存在于分支18的所有遗址中,也出现在áridos II(西班牙)和La Grande Vallée(法国)。在此分支中,系统发育树中出现的主要技术特征是勒瓦娄哇(#FM.9),涉及分支23内的遗址。它们既包括英国遗址(Barnham unit 5和Swanscombe UMG,分支24,各只有一个例子),也包括具有该技术的大陆遗址(分支25)。根据支序分析,石核技术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遗址散布在树中。英国描述的“预制石核技术”,通常与前勒瓦娄哇概念相关,年代较晚,主要在MIS 9/8边界被识别。然而,最近对石核组合未发表的修订将Hoxne(上层和下层)和Elveden的一些石核归为盘状类型,并在Barnham unit 5和Swanscombe UMG发现了勒瓦娄哇和盘状类型技术。向心剥片(分支32, #FM.7)和盘状剥片(分支23, #FM.8)复杂性的增加似乎与系统发育树中的勒瓦娄哇相关。这些石核技术彼此接近,在向心剥片复杂性的增加和勒瓦娄哇石核技术之间可以看到技术联系。一些遗址显示出向心和盘状类型石核更高层级的管理,被认为是这种剥片复杂性更高的证据(例如Terra Amata, La Noira上层)。这些特征状态在系统发育树上的接近性展示了这种技术邻近性,以及一个可能的认知阈值,即使勒瓦娄哇的出现没有清晰地嵌套在以盘状和/或向心剥片复杂性出现为特征的分支中,主要是因为áridos I和Cagny-la-Garenne I具有勒瓦娄哇但没有盘状或向心石核(复杂或不复杂)。如果分支23的文化单元基于勒瓦娄哇石核技术(#FM.9)的存在将遗址归为一组,那么这个状态是同塑的,因为它也刻画了这两个遗址。但是,分支13将Cagny-la-Garenne I CXV(法国北部,燧石,有LCTs)和áridos I(西班牙,石英岩,无LCTs)归为一组,这可能是由于两个系列的规模都相对较小。没有明确的共源性,但遗址主要通过其轻型工具的多样性(特别是具有边缘修整的刮削器#ST.2)以及勒瓦娄哇石核/石片(#FM.9)的存在而归为一组,即使这些特征状态是同塑的。此处提出的支序分析拒绝了勒瓦娄哇石核技术在西欧单一出现的假设。
有趣的是,这种分为两组的方式也分开了这里分析的Cagny-la-Garenne I和II的两个区域。勒瓦娄哇一方面与复杂盘状和向心技术之间的技术关联是不一致的,表明至少存在两个不同且不兼容的分组假说。因此,广义上的盘状类型石核和向心石核目前不能在历史意义上被视为勒瓦娄哇方法的起源。另一个竞争的假说是同塑性是由于áridos I和Cagny-la-Garenne的数据缺失造成的。在áridos I只发现了少量石核,在Cagny-la-Garenne也是如此。显然,需要更多的器物来更精确地检验西欧勒瓦娄哇的同源性,在我们的分析中它似乎不是一个共源性(即它不刻画单一的文化分支),以及勒瓦娄哇与剥片方法复杂性增加之间的技术联系。
然而,研究人员注意到,以勒瓦娄哇存在为特征的分支13和23包含了Cagny-la-Garenne的组合,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化创新发展时间顺序的信息。盘状复杂性、向心性和勒瓦娄哇的出现因此肯定发生在MIS 12之前。这些技术随着人类群体在MIS 12冰期事件中幸存下来,并在MIS 11中文化多样化。
**4.2 特征状态贡献与保留指数**
使用3ia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测量系统发育树与特征分解生成的3is之间的契合度来解释最优树是如何被找到的。该分析允许量化每个特征和状态对分析的总体贡献,并量化每个特征的总信息量(表1)。在分析中,每个特征状态(以及每个特征)中的信息总量与保留的信息量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这有助于选择最优树。保留的信息量与保留指数之间也存在强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意味着一个特征的信息量越大,它越有可能有助于支持最优树内的分支。因此,具有大量缺失数据的特征将比没有缺失数据的特征影响力小,因为缺失数据减少了产生的3is数量。同样,每个特征状态作为一个分支假说,相应地产生3is。一个提出两个分支假说的特征平均上比一个只提出一个分支的特征(不包括根)具有更大的贡献。
检查四个特征的信息量和保留指数揭示了特征信息量的高度异质性。特征聚类#1(根据石器对象的相对比例将遗址分为两组)信息量非常少,对最优树的贡献几乎为零(0.01)。只生成两个状态以降低该特征的权重,是因为遗址之间不同比例没有明显的界限。保留指数低至0.35,明确表明该特征与其他特征高度不一致。关于石器技术,虽然大型切割工具和小型工具在总贡献方面相当,但小型工具原本具有更多的信息量,这意味着较低的保留指数。石核技术似乎是支持最优系统发育树的决定性特征,其总贡献量相当于所有其他特征(比例、大型切割工具和小型工具)的总和。这与特征状态数量多、从而贡献更高有关。然而,总保留指数为0.59,揭示了一致性相对较低,因为这样的指数意味着编码在矩阵中的总信息中有41%未被保留,这是相对较高的——因为被接受的信息量与被拒绝的信息量是对称的。与简约法不同,3ia既可以理解为最小化同塑性(最小化3is的拒绝)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最大化同源性(最大化3is的保留)的方法。在简约法中,最小化转化步骤不能被理解为最大化同源性的对称。
当查看每个状态的信息量时,我们可以比较更具可比性的东西,因为状态对应于单一的分支假说,而特征可以包含可变数量的状态。生成的信息总量与状态的结构相关,状态越对称(即拥有该状态的终端数量与不拥有的终端数量相同),其信息量就越大(Nelson and Ladiges, 1992)。可以看到,对应于比例的状态是所有状态中信息量最少的,甚至在状态层面也是如此。应该注意的是,有两个特征状态虽然信息量很少,但具有非常高的保留指数:连续修整(continuous retouch)(#ST.1, RI=0.46)和“入侵性和刻痕修整类型”(invasive and scaled retouch-type)(#ST.6, RI=1)。这些值对应于高度不对称的特征状态,对应于最不包含的节点(least inclusive nodes),这些节点在分析中被接受。连续修整组在所有遗址(除了áridos II)的矩阵中都被归为一组,这解释了它在树中的位置,尽管它不是所有其他遗址的姐妹群,因为Torre in Pietra的定位。此外,“入侵性和刻痕Quina型修整”与两个遗址Korolevo和Vertezzsolos在一个东欧分支中归为一组。
当查看每个特征状态对分析的贡献时,研究人员还注意到,首先,石核技术具有最具贡献性的状态(4至9)。另一方面,小型工具形成的状态通常对分析的信息量较少。因此,小型工具提供的信息在重建遗址关系方面用处不大,因为它们提供了更高的同塑性比例,意味着这些技术缺乏层级结构。LCTs则更具异质性,在信息对分析的总贡献方面状态分布分散。双面器(#LCT.2)和制作粗糙的双面器(#LCT.3)的存在为系统发育树的结构化提供的信息很少。最后,研究人员注意到对分析最重要的特征状态是那些与大陆分支12相关的状态,即砾石工具(#LCT.0)、复杂向心(#FM.8)、盘状和复杂盘状(#FM.6 和 7)以及勒瓦娄哇(#FM.9)。正是这些高度一致的状态,似乎对系统发育树的结构化贡献最大。这些状态恰好对应于MIS 11的技术革新。
**4.3 系统发育树与外在参数的影响**
LCTs(双面器、手镐和手斧)的原料类型,对于英国和法国北部遗址是燧石(结核大量可用),而对于其他大陆遗址则多变,通常取决于砾石/结核的尺寸,使得在南部容易生产大型石片。剥片操作过程要么完整要么碎片化,通常是本地原料,少数遗址使用远距离原料(例如La Noira上层使用的燧石,Caune de l’Arago C, D)。石核的原料遵循使用石头的原则,主要是本地的,通常是周围可用的燧石。因此,原料的影响不足以解释系统发育树的结构。研究人员通过将原料作为附加特征纳入支序分析来检验其影响:(燧石、燧石、磨石、石灰岩、黑曜石:细粒岩石/石英岩、石英、砂岩:粗粒岩石和火山岩)。他们相应地修改了矩阵以检验原料选择的文化潜力,并重新进行了支序分析。该特征的加入并未改变重要节点在系统发育树中的结构。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原料的选择不是遗传的,而是务实的,并且无论如何,对技术革新的出现没有影响。燧石的差异性存在因此不是树中发现的二分法的原因,而是可以用不同的区域性技术策略来解释。
用火的控制也没有特殊意义,既出现在北部(Beeches Pit, Barnham unit 6; Davis et al., 2025),也出现在南部(Terra Amata, Aroeira, Menez Dregan 8, Vertezz?los)。在系统发育树方面,用火的出现似乎完全独立,在非常不同的文化和技术背景中出现多次。同样,遗址的功能、流动性模式或剥片序列的碎片化在系统发育树上也没有特殊意义。
**结论**
对约MIS 11遗址的支序分析使研究人员能够就该时期石器传统历史的结构、3ia的使用以及文化支序学框架内的保留指数得出几个结论。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3ia在文化历史的重建和分析所得系统发育树的框架中显得相关。通过精确量化每个特征和每个状态的支序信息,以及参与支持系统发育树的信息比例,该方法能够建立最优树与特征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保留指数与总信息量值结合使用,为理解和分析支序分析结果提供了基本信息。它使研究人员能够表明,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数据库结构,预制石核技术是信息最丰富的特征,其绝对贡献值几乎相当于所有其他特征(比例、大型切割工具和小型工具)的总和。
关于系统发育树,在西欧(分支12)和中欧(分支9)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明确的初始分化。然而,在西欧分支内,许多地理上相距遥远的遗址在系统发育树上是姐妹群。更具体地说,四个分支(13、22、34和38)突出了西班牙和法国遗址之间的支序关系,这可能由共同的技术背景或人群的扩散来解释。而且,分支似乎主要由盘状、向心性和勒瓦娄哇石核技术支持。然而,勒瓦娄哇表现为同塑性,这意味着áridos I和Cagny-la-Garenne II的勒瓦娄哇技术与其他勒瓦娄哇遗址的同源性被拒绝。这两个遗址没有盘状石核和向心石核,因此被排除在主要勒瓦娄哇分支之外。这种同塑性可能暗示在勒瓦娄哇趋同出现之前存在一个技术阈值,但更可能是由于áridos I和Cagny-la-Garenne系列的取样偏差。研究石器组合本身就固有这种取样偏差,即大多数分支拒绝石器器物稀少的遗址,这些遗址会处于所有其他遗址姐妹群的位置。组合研究无法区分技术的“积极”缺失和因取样问题导致的缺失。另一方面,在这种特定情况下,通过研究系统发育树的结构和遗址发现的器物数量,很容易揭示这种取样偏差。器物数量少(甚至数据未知)的遗址会处于姐妹群的位置,因为系列的贫乏意味着特征具有很少或没有衍生状态。例如Cagny-la-Garenne或áridos(I 和 II)就是这种情况。在áridos I的具体案例中,支序分析还具有预测性,指出了哪些遗址需要进一步发掘以检验系统发育树的假说。
总体而言,系统发育树和分支表明勒瓦娄哇石核技术在MIS 12冰期事件中幸存下来,并在漫长的MIS 11间冰期中多样化发展。
最后,研究人员展示了3ia方法使他们能够基于欧洲MIS 11期间考古遗址的石器内容获得最优系统发育树。这棵树,通过分析一个综合数据库获得,使研究人员能够展示这些遗址的层级结构,这可以被解释为知识的垂直传播。构建这棵树,而不是对石器组合进行经典比较,补充了其他方法,并提出了欧洲文化传统的另一幅图景,提出了关于它们在时空中关系的假设。
**研究结论**
研究人员应用支序分析方法对西欧约MIS 11时期的石器组合数据库进行分析,旨在重建该时期技术革新的历史关系。分析表明,勒瓦娄哇石核技术在MIS 12冰期事件中得以幸存,并在MIS 11间冰期中多样化发展。系统发育树显示,在西欧内部,地理上遥远的遗址(如西班牙和法国)在支序上关系密切,暗示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或人群扩散网络。勒瓦娄哇技术虽然在多个地点出现,但在分析中表现出同塑性,表明其可能是独立发明或因取样问题未被识别出与其他复杂石核技术的直接传承关系。研究证实了支序分析结合保留指数能够有效揭示技术传统间的层级关系和演化历史,为理解中旧石器时代过渡期的文化动态提供了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