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anised Sound》:Experimental luthiery in Latin America: A postcolonial and acoustemolog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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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和声学认识论(acoustemology)的视角,调查拉丁美洲的实验乐器制作(experimental luthiery)与声音艺术实践。在此框架内,乐器被概念化为一个声音产生对象以及文化表征、历史
本研究通过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和声学认识论(acoustemology)的视角,调查拉丁美洲的实验乐器制作(experimental luthiery)与声音艺术实践。在此框架内,乐器被概念化为一个声音产生对象以及文化表征、历史记忆与抵抗的活跃场所。这些实践偏离了传统乐器制作传统,拥抱集体性、概念性和基于材料的生产模式,通过声音建立替代知识体系。研究人员借鉴Walter Smetak、Marco Ant?nio Guimar?es、Joaquín Orellana、Wilson Sukorski和Tania Candiani等艺术家的作品,探讨声音如何中介与空间、身体、记忆和技术的关系。概念性乐器设计由此被定位为一种美学-政治工具,它与听觉体制的转变并行发展,并回应认识论不平等(epistemic inequalities)。本研究还聚焦于由技术排斥、性别和后殖民身份认同塑造的生产模式。拉丁美洲的实验乐器制作被呈现为一个艺术表达领域,以及一个用于生成替代知识体系、政治主体性和空间正义策略的多层认识论场所。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自21世纪初以来,声音艺术及其向实验乐器制作的延伸在拉丁美洲获得了日益增长的可见性,被重新配置为超越视听美学实践的表达模式,凸显其文化、政治和认识论维度。这一转变是对该地区殖民遗产、本地知识体系重新定义以及对全球音乐与艺术经典进行批判性介入的回应。声音与空间、身体、社区和记忆之间的多层关系已成为塑造艺术生产和社会干预方式的驱动力。然而,在音乐学和艺术史文献中,乐器通常仅被视为“声音设计”工具而受到有限关注。传统乐器制作与声音装置之间的区别在实验乐器与声音装置等混合领域中变得日益可渗透和模糊。实验性乐器制作仍被许多传统乐器制作机构视为威胁,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以及中心和边缘地区。因此,有必要从后殖民理论和声学认识论的视角,将实验乐器制作视为一种超越声音生产的美学-政治工具,探讨其如何重新配置听觉模式、主体性和集体艺术组织形式。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Walter Smetak、Marco Ant?nio Guimar?es、Joaquín Orellana、Wilson Sukorski和Tania Candiani等艺术家的作品,探讨了声音如何中介空间、身体、记忆和技术的关系。研究得出结论:拉丁美洲的实验乐器制作不仅是美学追求,更是政治、文化和认识论抵抗的形式。这些实践将乐器从单纯的声音产生设备转变为承载历史记忆、重建本地知识体系并实现社会政治介入的多层结构。概念性乐器设计被定位为与听觉体制转变并行发展的美学-政治工具,回应认识论不平等。实验乐器制作在拉丁美洲呈现为一个艺术表达领域,以及一个用于生成替代知识体系、政治主体性和空间正义策略的多层认识论场所。该论文发表在《Organised Sound》上。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和声学认识论(acoustemology)作为核心理论框架。在具体分析中,关注概念性乐器设计(conceptual instrument design)、拼贴(bricolage)、DIY(do-it-yourself)方法以及巴西的gambiarra文化(即兴创造性解决问题)衍生出的gambioluthieria(拼贴乐器制作)概念。研究还涉及基于材料的知识、基于社区的生产和概念性这三个关键维度,用以分析艺术家的实践。样本来源包括巴西、墨西哥、危地马拉等拉丁美洲国家的艺术家及其作品。
**研究结果**
**1. 引言**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发现,实验乐器制作已超越形式或美学追求,成为文化抵抗、声音记忆和替代知识生产的载体。乐器不再仅仅是声音产生设备,而是成为艺术媒介,表达“如何、何时、谁的声被听见”的问题。
**2. 背景**
历史证据表明,拉丁美洲的声音实践具有深厚历史,如秘鲁La Real墓地的动物骨气鸣乐器(公元600-850年)和秘鲁陶瓷水哨,它们不仅是仪式工具,也是身体、自然与精神系统之间声音循环的多功能声学装置。这些历史实例与当代实验乐器制作中的“参与性/集体性”乐器制作存在谱系共鸣。
**3. 后殖民乐器制作:材料、方法、认识论**
研究提出三个关键维度:基于材料的知识(使用现成物品、回收或本地材料赋予文化和认识论意义)、基于社区的生产(将乐器制作重新定义为根植于集体创作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概念性(乐器被定位为嵌含象征、政治和仪式意义的概念对象)。
**4. 瓦尔特·斯梅塔克(Walter Smetak)与Plásticas Sonoras**
通过分析Smetak的约150件实验乐器或声音雕塑(Plásticas Sonoras),如Cretino(由两个小号吹嘴、透明软管和漏斗组成,可单人或集体演奏)和Ronda(受神智学启发的动力学乐器,由两个葫芦和旋转轴组成,象征循环),研究发现Smetak将乐器视为智力、精神和本体论整合的空间,超越功能性和音调性音乐认识论,走向仪式-声音连续体。
**5. Objetos Musicais收藏:实验乐器制作与斯梅塔克的遗产**
该收藏包含13件作品,主要由拉丁美洲艺术家创作,直接引用Smetak的专辑《Smetak》(1974)和《Interregno》(1980)。研究发现,这些作品将乐器作为与仪式、身体、物质性和知识生产交织的文化对象,而非仅仅声音工具,体现了拼贴、gambiarra文化和DIY美学。
**6. 马可·安东尼奥·吉马良斯(Marco Ant?nio Guimar?es)与Uakti:声音连续体**
Uakti乐团(1978年成立于巴西贝洛奥里藏特)使用自制实验乐器,如Torre(由PVC管和琴弦组成,需两名演奏者)、Trilobita(PVC管上的鼓面,面对面演奏)。研究发现,吉马良斯将斯梅塔克的直觉遗产系统化,发展出一种“技术-认知共振系统”,使乐器设计成为数学结构与手工技艺的结合,并创造独特的“文化声音空间”。
**7. 华金·奥雷利亚纳(Joaquín Orellana):útiles sonoros与后殖民记忆**
奥雷利亚纳的útiles sonoros(声音工具)系例,如Sinusoido Grande(1996)和Imbaluna(1984),将传统马林巴进行激进变形,采用抽象、抛物线和雕塑性配置。研究发现,这些乐器是对危地马拉殖民历史、内战和政治压迫的声学回应,充当后殖民记忆和认识论抵抗的载体,体现为一种“声音抵抗”体制。
**8. 威尔逊·苏科尔斯基(Wilson Sukorski):数字乐器制作与声学网络形式**
苏科尔斯基提出“数字/混合乐器制作”实践,通过MIDI控制对象、机械运动触发的共鸣器和交互软件调制的声表面,如Peixe(鱼形乐器,具有振动弦系统)、Baixo Tótem(垂直共振管和压电触发器的低音乐器)、Gran Corda(长金属弦拉伸在表面上,通过电磁或压电传感器转换振动)。研究发现,这些作品模糊了声学与数字美学之间的界限,提出了“后机械乐器制作”概念,乐器成为数据处理的媒体系统。
**9. 塔尼亚·坎迪亚尼(Tania Candiani):声音乐器与女性劳动的声学呈现**
坎迪亚尼的装置如《五变奏与一次停顿》(2014)分解古典乐器的机械组件并重新配置,《Zanfona Telar》(2015)将织布机改造为15世纪手摇弦琴的当代诠释,《String Loom》(2018)将传统织布机保留结构但加入69根琴弦。研究发现,这些作品将女性隐形劳动转化为身体声学美学,通过机械重复和节奏生产,使声音成为政治、阶级和性别的表征场所。
**10. 结论**
研究结论指出,拉丁美洲的实验乐器制作和声音艺术不仅是美学追求,更是政治、文化和认识论抵抗的形式。在考察的案例中,乐器承担了超越表达媒介的角色,成为携带历史记忆、重建本地知识体系并实现社会政治介入的结构。Smetak、Orellana、Guimar?es、Sukorski和Candiani的作品通过根植于概念性乐器设计的方法体现了这一转变。这些实践提出了替代性声学认识论,以回应西方中心主义艺术规范、技术不平等和沉默体制。拉丁美洲的实验乐器制作已演变为一个既艺术性又工具性的空间,以促进社会变革。此外,Smetak与后续世代艺术家之间的共同谱系强调了拉丁美洲“后殖民乐器制作”实践的文化连续性。当代艺术家在21世纪生产范式下,纳入新材料和技术,通过概念性乐器设计重新想象文化记忆,这种可被称为“后机械乐器制作”或“后工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