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市绿色创新（UGI）是可持续城市转型的核心，因为城市既集中了碳密集型活动，又组织着绿色技术的生产、采用与扩散（Santoalha & Boschma, 2021）。城市占全球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的70%以上，同时又拥有密集的环境专利、企业和应用市场集群（IPCC, 2022; Seto et al., 2012）。这一双重角色将制度设计置于城市脱碳的中心：城市必须在遏制环境损害的同时，协调分散的行动者围绕持续绿色技术变革展开协作。
绿色技术具有系统性，依赖于跨行业、跨组织和跨管辖权的协调（Corradini, 2021）。标准通过编码化信息、界定绩效阈值和接口、降低兼容产品与流程的不确定性来解决这一协调问题。与补贴或基于价格的规制不同，标准同时塑造市场准入和互操作性：它们降低了合规创新者的交易成本，同时增加了不兼容技术的调整压力（Blind et al., 2023; Mazzucato & Rodrik, 2023）。
然而，标准化在城市可持续文献中仍处于边缘地位，该领域主要关注低碳、智慧城市及其他基于地方的环境项目（Qiu et al., 2021; Zhang, Kang,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2; Zou et al., 2022; Guo et al., 2023; Lee & Nie, 2023）。标准化治理在三个方面与常规规制存在分析上的区别：合规往往是自愿的，隐性知识被转化为可移植的规则，而互操作性则使企业、公共机构和研究组织围绕共享指标对齐（Swann, 2010; Blind et al., 2023; Toh & Pyun, 2024）。这些特征使其成为城市绿色创新可信的制度基础，而不仅仅是另一种环境政策工具。中国提供了有用的研究场域，因为城市层面的改革与密集的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相互交织，并可能跨越行政边界传播（He et al., 2024; Li et al., 2022; Lu & Xia, 2024; Xie et al., 2024）。
2016年启动的"全国标准化改革试点"（NSRP）旨在构建一个协作型、市场驱动的制度框架，使其深度融入地方治理。这种分阶段的市政推广为评估本地化城市绿色创新和区域间空间扩散提供了理想场域。本研究利用2012年至2022年间278个中国城市的综合面板数据，将该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加以利用。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框架，辅以动态检验、稳健估计量、机制分析和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本研究探讨标准化治理是否催化了城市绿色创新。此外，我们剖析了潜在的传导渠道，并评估这些空间溢出效应是否延伸至地理邻近且功能互联的非试点管辖区域。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做出了三点不同贡献。
首先，我们将标准化治理纳入政策驱动城市绿色创新的研究。现有研究侧重于补贴、强制命令和基于地方的环境项目，而我们则基于自愿合规、知识编码化和技术互操作性，将标准化概念化为一种制度改革。实证方面，动态检验、安慰剂检验、合成双重差分和敏感性证据的综合分析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稳健的正相关关联，同时明确了来自处理组选择和前趋势的识别局限。
其次，我们澄清了标准化治理如何转化为城市创新能力。探索性渠道证据表明，资源分配效率（RAL）、创新者吸引能力（IAC）和技术市场行动者（TMA）是互补路径，而知识产权保护（IPP）的替代性衡量表明，制度调节作用依赖于具体的衡量方式。这将分析从平均政策效应推进到编码化规则如何重新配置要素、吸引创新者并支持技术市场参与的组织条件层面。
第三，我们开发并在实证上操作化了标准化治理空间影响的多元临近性框架。我们不以固定地理半径界定的各向同性溢出过程为前提，而是将地理邻近性与经济、交通和绿色技术连通性区分开来。这一视角将跨城市绿色创新扩散重新定义为网络依赖过程，编码化标准既通过物理相邻也通过功能联系跨越行政边界，从而将空间政策分析拓展至超越传统单一距离和单一网络方法的范畴。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回顾文献。第3节阐述理论机制。第4节描述实证设计。第5节呈现实证结果。第6节总结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