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ing & Mental Health》：Early-life risks for transition from normal to impaired cognitive status after age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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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采用生命历程研究方法，探讨早期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及早期家庭环境是否与晚年认知结局相关联。
方法：利用健康与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数据（N = 8213；基线平均年龄Mage = 67岁），研究人员开展
目的：采用生命历程研究方法，探讨早期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及早期家庭环境是否与晚年认知结局相关联。
方法：利用健康与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数据（N = 8213；基线平均年龄Mage = 67岁），研究人员开展多变量参数生存分析，评估五个早期生活不利领域（早期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不良父母行为、慢性疾病、早期生活损伤及早期生活经历）与2006年至2016年间由正常认知状态向认知损伤转变时机的关联。
结果：在研究期间，52%的参与者经历了认知状态转变。结果显示，早期低SES和早期生活损伤的每增加一项指标，均会提高发生认知损伤的风险。相比之下，早期生活疾病与早期生活经历与风险无显著关联；且出乎意料的是，不良父母行为与风险降低相关。
结论：这些发现强调了早期生活状况作为晚年认知健康预测因子的重要性，并为未来干预研究指出了潜在靶点。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群的医疗成本预计将随之上升，因为共病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认知损伤（cognitive impairment）是成年人面临的重要健康问题之一，认知衰退会对个体生活的多个领域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这些预测对医疗成本及个体功能损伤的深远影响，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及公共卫生官员日益关注识别认知损伤的潜在风险因素。
由于与认知老化和损伤相关的神经及脑部变化存在诸多变异性和复杂性，病因通路的识别仍较为复杂。临床研究人员日益聚焦于影响认知维持及延缓痴呆（dementia）发病的遗传、生活方式和社会因素。既往研究多关注中年及初老期的保护性因素，如社会参与、体育锻炼和认知训练，以及生命早期的积极经历。然而，确定更早期（尤其是儿童期和青少年期，以下统称早期生活）的因素，可能为未来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干预靶点。
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认为，早期生活的经历和暴露可对晚年功能产生持久影响，这一概念有时被称为"童年的长臂"（the long arm of childhood）。大量近期证据将早期生活环境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和父母行为）与晚年抑郁、功能损伤和认知损伤等结局联系起来。例如，童年期低社会经济地位（SES）可对儿童大脑发育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学业成就低下和行为问题的出现。早期生活状况及其叠加效应可能引发成年期多种不良经历的累积链条或级联效应。此外，儿童期家庭SES及其自身健康状况与晚年功能限制的基线和轨迹相关。不良父母行为（包括早期酒精滥用、吸烟和身体虐待）及较低的父母SES与男性和女性晚年功能限制相关。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HRS中早期生活逆境与晚年认知损伤之间的关联，如早期学习问题、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及童年逆境的单项指标，但仍需考察Morton和Ferraro（2020）定义的稳健的早期生活不利领域与晚年认知损伤风险之间的关联。此外，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各不利领域内部的累积效应。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假设：在低SES、损伤、早期生活经历、父母行为和早期生活疾病类别中，每增加一项早期生活不利指标，均与晚年转变为认知损伤（依据Langa-Weir分类（Langa-Weir classification）定义）的风险增加相关。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利用健康与退休研究（HRS）数据。HRS是一项始于1992年的全国代表性社区样本研究，旨在调查50岁以上成年人的健康和经济行为，提供50岁及以上大型异质性面板的公开纵向数据，以及参与者早期生活状况和健康的回顾性信息。研究人员将RAND HRS纵向文件（整合自HRS每两年一次的核心访谈）中的社会人口学、认知和早期生活变量，与跨波次童年健康和家庭汇总数据（包含早期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回顾性报告）相结合。
早期生活不利被划分为五个领域：早期生活疾病（0–11项不良健康状况计数）、低SES（五项指标之和，包括父母教育年限≤8年、父亲从事体力劳动、家庭经济困难或因经济原因搬迁）、早期生活经历（四项指标之和，包括早期药物或酒精使用问题、与警察发生纠纷、经历抑郁或其他情绪或心理问题）、不良父母行为（三项指标之和，包括18岁前遭受父母身体虐待、父母酒精或药物使用给家庭造成问题、父母吸烟）以及早期生活损伤（五项指标之和，包括学习问题、言语问题、视力困难、严重头部损伤或持续至少六个月的残疾）。
认知损伤采用Langa-Weir认知功能分类确定，该分类基于HRS访谈中多项认知测试表现，包括10个词的即时和延迟回忆、Serial 7's（从100倒数减7共五次）及倒数计数，总分27分。正常为12–27分，无痴呆的认知损伤为7–11分，痴呆为0–6分。研究人员将认知损伤和痴呆合并表示任何程度的认知损伤（0–11分）。分析使用2006年至2016年间六个波次的认知数据。
纳入标准为：所有协变量数据完整、基线无认知损伤、基线年龄≥50岁，且至少有两次认知数据波次。排除使用代理认知损伤测量者。研究人员采用Stata 17进行威布尔（Weibull）分布参数模型生存分析，该分布适用于随时间增加的风险率结局（如随年龄增长的认知损伤），且基于较低AIC值优于半参数Cox生存分析。失效事件定义为发生认知损伤。调整模型纳入五个早期生活不利测量及性别、种族、教育、民族、体育活动和年龄协变量。由于教育程度被认为是连接早期SES与晚年认知结局的潜在通路，研究人员进行了排除教育的敏感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分析样本包括8,213名参与者，基线平均年龄约67岁（范围50–102），平均受教育年限13年。样本以白人为主，16%为黑人，6%为其他种族，约10%为西班牙裔，约35%报告参与剧烈运动，女性占55%。依据Langa-Weir分类，约52%的参与者在2006年至2016年间发展为认知损伤或痴呆。发展为认知损伤的参与者更不可能为白人、更可能为西班牙裔、基线年龄更大、受教育年限更少或基线未报告体育活动。性别与认知损伤发生可能性无关。
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低SES每增加一项指标，认知损伤风险增加（HR = 1.12，p < 0.05）；早期生活损伤每增加一项指标，风险增加（HR = 1.10，p < 0.05）。相反，不良父母行为指标增加与认知损伤风险降低相关（HR = 0.83，p < 0.05）。早期生活慢性疾病（HR = 0.98，p = 0.368）和早期生活经历（HR = 1.06，p = 0.175）与认知损伤风险无显著关联。
敏感性分析方面，排除教育后，早期SES与认知损伤风险的关联方向、统计显著性和相对幅度与主模型一致（HR = 1.29）。为探究不良父母行为与认知损伤风险降低这一反直觉关联，研究人员将父母行为变量分解为三个类别：身体虐待（HR = 0.98，p > 0.05，不显著）、父母药物/酒精使用（HR = 0.88，p < 0.05）和父母吸烟（HR = 0.81，p < 0.05），后两者均与认知损伤风险降低相关。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早期低家庭SES和早期生活损伤的所有指标均与晚年认知损伤风险增加相关（调整种族、年龄、性别和晚年体育活动后）；而更多的不良父母行为指标与认知损伤风险降低相关；早期生活疾病数量和早期生活经历与认知损伤风险无关。
关于低SES，研究结果支持早期生活不利对晚年功能的持久影响，但教育并未实质性中介这一关联，提示早期SES可能通过多种潜在重叠通路（如儿童期医疗可及性、营养或认知刺激环境）影响晚年认知结局。关于早期生活损伤，既往研究显示早期学习问题与黑人参与者（而非其他种族群体）的晚年认知损伤相关，严重头部损伤与晚年工作记忆及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风险增加相关。关于父母行为的反直觉发现，既往HRS研究也发现父母物质滥用降低认知损伤风险而父母身体虐待提高风险。可能解释包括行为调整（儿童目睹父母不良行为后果后选择不同行为）、个体韧性（尽责人格和内在控制点可缓解早期不良经历对认知结局的负面影响）以及代际社会规范差异（该队列可能将现被认定为虐待的行为视为规范性管教）。
研究优势包括HRS的全国代表性社区样本、多代际纵向数据。局限性包括：无法像种族平衡样本那样考察种族差异；存在幸存者偏倚；认知损伤采用简短认知表现测量而非完整神经心理评估和临床诊断；回顾性报告的效度问题（虽虐待报告不太可能为假阳性，但漏报可能更常见，且回忆可靠性因事件类型而异）。
研究意义方面，生命历程方法有助于识别上游决定因素，即在达到认知损伤阈值之前可作为干预靶点的早期生活暴露。尽管观察到的关联不能推断因果，但识别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候选暴露因素。反直觉发现（如不良父母行为与认知损伤风险降低的关联）值得深入探索，可能涉及韧性通路、方法学或披露问题。此外，研究清晰揭示了美国黑人和白人成年人认知结局的差异，黑人参与者的风险比仅次于早期低SES，强调了继续研究早期生活境遇差异如何影响认知老化结局的必要性。
结论：既往研究已认识到早期生活是关键的发育时期，为贯穿生命历程的认知、情感和社会成长奠定基础，从而塑造健康轨迹。然而，儿童对其所处环境（无论是健康、父母经济状况还是损伤）几乎没有控制能力。因此，揭示可能对其健康及认知损伤风险产生终身影响的具体不利境遇，对于告知能够改变儿童环境的群体（如父母、教师和政策制定者）极为重要。该领域研究可通过更深入理解哪些领域对晚年结局影响更为深远，为支持面临逆境的儿童提供针对性干预研究依据，从而减轻认知损伤对家庭和医疗系统的日益增长的负担，并深化对认知损伤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