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Does rural digitalization improve food production secur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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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生产安全（Food Production Security, FPS）仍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挑战。尽管农村数字化作为重塑发展中国家农业系统的基础性战略，其对粮食供给韧性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究。
方法： 本研究利用中国数字乡村建设（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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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生产安全（Food Production Security, FPS）仍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挑战。尽管农村数字化作为重塑发展中国家农业系统的基础性战略，其对粮食供给韧性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究。
方法： 本研究利用中国数字乡村建设（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DVC）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农村数字化对区域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研究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基于2015至2024年33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粮食生产安全水平。具体而言，数字干预使处理组城市的粮食生产安全指数平均提高8.2%。在机制方面，研究发现农村数字化通过促进小农户粮食生产可行性和推动以粮食为导向的土地再配置两条渠道增强粮食生产安全。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更完善、农业产业结构更先进以及被划定为主产区的地区，该影响更为显著。
讨论： 上述发现表明，全面的农村数字化强化了发展中经济体粮食生产系统的韧性，并为其他正在推行类似农村发展范式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粮食生产安全（Food Production Security, FPS）是全球农业面临的核心挑战。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公共卫生冲击以及土地和资源约束的趋紧，持续威胁着全球粮食供给的稳定性。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维护粮食生产安全对全球供需平衡至关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农业展望报告预测，到2034年全球农业消费量将增长13%，且这一增长几乎全部由中低收入国家驱动。然而，发展中经济体的粮食生产系统面临土地细碎化、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等结构性约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粮食消费国，于2020年通过数字乡村建设（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DVC）政策将城市数字化经验延伸至农村，旨在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的下沉，重塑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农村数字化对需求和市场流通的影响，但对其如何作用于区域粮食生产安全的研究仍然匮乏。此外，现有文献在供给层面存在竞争性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农村数字化加速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中心的虹吸效应，且数字技术获取的不平等可能削弱小农户的参与能力；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数字平台偏向大型农业企业，可能弱化小农户的议价能力。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表明，农村数字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在理论上仍不明确，亟需实证证据加以检验。
二、研究设计与核心发现
为识别农村数字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研究人员利用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试点政策作为农村数字化发展的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基于2015至2024年334个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因果推断。实证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政策使试点城市的粮食生产安全指数平均提高8.2%，证实了农村数字化显著增强区域粮食生产安全。这一正向效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定。机制分析表明，农村数字化通过提升小农户粮食生产可行性和促进以粮食为导向的土地再配置两条渠道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更完善、农业产业结构更先进以及被划定为主产区的地区，政策效应更为突出。
三、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了覆盖334个地级市、2015至2024年的农业面板数据集。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及CNKI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对于缺失观测值，研究人员采用三步处理程序：首先将县级观测值聚合至地级层面；其次利用各市区域农业GDP占比作为分配权重，将省级统计分解为地级估计值；最后剔除严重缺失观测并采用线性插值填补零星缺失。处理组识别方面，研究人员手动整理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字乡村建设首批试点名单，共117个试点县、县级市和区，并依据行政区划将试点地区匹配至地级市。核心实证方法为双重差分模型，同时采用熵权法（Entropy-weighted method）构建粮食生产安全综合指数作为因变量，并纳入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四、研究结果
4.1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粮食生产安全水平。核心解释变量DVC × Post的系数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完全控制模型（第4列）中，系数为0.0820，考虑到因变量经过对数变换，这意味着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后粮食生产安全指数相对非试点城市平均提高约8.2%，支持了研究假设H1。
4.2 稳健性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采用事件研究模型，以政策实施前一年（2019年）为基准期。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前各年份的系数均不显著且置信区间覆盖零值，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系数显著为正并持续保持稳定。此外，联合F检验和最小线性违背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平行趋势的可靠性。
替代估计方法方面，Tobit模型、泊松伪最大似然（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PPML）估计和基于随机森林的双重机器学习（Double Machine Learning, DML）方法均得到与基准回归一致的正向显著结果。排除可能与因变量存在机械重叠的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稳健。
替代样本构建方面，剔除青海、宁夏、新疆和甘肃等自然条件不利的省份后，以及将估计窗口限制在2017至2022年后，核心系数仍保持正向显著。
额外固定效应方面，加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以吸收省级时变不可观测因素，以及加入城市特定线性时间趋势以控制城市间差异化的增长轨迹后，结论依然成立。
替代变量测量方面，采用熵权TOPSIS方法重构因变量（FPS2）以及采用不同平滑参数构建的FPS3和FPS4指标，均得到正向显著结果。将政策实施时点调整为2021年或剔除2020年过渡期观测后，核心结论不受影响。
4.3 机制检验
机制分析围绕两条理论渠道展开。其一，小农户生计缓冲与可持续经营（假设H2a）：农村数字化通过引入数字农业商业模式、农业生产服务和数字金融支持，扩大了农户的非农就业机会并降低了农业市场信息不对称，从而显著增加小农户家庭收入。这一收入提升为农户提供了可靠的经济缓冲，使其能够维持种子、化肥和机械作业等必要投入，并通过数字平台获得共享机械化和专业化农事服务，最终保障小农户粮食生产的持续经营能力。
其二，数字治理与以粮食为导向的土地配置（假设H2b）：农村数字化通过数字平台治理和增强型农业生产服务，扭转了农村资源从粮食生产部门流出的趋势。数字平台使地方行政机构能够监测土地用途，同时为农户提供全面的农事服务，降低了粮食种植的操作门槛。数字治理还促进科学的土壤管理以维持耕地质量，从而将土地资源锚定于粮食种植，扩大稳定生产基础。
4.4 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揭示，农村数字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提升效应在以下三类地区更为显著：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完善的农业服务网络能够更有效地将数字技术转化为粮食生产效率；二是农业产业结构更先进的地区，产业升级基础有助于数字化红利的释放；三是被划定为主产区的地区，这些区域具有粮食生产的制度性支持和资源禀赋优势，能够更好地承接数字化政策的正向效应。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全面的农村数字化超越了单一技术应用的范畴，构成对农村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根本性升级。在微观层面，数字金融和服务网络的渗透降低了非农就业和农业外包服务的进入壁垒，为高度风险规避的农户提供了可靠的收入缓冲，使其能够在参与城镇化进程的同时维持基本农业投入，从而有效保留粮食生产的主力劳动力。在宏观层面，基层数字治理网络提供了透明的行政信息，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监管执行成本，有效遏制了外部资本将耕地转为非粮用途的逐利行为。当数字网络支撑微观主体的生产意愿、数字治理保护宏观土地资源时，区域农业经济便转化为具有韧性的粮食生产系统。
研究结论表明，尽管农村数字化在快速城镇化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下可能加速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流动，但通过小农户生产反馈循环，农村数字化能够抵消劳动力外流的替代效应，从而持续改善区域粮食生产安全。这一发现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全面的农村数字化能够强化粮食生产系统的韧性，为其他推行类似农村发展范式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经验借鉴。研究同时强调，数字乡村建设政策的效果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完善、产业结构先进和主产区等特定条件下更为突出，提示政策制定者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数字化与粮食安全战略的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