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Part-time farming, planting decisions and farml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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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疆507户农户调查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在理性小农理论与农户行为理论框架下，研究构建了兼业经营、种植决策与农地经营绩效的统一分析框架。结果表明，农户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农地面积与经营绩效之间
基于新疆507户农户调查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在理性小农理论与农户行为理论框架下，研究构建了兼业经营、种植决策与农地经营绩效的统一分析框架。结果表明，农户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农地面积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为应对兼业经营行为在农户间非随机分布所导致的潜在自选择偏差，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反事实结果表明，基准回归因自选择偏差高估了兼业经营的负向影响，在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平衡可观测农户禀赋后，兼业经营的负向净效应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在5%水平上存在显著中介作用，而机械投入比例仅在10%水平上呈现较弱的中介证据。研究结论为提升农地经营绩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兼业经营是中国农业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家庭经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工业部门获取了农业生产的部分利润；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工资水平更高的二三产业流动。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特征，农业生产时间大于农业劳动时间，农闲期间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实现家庭利润最大化，多数农户选择在农忙时节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节外出务工的生产模式。尽管近年来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使部分农户退出农业生产，但农户与土地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纽带阻碍了土地流转，兼业经营在当前中国农村仍广泛存在。兼业农户既不愿流转自有土地，也不愿增加农业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地经营绩效的提升。
农地经营绩效是耕地可持续利用的核心保障。作为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的理性策略，农户兼业经营已成为农村地区普遍的生计选择。依据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农户通常被划分为纯农户、一兼农户（农业为主）、二兼农户（务工为主）和纯非农户四类。不同类型的兼业经营在农业生产安排上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主要依赖农业收入，更愿意增加农地投入以提升农业效率；二兼农户和纯非农户高度依赖非农工资收入，倾向于通过生产外包、农机租赁等方式减少农业劳动投入，这一现象被现有文献定义为"去农业劳动化"。农户种植决策可进一步划分为节劳导向和增产导向两类：节劳导向决策侧重于农机采用，以机械动力替代人工劳动；增产导向决策则通过调整作物类型、种植结构和农业物质投入来优化农业收益。
尽管现有研究已从多个视角考察了农地经营绩效，但鲜有研究以种植决策为中介路径系统探讨农户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效率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将兼业经营、农户种植决策与农地经营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核心边际贡献在于实证检验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的直接效应与内在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厘清兼业经营如何通过中介性种植行为影响农地绩效。
二、研究设计与技术方法
研究基于理性小农理论与农户行为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理性小农理论由Schultz于1964年在《改造传统农业》中首次提出，认为农户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追求利润最大化。研究构建了农户收入函数，将家庭收入分解为农业收入函数与非农工资收入函数，通过劳动配置均衡条件分析农户兼业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采用2023年7月至8月在新疆塔城地区开展的实地问卷调研数据，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逻辑不一致或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后，获得有效问卷507份，有效回收率为84.5%。样本覆盖塔城地区五个县市：裕民县93份、额敏县108份、塔城市88份、沙湾市111份、乌苏市107份。研究采用OLS回归进行基准分析，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构建反事实框架以缓解自选择偏差，并采用温忠麟等学者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种植决策的中介路径。
三、研究结果
3.1 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区域固定效应与农户异质性后，兼业经营的系数显著为负（β=?0.059，p<0.01），表明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经济意义看，该系数意味着兼业经营使农地经营绩效降低约5.7%。结合新疆当地农业条件，每亩农地收益约1000至2000元，5.7%的效率损失折合每亩每年约57至114元的绝对经济损失。模型进一步纳入农地面积的平方项检验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农地面积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表明农地经营存在最优规模区间。户主教育水平与年龄对农地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农机拥有量因成本效应显著降低单位面积经营绩效。研究还采用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作为兼业强度的连续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高度一致。
3.2 PSM估计结果分析
农户兼业经营决策是基于个人及家庭禀赋、农地特征等条件做出的理性主动选择，忽视自选择偏好可能导致样本选择偏差。PSM方法通过构建反事实框架，将兼业农户（处理组）与特征相似的非兼业农户（对照组）进行匹配。匹配前，兼业与非兼业农户农地经营绩效的均值差异为?0.137，在1%水平上显著；匹配后，ATT绝对值从0.137降至0.056，表明简单均值差异将兼业经营对农地经营绩效的负向影响高估了0.081个单位，约占初始差距的59.1%。这意味着两组农户初始绩效差异的近60%源于家庭禀赋的系统性差异而非兼业经营本身。PSM方法有效缓解了内生自选择导致的可观测混杂偏误，获得更为保守的ATT估计。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在5%水平上存在显著中介作用，机械投入比例仅在10%水平上呈现较弱的中介证据。研究结论表明：兼业经营会降低农地经营绩效；兼业经营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农机投入；兼业农户会减少种植作物种类；兼业农户会提高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兼业经营通过改变农户的机械投入水平、生产投入规模、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及整体种植结构等多方面生产决策，进而影响农地经营绩效，即农户种植决策在兼业经营与农地经营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研究结论为提升农地经营管理绩效、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