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How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hape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oast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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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这使得在海洋生态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有效环境规制工具的设计与选择愈发重要。本研究以海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MGTFP）衡量海洋可持续发展。利用2007—2021年中国11个沿海省份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本研究考
海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这使得在海洋生态约束日益趋紧的背景下，有效环境规制工具的设计与选择愈发重要。本研究以海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MGTFP）衡量海洋可持续发展。利用2007—2021年中国11个沿海省份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本研究考察了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CER）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MER）与MGTFP之间的差异化关联，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传导路径、门槛效应、时空异质性及滞后效应。结果表明，CER与MGTFP呈显著负相关，而MER则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机制分析支持CER的海洋产业结构（MIS）传导路径和MER的海洋技术创新（MTI）传导路径。财政能力（FC）对MER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但对CER无显著门槛效应，而经济开放度（EO）对两种规制工具的影响均具有调节作用。空间差异对CER的统计支持强于MER。MER与MGTFP的关系在2012年后有所增强，并表现出持续的正向滞后关联，而CER则未发现显著的时间变化或滞后关联。总体而言，上述发现凸显了不同规制工具在生产效率关联、传导路径、情境依赖和时间持续性方面的差异，为更有效的海洋环境规制提供了启示。
异质性环境规制如何塑造海洋可持续发展：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海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海洋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列为全球发展的重要目标，强调海洋经济从粗放型向绿色、低碳、高效路径转型的必要性。随着全球海洋经济快速扩张，海洋环境退化、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系统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作为世界主要海洋国家之一，管辖近三百万平方公里海域，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8%。然而，海洋经济发展的生态代价日益显著，2024年夏季富营养化海域面积达到30160平方公里，仅有六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被评定为健康状态，反映出中国沿海和海洋区域持续承受的生态压力。
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有效的环境保护，这使得以生产率为导向的绩效评估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主要集中于期望产出，忽视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非期望产出。为此，研究人员将环境因素纳入效率评估框架，提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概念，并将其应用于海洋经济领域，形成了海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MGTFP）的评估体系。
环境规制长期以来被视为缓解海洋污染和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其生产率后果在理论上仍存在争议。传统环境经济学强调规制带来的合规成本，认为更严格的环境要求可能提高生产成本、挤出生产性投资，从而降低生产率。与之相对，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得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刺激创新并提升效率。现有实证研究对GTFP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存在三种观点：一是支持波特假说，强调环境规制的生产率提升作用；二是遵循传统合规成本论，强调其潜在抑制作用；三是认为两种理论机制可能共存，形成非线性效应。
在海洋情境下，已有研究虽然考察了环境规制与海洋经济效率、海洋GTFP、产业绿色转型等的关系，但关于不同规制工具为何产生差异化海洋绿色生产率结果仍缺乏系统性解释。特别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CER）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MER）是否通过系统性不同的传导模式与MGTFP相关联，以及外部实施条件对两种规制工具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核心研究问题：CER和MER在与MGTFP的关联中如何以及何种条件下产生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2007—2021年中国11个沿海省份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MGTFP通过超效率SBM模型与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生产率指数结合构建，其中SBM模型直接纳入松弛变量以提供更准确的效率评估，超效率SBM模型则能对多个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比较评估。投入指标包括海洋资本存量、海洋劳动投入和海洋能源消耗，期望产出为海洋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为海洋产业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核心解释变量中，CER以海洋污染治理投资强度衡量，即海洋污染治理支出总额与区域海洋生产总值之比；MER以单位面积海域使用金衡量，即征收的海域使用金除以确权海域面积。机制变量包括海洋产业结构（MIS），以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以及海洋技术创新（MTI），以区域海洋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持有量的自然对数衡量。门槛变量包括财政能力（FC），以地方财政收入与区域GDP之比衡量，以及经济开放度（EO），以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衡量。控制变量包括社会消费水平（SC）、技术市场交易额（TMT）、海洋第三产业集聚水平（TA）和区域信息化水平（RIL）。
实证方法上，基准回归采用包含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标准误在省级层面聚类。机制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框架，并通过5000次重复的自举法（bootstrap）估计间接效应及其置信区间。门槛效应分析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此外，研究还考察了空间异质性、时间变化和滞后效应。
三、主要研究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CER与MGTFP呈显著负相关，而MER与MGTFP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H1b和H2，表明合规导向的行政规制在海洋情境下可能因刚性合规成本占主导而抑制绿色生产率，而激励导向的市场规制则通过灵活的价格信号促进生产率提升。
机制分析结果：MIS作为CER影响MGTFP的传导渠道得到统计支持，而MTI作为MER影响MGTFP的传导渠道得到支持。这表明两种规制工具通过不同的结构性路径影响海洋绿色生产率：CER主要通过重塑海洋产业结构发挥作用，而MER主要通过激发海洋技术创新发挥作用。
门槛效应结果：FC对MER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即在不同的财政能力水平下，MER对MGTFP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但FC对CER无显著门槛效应。EO对两种规制工具的影响均具有调节作用，即经济开放度条件化了CER和MER与MGTFP的关系。
空间与时间异质性结果：空间差异对CER的统计支持强于MER，表明CER与MGTFP的负向关联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更明显的差异。MER与MGTFP的正向关系在2012年后有所增强，并表现出持续的正向滞后关联，而CER则未发现显著的时间变化或滞后关联。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CER与MGTFP显著负相关，MER与MGTFP显著正相关；两种规制工具通过不同的传导路径影响海洋绿色生产率；财政能力和经济开放度对两种规制工具的条件依赖存在差异；MER的积极效应随时间增强并具有持续性，而CER未表现出类似特征。
在政策含义方面，研究结果强调规制工具选择的重要性。鉴于CER的负向关联，政策制定者应审慎设计命令控制型规制，避免刚性合规成本过度挤压生产性投资。鉴于MER的正向效应及其通过技术创新渠道的作用机制，应进一步完善海域有偿使用和定价机制，强化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应用。考虑到财政能力和经济开放度的门槛效应，规制政策的设计应考虑地方财政能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政策组合。鉴于MER效应的持续性和增强趋势，应保持市场激励型规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重新审视和优化命令控制型规制的实施方式。
五、讨论与局限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CER与MGTFP的负向关联可能源于命令控制型规制刚性特征导致的合规成本主导效应，而MER的正向关联则与灵活规制设计促进创新补偿的机制一致。研究还讨论了空间异质性对CER更为显著的可能解释，以及2012年后MER效应增强的可能背景因素。研究局限性方面，样本仅涵盖中国11个沿海省份，研究结论的外部推广需谨慎；规制工具的测度指标可能无法完全捕捉规制实施的全部维度；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其他类型规制工具、更细粒度数据以及跨国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