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健康素养干预对坦桑尼亚城乡成年人食品素养、膳食行为及营养状况的影响

《Discover Public Health》：Impact of community-based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 on food literacy, dietary behaviors, and nutritional status among adults in selected rural and urban areas of Tanzania

　　

摘要专业翻译 本研究评估了跨学科健康素养计划（Interdisciplinary Health Literacy Program, IHLP）对坦桑尼亚城乡成年人食品素养、膳食行为及营养状况的影响。研究采用前后单组设计（pre-post single-group design），纳入410名参与了全部三个研究阶段的成年人：第一阶段（基线调查）、第二阶段（教育干预/实施）及第三阶段（终期调查/评估）。基线数据用于评估干预前状况并为IHLP内容开发提供依据，终期数据则通过与基线比较来评估干预效果。数据收集工具包括半结构化问卷、经验证的食品素养工具、全球体力活动问卷（Glob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GPAQ）、24小时膳食回顾及七天膳食多样性评分（Dietary Diversity Score, DDS），所有工具在基线和终期两个时间点保持一致。研究测量了体重和身高以计算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对正态分布数据的前后变化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并采用Pearson相关评估其关联；对非正态分布数据的变化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分析，并采用Spearman秩相关评估其关联。McNemar-Bowker检验考察了IHLP对分类变量的影响。研究还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以考察与膳食摄入指标和营养状况相关的因素。大多数参与者为女性（71.2%），年龄在30–39岁（40%），受过小学教育（59%），且多数家庭由1–4名成员组成。在城市地区，54.2%的参与者在正规部门就业，而98.3%的农村参与者从事农业活动。IHLP实施后，平均食品素养得分从30±8.54分提高至35±8.13分，食物组多样性从3±0.97增加至4±1.04，能量摄入从2063±838.32 kcal增加至2506.64±925.13 kcal。BMI显著增加（z=0.93，p<0.001），而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s, METs）显著下降（z=?13.62，p<0.001）。食品素养与食物组多样性（r=0.12，p=0.02）及能量摄入（r=0.13，p=0.18）呈正相关。参与者较高的食品素养和教育水平与六大推荐食物组消费增加呈正相关。较高的教育水平、男性性别及经常摄入含糖食品与较高的能量摄入呈正相关，而男性性别与BMI变化呈负相关。IHLP改善了食品素养并增加了多样化食物组的消费，支持其在应对营养不良方面的作用。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随着全球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食品素养不足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挑战。食品素养指个体在日常中导航和利用食物系统所需的实践知识，是健康素养的一种形式，涵盖理解食品与营养信息并据此做出明智食物选择的能力。食品素养不足与不健康的膳食模式密切相关，进而推高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DRNCDs）如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并加剧包括超重和肥胖在内的多种形式营养不良。食品素养不足在低教育水平人群和经济贫困群体中尤为普遍，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坦桑尼亚即属此类。尽管坦桑尼亚持续推动营养促进工作，但农村和城市社区成员及社区卫生工作者（CHWs）中的食品素养不足问题依然突出，与此同时该国各年龄段的超重和肥胖率持续上升，营养不良形势严峻。

现有研究大多单独关注膳食行为或体力活动的干预，缺乏将个体能力提升、膳食行为改善和营养状况优化整合于一体的社区为本、因地制宜的干预方案。此外，评估干预项目结束后效果的研究也相对匮乏。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评估跨学科健康素养计划（IHLP）对坦桑尼亚选定城乡地区成年人食品素养、膳食行为和营养状况的影响，并通过线性回归分析考察与膳食行为和营养状况相关的因素。研究假设IHLP能够提升参与者的食品素养，促进更健康的膳食行为，并在体质指数（BMI）方面产生可测量的改善，同时通过促进体力活动进一步改善整体营养状况。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地区的伊拉拉（Ilala，城市）和普瓦尼地区的姆库兰加（Mkuranga，农村）两个区域实施，采用前后单组设计（pre-post single-group design）。研究对象为学龄儿童的父母或成年监护人，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选取，最终纳入410名完成基线调查（2023年）、参与IHLP干预（2024年）并完成终期调查（2025年）的参与者。IHLP是一项结构化的实践性教育计划，由经过一周培训师培训（ToT）的社区促进者授课，每周一次全天课程（约6–8小时），持续6周，并在课后3个月和6个月进行随访督导。干预内容涵盖选择健康食品、识别可信健康信息来源、菜园种植、膳食计划、依据坦桑尼亚食物膳食指南（TFBDGs）养成健康饮食习惯、设定健康生活方式目标、促进健康寻求行为以及增加体力活动水平等。

数据收集工具包括半结构化问卷、经验证的食品素养量表、全球体力活动问卷（GPAQ）、24小时膳食回顾和七天膳食多样性评分（DDS）。体重和身高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使用标准化设备测量以计算BMI。统计分析方面，正态分布数据采用配对t检验并计算Cohen's d效应量，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并计算秩双列相关效应量，分类变量变化采用McNemar-Bowker检验和Stuart-Maxwell检验，关联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三、主要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 71.2%的参与者为女性，平均年龄38±9.93岁，40.9%处于30–39岁年龄段，59.1%完成小学教育。城市参与者中54.2%在正规部门就业，农村参与者中98.3%从事农业。约77%的家庭为1–4人的小规模家庭。城市家庭中52.4%属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ES）群体，而农村家庭中81.4%属于较低SES群体。

IHLP对食品素养和膳食摄入行为的影响。 干预后，平均食品素养得分从30±8.54显著提高至35±8.13，六大推荐食物组消费显著增加，能量摄入从2063±838.32 kcal显著增加至2506.64±925.13 kcal。城市参与者在食品素养提升方面的效应量（Cohen's d=0.8）明显大于农村参与者（d=0.3）。食品素养类别的变化经McNemar-Bowker检验确认具有统计学显著性（χ2=65.06，df=3，p<0.001）。从每周16个食物组的消费模式看，谷物类保持在99%不变，根茎类从22%增至49%，深绿色蔬菜从58%增至72%，其他水果从14%增至30%。值得注意的是，含糖食品消费从基线的7%急剧上升至终期的74%，这一令人担忧的变化可能部分抵消其他食物组的积极改善。

每周MET分钟和BMI的变化。 Wilcoxon符号秩检验显示，每周代谢当量（METs）分钟数显著下降（z=?13.62，p<0.001），BMI显著增加（z=0.93，p<0.001）。农村参与者的METs下降幅度更大（z=?8.68，p<0.001），而城市参与者的BMI增幅更大（z=7.39，p<0.001）。BMI类别的变化经Bowker对称性检验确认显著不对称（χ2(4)=30.00，p<0.001），表明更多个体向更高BMI类别转移。总体而言，体重不足和正常体重比例下降，超重和肥胖比例上升。

食品素养、膳食摄入、能量摄入与METs之间的双变量关联。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食品素养变化与六大推荐食物组摄入变化呈弱但显著的正相关（r=0.12，p=0.02），六大食物组摄入变化与能量摄入变化显著正相关（r=0.30，p<0.01）。在16个食物组中，豆类和坚果（r=0.249，p<0.001）、肉类（r=0.174，p=0.002）、香料和调味品（r=0.159，p=0.005）、含糖食品（r=0.133，p=0.019）和谷物（r=0.130，p=0.022）与能量摄入变化显著正相关。Spearman相关分析未发现能量摄入变化与BMI变化（ρ=?0.06，p=0.37）或METs变化与BMI变化（ρ=0.06，p=0.35）之间的显著关系。

与膳食摄入行为和营养状况相关的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食品素养（β=0.02，p=0.04）和中学及以上教育水平（β=0.8，p=0.04）与六大推荐食物组消费增加显著正相关，模型解释了32%的方差。中学及以上教育水平（β=598.73，p=0.03）和男性性别（β=592.28，p<0.01）与能量摄入变化显著相关。在常规食物组摄入方面，含糖食品消费变化是能量摄入变化的唯一显著正向预测因子（β=364.21，p=0.01），模型解释了53%的方差。BMI模型中，男性性别是唯一与BMI变化显著负相关的因素（β=?0.85，p=0.02），但整体模型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F(30,153)=1.24，p=0.202）。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IHLP显著提升了参与者的食品素养和六大推荐食物组的消费，城市参与者的改善幅度大于农村参与者，这可能与城市市场食物可及性更高有关。食品素养和教育水平是膳食多样性改善的关键因素。能量摄入的增加与较高教育水平、含糖食品消费和男性性别相关。BMI的显著增加和METs的显著下降提示，膳食和体力活动方面的短期行为改变尚不足以在一年内产生有意义的体重变化，BMI受遗传、代谢和长期能量平衡等多重因素调控。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缺乏对照组、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以及样本仅来自两个地区，代表性有限。

研究结论指出，IHLP在改善参与者食品素养和膳食行为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其内容可作为强化膳食习惯的辅助工具。然而，由于膳食行为的效果仅评估了一年，对体重变化的影响尚无法确定，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才能检测到有意义的变化。坦桑尼亚虽已制定包括食物膳食指南在内的应对生活方式行为和肥胖预防的指导方针，但实施挑战依然存在。IHLP等计划可通过在社区层面强化膳食知识来帮助弥合这一差距，但其持续影响将取决于能否有效纳入现有政策框架。研究结果强调了发展长期、可持续干预措施并将其系统整合到现有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性，而非仅依赖短期学术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