胰腺导管腺癌（PDAC）纵向循环神经生长因子（NGF）动态与术后复发及一线疾病控制的探索性研究

《Biomolecules》：Longitudinal Circulating Nerve Growth Factor in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First-Line Disease Control

　　

神经生长因子（NGF）信号参与胰腺导管腺癌（PDAC）的神经趋向性、神经周围浸润、疼痛及肿瘤-间质串扰，但其作为循环生物标志物的价值仍不明确。研究人员回顾性分析了51例PDAC患者，这些患者在围手术期和晚期疾病时间点接受了系列液体活检评估。在血浆中评估循环β-NGF，无可测NGF的样本被归类为不可检测。NGF既作为零膨胀连续变量分析，也作为可检测/不可检测的二分类生物标志物分析。采用非参数和基于置换的方法，并以假发现率（FDR）校正，评估其与复发、无病生存（DFS）、一线无进展生存（PFS 1L）、CA19-9、CEA、TGFβ、PD-L1、疼痛和病理神经周围浸润（PNI）的阶段对齐关联。NGF可检出率在一线治疗开始时最高，40例患者中9例可检测到NGF（22.5%）。最清晰的信号出现在术后：随后复发患者的NGF值高于未复发患者（中位数25.5 pg/mL vs. 不可检测；名义p = 0.038）。术后可检测NGF与复发呈方向性关联，而一线治疗开始时可检测NGF与数值上更短的无进展生存相关。合并活动性疾病测量未显示NGF较术后样本明确升高，提示不支持泛性疾病负担信号。FDR校正后无关联保持显著；因此，所有观察信号应解释为探索性和假设生成性。这些发现支持在前瞻性验证中，将循环NGF纳入聚焦PDAC术后复发、神经周围浸润相关生物学和治疗耐药的多标志物液体活检策略。

胰腺导管腺癌（PDAC）是致死性实体恶性肿瘤，五年相对生存约13%，解剖分期和常规肿瘤标志物不能充分描述其生物学行为。PDAC不仅是上皮恶性肿瘤，也涉及间质、免疫、代谢和神经。CA19-9仍是最广泛使用的循环标志物，但非肿瘤特异，且不足以捕捉早期复发、神经周围浸润（PNI）、疼痛或一线治疗耐药。液体活检因此受到关注，包括反映肿瘤-间质和肿瘤-神经通讯的可溶性蛋白。NGF信号参与PDAC神经趋向性、PNI、疼痛和肿瘤-间质串扰，但循环NGF作为生物标志物的价值仍不明确。研究人员因此开展阶段对齐探索性分析，旨在确定可检测循环NGF是否映射到临床有意义疾病状态，包括术后复发、一线进展、肿瘤标志物动态、免疫-间质标志物变化、疼痛和病理PNI。

研究方法概述：研究为回顾性探索性队列，样本来自机构液体活检数据库，纳入51例组织学或临床确认的PDAC患者，至少有一次血浆NGF测量及相应临床注释。按五个临床时点分析：术前、术后3个月内、复发时、一线化疗开始前、一线进展时。血浆β-NGF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无信号记为不可检测，并按零膨胀连续变量和可检测/不可检测二分类变量分析。结局包括复发、DFS、PFS 1L和总生存（OS）。统计采用Spearman相关、Mann-Whitney检验、Fisher精确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Kaplan-Meier估计、log-rank检验和未调整Cox模型，并用Benjamini-Hochberg法进行FDR校正。因样本量小，未拟合多变量模型，未插补缺失值。

3.1 NGF Availability Across Disease Timepoints（NGF在不同疾病时点的可获得性）
NGF测量在临床时点间分布不均，信息最丰富的时点为一线治疗开始、术后评估、一线进展和复发。多数分布呈零膨胀，大量样本不可检测，因此支持将NGF同时作为连续非参数变量和可检测/不可检测二分类变量分析。一线治疗开始提供最大可分析亚组；术前和晚期进展/当前状态测量稀疏，仅作描述。可用性模式决定可检验问题：术后测量最适合复发相关分析，一线开始测量适合后续PFS 1L，进展期测量适合同期肿瘤标志物关联。

3.2 Phase-Aligned Associations Between NGF and Clinical or Biomarker Variables（NGF与临床或生物标志物变量的阶段对齐关联）
最强的阶段对齐信号在术后。随后复发患者NGF值高于未复发患者（中位25.5 vs. 0.0 pg/mL；rank-biserial r=0.47；名义p=0.038），但FDR校正后不显著（q=0.55）。合并所有活动性疾病NGF测量未较术后NGF明确升高，提示该信号更符合术后复发相关模式，而非泛性宏观活动性疾病标志。进展期NGF与同期CA19-9中度正相关（Spearman rho=0.45；p=0.089）；进展期NGF与PFS 1L负相关（rho=?0.39；p=0.105），一线开始NGF与PFS 1L也呈类似负相关（rho=?0.31；p=0.107）。复发期NGF与DFS负相关（rho=?0.57），但仅9例，统计不稳定。NGF与疼痛、TGFβ、PD-L1或病理PNI未见令人信服的阶段对齐关联。所有NGF阳性术后且有病理资料者均有PNI，但PNI在NGF为零者中也常见，因此关联不稳健。

3.3 NGF Positivity and Clinically Relevant Variables（NGF阳性与临床相关变量）
将NGF二分类为阳性与零后，若干关联方向一致提示更侵袭表型，但均未通过FDR校正。术后NGF阳性与较低的无复发患者比例相关（NGF阳性1/6 vs. NGF零9/13；p=0.057）。一线治疗开始NGF阳性与数值更短的PFS 1L相关（中位3.1 vs. 6.1个月；p=0.069）。一线进展时NGF阳性者进展时CA19-9显著更高（中位13,666 vs. 236；p=0.089）。

3.4 Survival Analyses（生存分析）
生存分析受NGF阳性患者少和各时点结局可用性限制。最相关信号为一线治疗开始NGF与PFS 1L：30例可评估患者中，NGF阳性与数值更高的进展风险相关，未调整Cox风险比（HR）为2.37（95% CI 0.86–6.57；log-rank p=0.084）。NGF阳性与OS无关（HR 0.61，95% CI 0.21–1.80；log-rank p=0.367）；术后NGF与OS无关，但该亚组仅2例死亡。这些HR为未调整描述性估计。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认为，循环NGF可能捕捉PDAC中选定的、时间点依赖的生物学，尤其是术后复发风险和较短一线疾病控制。结果在多重检验校正后非决定性，但临床一致且生物学可信。核心观察不是NGF在所有活动性疾病中普遍升高，而是当其与临床阶段关联解释时信号最强。可溶性介质可能反映残留显微镜下疾病、伤口愈合与间质重塑、早期神经再激活、炎症招募或治疗诱导的肿瘤微环境变化。术后NGF与复发关联最相关，但数据不能区分残留病与术后炎症、组织修复或其他宿主反应；该假说与NGF/TrkA信号、PNI、疼痛和PDAC侵袭性生长的既有关系一致。一线治疗开始NGF阳性与较短PFS数值相关，进展期NGF与CA19-9正相关，提示NGF可检测性位于进展或治疗耐药表型中，而非单纯基线预后标志。与病理PNI缺乏稳健关联应谨慎解释：PNI仅在手术亚组可得且在NGF零患者中常见，且循环NGF无法解析肿瘤-神经相互作用的空间组织或TrkA与p75^NTR/p75^NGFR信号贡献。局限包括样本量小、无外部验证、NGF可检测率低、回顾性设计导致采样时间异质性、未配对空间分析、无法识别循环NGF细胞来源、二分类局限性、选择偏倚和永生时间偏倚，且无法充分调整年龄、分期、肿瘤负荷、ECOG体能状态、治疗方案、CA19-9、镇痛暴露或炎症状态。未来应优先术后采样，将NGF作为多标志物面板一部分，与CA19-9、循环肿瘤DNA（ctDNA）、细胞外囊泡、免疫-间质蛋白、数字病理和详细PNI评估结合，并进行检测层面验证。

5. Conclusions（结论）翻译：在这项探索性PDAC液体活检队列中，循环NGF与术后复发、较短一线疾病控制和进展时较高CA19-9呈临床一致但非决定性、临床背景依赖的关联。所有结果在FDR校正后均未保持显著，支持以下假设：循环NGF在纵向并联系疾病阶段解释时可能信息量最大，而非作为泛肿瘤负荷标志物。与疼痛、PD-L1、TGFβ或病理PNI缺乏稳健关联不应解释为反对PDAC中NGF相关神经生物学，而应提醒循环生物标志物是复杂肿瘤-神经相互作用的间接且区室受限的读数。未来前瞻性研究应在预定义的围手术期和晚期疾病队列中验证NGF，纳入标准化采样窗口，并将可溶性NGF与CA19-9、ctDNA、细胞外囊泡、免疫-间质蛋白、数字病理和详细PNI评估结合。此类研究将确定NGF是否能有助于临床有用的复发风险分层或治疗耐药监测。在此类验证可用之前，这些结果应被视为支持生物学知情采样策略的假设生成证据，而非立即临床决策。未来研究还应包括检测层面验证，最好将当前血浆ELISA方法与更敏感或更具选择性的NGF平台比较，并报告检测精密度、回收率、检测/定量下限以及低于这些下限的值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