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兴经济体中金融社会化与金融福祉的关联：双阶段SEM–ANN方法研究

《Acta Psychologica》：Linking financial socialization to financial well-being: A dual-stage SEM–ANN approach in India

　　

本研究聚焦于新兴经济体印度框架下金融社会化（financial socialization）对金融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的影响，特别关注处于财务独立早期阶段的个体。该研究采用两阶段分析，数据来自对375名受访者开展的调查。首先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PLS-SEM）检验假设关系，随后使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验证研究发现并评估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金融社会化在提升金融福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父母和同伴的作用是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正式金融教育来源不可用时，强调非正式金融教育途径的重要性至关重要。ANN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结果，其中金融行为（financial behavior）是金融福祉最可靠的预测变量。本研究以两种方式对文献作出重要贡献：将金融社会化概念引入印度情境，并证明将SEM与ANN结合作为方法论的价值。鉴于样本以年轻、未婚受访者和学生为主，研究发现提供了关于财务独立早期阶段金融福祉的情境限定性证据，不应被解释为代表更广泛的成年人口。研究结果可被政策制定者、金融教育者和咨询者用于设计包容性项目，利用家庭、同伴和社区网络提升金融能力并改善福祉。

该论文由 Rachit Dwivedi 与 Pragya Singh 完成。研究背景方面，金融环境日益复杂，个体需在储蓄、借贷、投资、退休规划和日常资金管理等方面作出重要决策；金融产品、数字金融服务和投资机会增加扩大了选择，也提高了金融决策复杂性。金融福祉（financial well-being，FWB）反映个体满足财务义务、抵御财务冲击、追求财务目标并维持未来财务安全的能力，已成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关注的重点。全球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印度在性别、收入、教育和年龄群体间存在金融素养差异。已有文献多将金融态度、金融意识、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和金融社会化作为金融福祉的重要决定因素分别检验，或置于单独理论框架中，缺乏整合框架。金融社会化理论（Financial Socialization Theory）强调经验和社会影响在个体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但现有研究对金融知识、态度、行为和社会化如何共同关联金融福祉仍较分散。因此，研究人员需要在同一框架中同时考察这些维度，特别关注日益需要独立进行金融决策的年轻成人。该研究的目的是：研究金融意识、金融知识、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对金融福祉的影响，并探索社会化如何影响金融福祉。其重要性在于扩展金融社会化理论，从知识、态度和行为机制解释社会化经验到金融福祉的链条；超越单个因素对金融结果的影响，关注金融结果的发展轨迹；采用双阶段SEM–ANN方法进行解释性和预测性建模；并提供印度这一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的证据。年轻成人在向财务独立过渡时开始自主决策，但仍受先前社会化经验影响，因此是研究金融社会化与金融结果关系的重要情境。

关键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在线问卷，2025年2月15日至8月10日通过WhatsApp、Instagram、Facebook、email和LinkedIn等数字平台，以目的性和便利抽样收集印度英语问卷，最终获得375份有效样本；G*Power显示最低需257份，2025年4月以45名受访者进行预测试。分析采用双阶段SEM–ANN：第一阶段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评估测量模型、结构模型并检验假设；第二阶段用人工神经网络（ANN）补充预测，将PLS-SEM中显著预测变量作为输入神经元，90%数据训练、10%测试，运行10个网络，以平方误差和（SSE）和均方根误差（RMSE）评估，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另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共同方法偏差（CMB）。

研究结果如下。4.1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通过均值和标准差计算，结果显示受访者金融产品意识较好，政府计划意识尚可；FAW4均值最高（4.35），涉及UPI、网银和钱包等支付网关，衍生品和交易产品均值最低；金融知识平均正确率为0.71，储蓄和利率计算最高，债券与利率关系最低；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总体良好；金融社会化平均水平相对较低；金融福祉合并均值在所有构念中最高。结论是参与者总体表现出积极金融行为、态度和福祉，但金融意识相对较低，部分金融知识领域需重点提升。

4.2 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单个因素解释总方差19.95%，低于建议阈值5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4.3 模型预测相关性（Model predictive relevance）：通过决定系数和预测相关性评估，R²为0.355，Q²为0.314，说明模型对金融福祉具有中等解释力和可接受预测相关性。

4.4 测量模型：信度与效度（Measurement mode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依据信度和效度准则，所有反映型构念的Cronbach’s alpha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多在0.70至0.90之间；删除FAT3、FAT8、FSA1和FSA5后测量模型心理测量属性可接受；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均超过0.50；金融知识用六个客观题计分并作为观测变量；区分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HTMT）检验，HTMT均低于0.85；多数外载荷高于0.70，FAG4、FSA2、FSA4略低但因理论相关性和整体信效度可接受而保留；方差膨胀因子（VIF）约1.2至2.9，无严重多重共线性；标准化均方根残差（SRMR）为0.067和0.069，低于0.08，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745和0.740，低于0.90但总体模型拟合可接受。

4.5 结构模型评估与假设检验（Assessment of the structural model-hypothesis testing）：通过5000次重抽样的Bootstrap程序检验，H₁金融社会化（FSA）→金融福祉（FWB）显著支持，β=0.179；H₂金融产品意识（FAG）→FWB显著支持，β=0.249；H₃政府计划意识（FGY）→FWB不显著，β=?0.027；H₄客观金融知识（FK）→FWB不显著，β=0.047；H₅金融态度（FAT）→FWB显著支持，β=0.190；H₆金融行为（FB）→FWB显著支持，β=0.413。结论是金融行为是最强预测变量，金融态度、金融产品意识和金融社会化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政府计划意识和客观金融知识对金融福祉无显著直接影响。

4.6 人工神经网络分析（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alysis）：通过ANN补充PLS-SEM，结果显示平均训练SSE为566.58（SD=49.77），平均测试SSE为62.10（SD=12.80）；平均训练RMSE为1.30（SD=0.061），平均测试RMSE为1.25（SD=0.161），训练与测试RMSE相近，无显著过拟合，模型预测稳定。

4.7 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通过归一化重要性计算，金融行为指标FB1（93.2%）、FB3（87.5%）和FB2（80.7%）重要性最高；FAG5（51.3%）、FAT5（44.3%）、FAT1（40.5%）和FSA4（38.4%）为中等重要性；FAG2（22.3%）、FGY3（22.1%）和FSA1（26.3%）较低。结论与PLS-SEM一致，即金融行为是金融福祉最强预测因素，政府计划意识指标重要性较低。

讨论部分总结：该研究考察金融社会化、金融意识、金融知识、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如何共同关联印度年轻成人的金融福祉。结果表明金融行为是最接近且最有力的预测变量，金融态度起重要支持作用，客观金融知识和政府计划意识的直接效应弱或不显著；日常金融产品和服务意识与金融福祉正相关，但效应小于金融行为。研究认为，该情境下金融福祉较少由单纯认知知识塑造，而更多取决于社会化经验、意识和态度能否转化为具体、重复的金融实践。金融社会化显著，说明家庭成员、同伴和更广泛社会环境是后期金融福祉的积极贡献者，而非仅是背景条件；但一旦考虑金融态度和行为，社会化对金融福祉的直接影响有限。这支持过程性观点：社会化塑造价值、规范和取向，再通过预算、储蓄和负责任使用金融产品等习惯体现。客观金融知识和政府计划意识不显著并非异常，而说明知识 and 意识常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客观知识若未转化为信心、判断和行动，不直接提高金融福祉。金融产品和服务知识比事实性知识更具适用性。政府计划可能因资格、资源、自主性不足或未实际使用而不直接相关。样本以18–28岁年轻成人为主，许多是学生和未婚者，收入来源有限且脆弱，长期财务责任较少，父母对重大金融选择影响较大；因此金融健康更与短期流动性管理和支付当前义务相关，而非复杂金融规划。双阶段设计可区分解释显著性与预测重要性。理论贡献包括：整合框架；证明金融社会化有意义，并通过态度和行为路径体现；金融行为是最重要决定因素；客观知识和政府计划意识不直接显著，说明知识需转化为积极金融行动。实践贡献包括：政策制定者、教育提供者、金融机构和社区组织应通过家庭、同伴和社区网络增强积极金融态度和负责任行为；干预不能只提高意识，还需促进预算、储蓄、支出纪律和长期规划；金融产品和服务意识重要；可用于印度情境中SEBI、公司事务部及相关公共和非政府组织设计意识和能力建设项目。局限包括横断面数据只能识别关系而非长期因果；仅印度样本限制推广；样本多为年轻成人、学生和未婚者，财务独立性有限；未来应采用纵向设计、跨经济体比较、纳入年龄、婚姻、就业、性别、教育、生活阶段、收入稳定性、支出趋势、债务负担、储蓄充足性和净值等指标，并进行跨文化和家庭系统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通过分析金融社会化、金融意识、金融知识、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在新兴经济体中对金融福祉的作用，为金融福祉知识体系作出贡献。研究方法采用PLS-SEM和ANN两种技术。研究构念之间的假设关系用PLS-SEM检验，ANN作为补充，用于确定各决定因素的相对预测价值。这些方法结合更可能深入理解金融获得的解释性和预测性要素。研究揭示，金融社会化对金融福祉具有显著作用，强调父母、同伴和社会化主体在形成金融能力中的作用。同时，研究表明金融行为是金融福祉的最佳指标，其次是金融态度、金融产品和服务知识以及金融社会化。相反，客观金融知识和政府计划意识的直接效应不明显。这些结果表明，金融福祉受知识本身影响较小，更受社会学习、实践意识和金融态度转化为日常金融实践的程度影响。因此，该研究具有理论贡献，扩展了金融福祉作为社会建构和行为实施结果的知识；也在方法论上有所贡献，展示整合SEM和ANN以确认假设关系并确定金融福祉最重要预测变量的益处。重要的是，结果必须在样本人口统计和生活阶段背景下理解。受访者主要是年轻和未婚者，处于财务独立早期阶段。该情境对金融社会化尤其相关，因为在此阶段，人们的金融知识、态度和行为日益被塑造，并开始走向更高金融自主性。然而，该样本构成是研究局限，结果不能外推到更广泛人群，尤其是已进入就业、婚姻或家庭承诺并具有更高财务独立的后期生活阶段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