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Demographic, history, university and lifestyl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university student mental health: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cross five UK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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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高校心理健康“全校路径”（whole-university approach）强调，幸福感应成为高等教育各层面的战略优先事项。然而，关于大学应针对哪些方面以最大化学生幸福感，现有证据仍然有限。
目的：识别与学生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因素，为制定保护并促进
背景：高校心理健康“全校路径”（whole-university approach）强调，幸福感应成为高等教育各层面的战略优先事项。然而，关于大学应针对哪些方面以最大化学生幸福感，现有证据仍然有限。
目的：识别与学生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相关的因素，为制定保护并促进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提供证据基础。
方法：Nurture-U调查于2022至2024年间在英国五所大学开展。本研究基于该调查数据的横断面样本，评估学年开始时学生的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状况。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考察人口学因素、家族史、大学因素及生活方式变量与自报抑郁（采用患者健康问卷-9，PHQ-9）、焦虑（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GAD-7）及幸福感（采用简版华威-爱丁堡心理健康量表，SWEMWBS）之间的相对关联。
结果：共有14172名学生完成调查。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根据既定筛查阈值自报可能存在焦虑或抑郁。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较小、性别认同为女性或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疑性、间性人或无性恋（LGBTQIA+）群体以及报告有残疾者，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大学因素（如所学课程或就读大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证据极为有限。运动与自我关怀则与心理健康存在强关联。
结论：研究提供了证据，表明运动与自我关怀可能是大学在考虑全校路径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时可以着力的领域。为来自不同背景、经济条件及能力水平的学生增加采纳健康行为的机会，对支持大学生至关重要。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学生取得学业成功的重要障碍。已有研究表明，经历心理困扰的学生更不可能在学业上表现优异，或顺利进入专业岗位就业。在英国，入学时披露心理健康状况的学生比例在七年内增长了三倍。尽管这一增长可能部分归因于大学简化了披露流程，但同样有证据显示，学生心理需求的复杂性正在增加，现有支持服务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学界呼吁大学采取主动的、公共卫生导向的策略，鼓励学生优先关注自身心理健康。然而，在多样化学生群体中，究竟何种支持措施能有效保护并促进心理健康，现有证据基础仍然薄弱。
设计适宜支持措施的一大挑战在于，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具有多因素性：某些学生因其人口学特征或生活经历而面临更高的心理困扰风险，同时，大学文化、环境或学生生活方式（如物质使用）也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相关。尽管已有初步证据表明，针对特定群体的主动性福祉或支持服务可能有益，但理解大学或生活方式因素如何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可使大学调整政策或结构，为健康行为提供时间与空间，从而惠及不仅是最高风险学生，也包括更广泛的学生群体。这正是“全校路径”的核心目标，也是英国大学心理健康宪章（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Charter）框架的关键所在。然而，目前关于哪些变革可能最为有效的证据仍然稀缺。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概述
Nurture-U项目由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资助，旨在为全校路径中学生福祉的哪些要素最为有益提供证据。该调查改编自加拿大U-Flourish调查，是一项纵向研究，在连续三个学年的学期初和学期末使用标准化测量工具收集数据。本文呈现的是2022至2024年秋季学期收集的基线数据的横断面分析。研究对象来自埃克塞特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卡迪夫大学、牛津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数据收集方法包括电子邮件、线下宣传和社交媒体。研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依次纳入人口学因素（模型1）、成长史因素（模型2）、大学因素（模型3）和生活方式因素（模型4），分别考察其对抑郁（PHQ-9）、焦虑（GAD-7）和幸福感（SWEMWBS）连续量表总分的关联。缺失数据采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MICE）处理，共生成20个插补数据集，并使用鲁棒标准误和Rubin法则进行合并分析。
三、主要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
共有14172名学生同意完成调查。剔除缺失数据超过80%的1869名学生后，剩余12303名参与者中，10448人（84.9%）的缺失数据低于10%。参与者以女性（65.1%）、白人（61%）和异性恋（71.4%）为主。超过半数（56.6%）的学生有心理健康问题家族史。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报告存在中度至重度的抑郁或焦虑症状。
抑郁的关联因素
最终线性回归模型对PHQ-9总分方差的解释比例最高（R2=0.26）。人口学因素单独解释了11%的方差，加入成长史因素（+8%）和生活方式因素（+6%）后解释的方差显著增加，而大学因素仅增加0.01%。较高的抑郁得分与年龄较小、女性性别认同、双性恋、同性恋及其他性取向、性别与出生时不一致、报告残疾以及亚裔背景相关。家族心理健康史、童年期严苛对待、身体虐待、欺凌和性虐待均与较高的抑郁得分相关。国际学生抑郁得分较低，二年级及以上学生抑郁得分较高。较高频率的运动和自我关怀与较低的抑郁得分呈线性关联，而较高的咖啡因摄入、吸烟和药物使用与较高的抑郁得分相关。
焦虑的关联因素
最终线性回归模型对GAD-7总分方差的解释比例为R2=0.22。加入成长史因素（+6.7%）和生活方式因素（+4%）对解释方差的影响大于大学因素（+0.4%）。较高的焦虑得分与年龄较小、女性认同、性别多元、双性恋、同性恋及其他性取向、性别与出生时不符以及报告残疾相关。华裔背景学生较白人学生焦虑得分更低。家族心理健康史、童年期严苛对待、欺凌和性虐待与较高的焦虑得分相关。2024年开始参与调查的学生焦虑得分低于2022年的学生。工程与制造类及健康与福利类专业学生的焦虑得分低于艺术与人文学科学生。较高频率的运动和自我关怀与较低的焦虑得分相关，而较高的咖啡因摄入、吸烟和药物使用与较高的焦虑得分相关。
幸福感的关联因素
模型4对WEMWBS总分方差的解释比例为R2=0.17。人口学因素（4.8%）、成长史因素（+2.6%）和大学因素（+0.4%）对幸福感方差的解释远低于其对抑郁和焦虑的解释，而生活方式因素额外贡献了8.7%。年龄较小、女性、双性恋、同性恋、其他性取向、亚裔和残疾学生幸福感得分较低。家族心理健康史及童年期严苛对待、欺凌和性虐待与较低的幸福感相关。国际学生和健康与福利类专业学生幸福感得分较高，而信息与技术类专业学生幸福感得分较低。较高频率的运动和自我关怀与较高的幸福感相关，咖啡因摄入增加与较低的幸福感相关，较高频率的酒精使用与较高的幸福感相关，而吸烟和药物使用与较低的幸福感相关。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超过25%的学生参与者在焦虑和抑郁自评量表上得分超过标准阈值，这一比例与其他学生及同龄普通人群调查结果相当。分层回归分析显示，人口学和成长史变量与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存在强关联，这与既往文献一致。此外，运动和自我关怀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之间存在较大的效应量，而药物使用、咖啡因摄入和吸烟则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相关。
关键发现之一是，即使在控制了性别、残疾、不良童年经历和少数群体身份等既定预测因素后，生活方式因素仍与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显著相关。这对全校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支持大学不仅应加强福祉服务，还应考虑环境策略以鼓励整体福祉。然而，本研究的横断面性质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减少运动或自我关怀参与，或增加药物使用或吸烟，本身可能就是抑郁和焦虑的症状表现。
大学因素（如所学课程和就读大学）的加入提供了最少的解释力。然而，二年级及以上学生预测了较差的心理健康，这被归因于学业压力加剧和更少的支持结构。残疾在所有变量中具有最大的效应量，但研究未区分因心理健康状况而申报残疾的学生与因其他残疾而申报的学生。识别为残疾或LGBTQIA+群体始终与较差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相关。非华裔亚裔学生报告了较高的抑郁和较低的幸福感，这可能与文化适应性支持不足有关。
研究还发现，酒精使用频率与较高的幸福感和较低的可能性出现临床显著焦虑症状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发现可能反映了适度饮酒的社交益处，但也需谨慎解读。寄养经历与较好的心理健康得分之间的关联与既往发现相反，鉴于该群体规模较小（3%），这一发现应谨慎解释，可能反映了“幸存者偏差”。
研究结论指出，运动和自我关怀可能是大学在全校路径框架下可以着力的关键领域。为来自所有背景、经济条件及能力水平的学生增加采纳健康行为的机会，对支持大学生至关重要。然而，仍需更多纵向研究来探索哪些因素预测心理健康的维持或改善。
